张风丽
（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石河子大学农业现代化研究中心， 新疆石河子８３２００３）
［基金项目］石河子大学农业现代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ＮＹＸＤＨ１２０８）；自治区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ＸＪＥＤＵ０２０２１４Ｃ０６）。
［作者简介］张风丽（１９７８－），女，山东菏泽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资源经济。
［摘要］ 基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１９９７－２０１３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间的ＶＡＲ模型，利用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对二者间的关联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得出： 兵团产业结构调整与土地结构变化的关联性较弱，二者相互作用不明显。虽然二者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产业结构对用地结构的影响较显著；用地结构的变化对产业结构的调整短期内具有积极正向的作用；但该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加的速度有所减缓；产业结构调整与用地结构变动的偏离度逐步扩大；用地结构的变动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与用地结构变动受其自身因素的影响均大于来自对方作用的影响。为此应加强土地的宏观调控与产业发展政策协调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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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产业结构；用地结构；ＶＡＲ模型；脉冲响应；方差分解
一、引言
产业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和体现，随着其不断发展，土地政策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作用也日益显现，势必对产业发展产生相应的影响。实践经验表明产业发展与土地资源利用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产业的空间结构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土地利用结构，土地利用结构可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产业的发展演化，同时不同的产业结构也影响土地资源的利用结构和空间布局，进而影响土地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益［１ ］。当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在国家经济发展大背景下提出了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思路，其本质是以产业结构调整为核心，但是兵团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生态脆弱的人工绿洲之上，又肩负着屯垦戍边的重大使命，合理的土地资源利用对绿洲产业经济的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为此研究兵团产业结构调整与土地利用结构演变的动态关系，进而挖掘两者间的互动规律，以期为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及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供借鉴，为深入研究土地利用与宏观经济的关系，探索土地参与宏观调控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对在保障绿洲生态安全前提下发展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外一些学者对土地利用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有一定的基础。国外方面直接研究土地利用结构与产业发展关系的文献较少，大多是基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研究区位发展的理论中所涉及。如１８２６年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把区位因素引入到土地利用的空间配置中，初步阐明了位置级差地租的概念。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起，国外学者研究范围逐步涉及实践运用，但多采用成本法研究了产业如何进行区位的选择［２ ］。
国内对土地利用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研究起步较晚，经历了从理论探讨到定量研究两者关系的转变。一是从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的作用机制进行理论研究，如冯年华、王骅论证了产业的生产力水平和产业结构对土地利用结构与方式起决定作用［３ ］；张军涛、杨荫凯认为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对土地利用结构产生深刻影响 ［４ ］。二是结合区域结构变动情况对产业结构和用地结构关系进行定性研究，如孟媛、张凤荣等采用人均ＧＤＰ、地均产值、产值占地等指标分析北京市产业结构与土地利用结构的关系，得出产业结构调整是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主要途径，集约用地政策也是引导和约束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 ［５ ］；三是全国范围的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的相互协调关系定量研究，如张颖、王群等采用统计分析法、指数分析法和复合指标法分析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之间的关系，从一定视角揭示了两者之间存在紧密相关性并呈同步增减变化趋势 ［６ ］。四是区域范围的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间关系的定量研究，如李冠、童新华等采用相关系数法揭示出南宁市用地结构与产业结构呈明显相关性且同步协调 ［７ ］；闫红磊、孙鹏举运用信息熵、相关系数与回归分析法研究兰州土地利用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相互关系，得出二者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并提出了结构优化的建议 ［８ ］；周健运用相关系数分析法对张掖市各产业产值变化和土地利用面积变化指标进行分析，得出产业结构与土地利用面积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呈现二次函数相关关系 ［９ ］。
由上述文献可知，诸学者有着较一致观点，认为产业结构与土地利用结构存在相关关系。国内外学者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较为成熟，但对二者关系相互影响的贡献分析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全面，另外研究区域多集中于我国中东部发达地区，而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研究较少。为此，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基于ＶＡＲ模型对兵团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间关系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二、兵团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发展状况
（一）兵团产业结构动态变化
随着兵团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兵团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调整优化，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三次产业比重由１９９０年的４５．８０∶３２．１０∶２２．１调整为２０１３年的２９．０３∶４１．７６∶２９．２。从三次产业结构总的变化趋势看，第一产业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且下降幅度较大，下降了１６．７７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稳步持续上升，上升了９．６６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在曲折变动中呈缓慢上升趋势，增加了７．１个百分点。尽管非农产业比重有所上升，但第一产业比重较全国平均水平来说仍然较高，第二产业比重从２０１１年才开始稳定上升并保持超过第一产业的趋势，第三产业从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２年反而呈现下降趋势，直到２０１３年开始有上升的趋向。从产业内部结构变动趋势看，第一产业内部结构有所改观，农、林、牧、渔及其服务业的比例为７８．７５∶１．２２∶１３．７７∶０．５１∶５．７５，但农业占主要地位的格局仍旧保持；第二产业中，工业占比为２８．５％，其中重工业占工业的６３．８％，主要依托农产品资源、矿产资源和能源资源等来发展。综上分析得出，兵团的产业结构与全国同期水平存在很大差距。
（二）土地利用结构动态变化
根据土地利用统计和变更资料，２０１３年兵团土地总面积７０５．７９万公顷，其中农用地４３０．３２万公顷，占６０．９７％；建设用地２７．１０万公顷，占３．８４％；未利用地２４８．３７万公顷，占３５．１９％。在２０１３年兵团农用地内部结构中，各用地类型占农用地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耕地２８．９３％、园地３．４８％、林地２１．２９％、牧草地４０．０２％、其他农用地６．２９％。其中牧草地面积较大，园地面积最小。在兵团建设用地的内部结构中，各用地类型占建设用地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居民点及工矿用地５４．６３％、交通运输用地４．６７％、水利设施用地４０．７１％，可见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随着兵团经济发展以及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提高，各类用地面积发生了很大变动， 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１３年，兵团建设用地和农用地面积都呈增长趋势。１６年期间建设用地面积共增长了６．８１万公顷，年均增长０．４３万公顷，年均增长率为２．１％，其中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增长面积加大，占总增长面积的６５．２６％，交通运输用地增长速度最快，为９４．３４％。农用地面积共增长了２８．５８万公顷，年均增长１．７７万公顷，年均增长率为０．４４％。
三、模型设定
ＶＡＲ模型提供了一种让数据决定模型动态结构的手段，常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该模型描述在同一样本期间内的ｎ个变量（内生变量）可以作为它们过去值的线性函数，即通过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该模型的分析方法是基于数据的平稳性检验、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最优滞后期的选择、脉冲响应分析、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以及方差分解等一系列步骤完成。ＶＡＲ模型的一般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ｙｔ是ｋ维内生变量列向量，ｘｔ 是ｄ维外生变量列向量，ｐ是滞后阶数，ｔ是样本个数。ｋ*ｋ 维矩阵Φ１，…，Φｐ和 ｋ*ｄ维矩阵Ｈ是待估计的系数矩阵。εｔ 是ｋ维扰动列向量，它们相互之间可以同期相关，但不与自己的滞后值相关且不与等式右边的变量相关。
四、变量选取及数据统计
（一）变量选取
衡量结构变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是结构变化率，因每年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都在不同程度的发生变化，二者的变化存在一定的联系，为深入分析二者的相互关系，采用结构变化率和偏差系数来研究。利用偏差系数判断两者的结构差距，以此反映结构间的不对称状态，偏差系数越大，表明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的差距越大，两者愈不对称协调，土地利用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效益愈低下，反之亦然。偏差系数为二者结构变化率之差的绝对值，结构变化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１）
公式中Ｄｉ为结构变化率，是衡量结构变化程度的重要指标，Ｇ０为基期结构，Ｇｉ为ｔ期结构，ｎ为类型的数量。
（二）数据来源及统计分类
本文中数据涉及产业经济和土地利用两大类别，主要依据历年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鉴》和历年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报告整理所得。为满足模型设计需要，需将土地利用结构转换为产业用地结构，构建与产业分类相匹配的土地利用类型分类体系。参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和三次产业分类法，借鉴相关研究结果，对区域土地利用按产业进行划分。即把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和其他农用地归为第一产业用地，将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和水库水面归为第二产业用地，将交通用地和水利设施用地等归为第三产业用地，未利用地归为后备产业用地。
（三）兵团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的偏差分析
根据公式（１）分别计算历年总的产业结构和用地结构的变化程度及各产业的偏差系数，继而应用偏差系数对两者结构差异加以分析。计算结果如表１所示。从偏差系数来看，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间的偏差总体呈上升趋势，从１９９７年的０．０３５７上升到２０１３年的０．０６６９，且产业结构的调整快于用地结构变动。从各产业的偏差中看出，第一、二产业呈逐步上升趋势，其中第二产业变化幅度相对较大，主要与兵团加强工业化发展尤其是近年来提出的“三化”（即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强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有关，在提出走新型工业化以来加大了对工业的重视程度，工业的发展步伐加快，但却忽略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占ＧＤＰ比重由１９９５年的２７．７４％上升到２０１３年的２９．２％，在２００１年以前得到稍快发展，之后恰逢新型工业化发展时期，反而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用地结构变动也较小，因而使得第三产业的偏差呈现缩小趋势。
五、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在构建ＶＡＲ模型前要先进行数据序列的平稳性检验，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是以平稳序列数据为基础的，因此需要对所研究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Ｘ表示用地结构变化率；Ｙ表示产业结构变化率，△Ｘ、△Ｙ为相应的一阶差分序列。
（一）变量的单位根与协整检验
运用Ｅｖｉｅｗｓ６．０，首先对各序列采用ＡＤＦ检验，结果如表２所示。从表２中可以看出，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产业结构变动指标（Ｙ）与用地结构变动指标（Ｘ）两个序列均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而经过一阶差分后，△Ｙ、△Ｘ的统计量各为－９．２８７３和－３．５３５４，均在α＝５％临界值以内，也即两序列在α＝５％水平下是一阶单整平稳序列，即，Ｙ－Ｉ（１），Ｘ－Ｉ（１）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
采用最大特征根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进行检验，结果见表３。检验结果显示，对于零假设情况，迹统计量为１４．８８５９，大于５％显著水平下的１２．３２０９，最大特征根统计量１４．５８５３＞１１．２２４８，所以拒绝原假设，结果均表明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序列Ｙ与Ｘ存在一个协整方程。对于存在１个协整假设情况，迹统计量０．３００６＜４．１２９９，说明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原假设，即两变量间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从而表明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二）格兰杰（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检验
上述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构成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由于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与滞后期的长度有关，分别选取１－５期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４所示。首先考虑产业结构变化是否是引起用地结构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当滞后阶数为５期时，Ｐ值为０．０４５，小于０．０５，拒绝原假设，在１－４期时，Ｐ值均大于０．０５，也即在５期时产业结构变化是用地结构变化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可见兵团产业结构演变促进了用地结构的变动，只是这种变化的影响存在５期的滞后反映，产业结构变化先于用地结构变化，主要是由于目前在国家节能减排大的背景和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形势下，兵团产业的发展方式也逐步在向集约型转变，资源利用率也有所提高；从１－５期的滞后期情况看，其Ｐ值均大于０．０５，则接受原假设，也就是说用地结构变化不是产业结构变化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说明兵团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意味着土地对产业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尚未得到发挥。这种结论与诸多学者的研究有所差异，这与兵团特殊的行政体制有一定的关联，兵团属于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织，其经济运行方式源自于计划经济，行政指令性较强，这种行政指令式的经济调节会使产业结构的调整与用地结构变动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有偏差。
（三）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分析能够直观反映两变量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及效应。选取１９９７－２０１３年的产业结构变化率与产业用地变化率的数据建立二者间ＶＡＲ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见图１。在图１中，横轴代表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考察期为１０期，纵轴表示各变量对冲击的响应程度；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正负（＋／－）两个标准差偏离带。图１（ａ）表示产业结构变化对用地结构变化的响应函数时间路径，当在本期给用地结构变化实施一个正冲击后，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在不同时期有所差异，在当期产业结构变化率则不受影响，表明用地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在第２期处于优化状态，但优化程度处于递减趋势，到第３期则呈现恶化状态，处于最低点，随后第４期后的冲击作用又由负转正，但用地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提升力度非常小，长期来看几乎接近于０，也就是说短期内用地结构对产业结构会有显著的影响，但长期看这种作用变得越来越不显著，表明前期的用地结构变化对后期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的适应能力减弱；图１（ｂ）表示用地结构变化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响应时间路径，当在本期给产业结构变化率实施一个正冲击后，用地结构变化率围绕零值点上下震荡，在第１期就有较大反应，用地结构变化率在前３期也处于优化态势，第４、５期则处于恶化状态，第６、７期又是提升状态，第８期又回到不利态势，这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用地结构的变化比较显著，而到第８期之后前期的产业结构调整可能对后期用地结构变化产生的影响不是很突出。从二者的相互脉冲响应情况看，短期内的动态响应较为显著，长期内二者的响应相对较弱，用地结构变动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冲击效果要强于产业结构调整对用地结构变动的冲击效果。因为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资金的支持，兵团主要是农业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其地理环境使其极易受到自然灾害等影响，以及工业的发展又多以资源或原材料的初加工为主，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需要大量资金，但资金处于短缺状态，为此制约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
（四）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率，进而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表５给出了产业结构对用地结构的方差分解结果，从中看出兵团产业结构调整其自身的贡献率占到９５％以上，意味着如果当期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效果较好，则未来期其优化升级的步伐就会更快；兵团用地结构的变化对产业结构变化的贡献较小，贡献最大时才达到２．５５％，但数据表明用地结构的变化对产业结构的变化率是积极的正向作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此作用也在慢慢增加，这与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的结论是一致的。从兵团用地结构的方差分解结果可知，用地结构的变化除了自身的贡献外，产业结构变化的贡献率也是一种正向作用，这种贡献基本维持在２２％左右，最大时达到２４．８８。这就说明产业结构对用地结构的支持作用要比用地结构对产业结构的支持作用显著。
六、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建立产业结构调整指标和用地结构变化指标，利用偏差系数初步分析二者间的结构关系，并进一步利用结构变化率进行ＡＤＦ单位根检验和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然后基于ＶＡＲ模型，进行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分析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之间的影响程度和持续时间，及确定两者的方差贡献程度，得出如下结论：
１． 兵团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之间的偏离程度在逐步增加。兵团用地结构的调整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二者间的结构调整不同步；同时各产业间的偏差变化也有差异，除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较为协调，第一、二产的状况与总体状态趋同。
２． 兵团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兵团产业结构演变促进了用地结构的变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会使用地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动，促进用地结构的进一步合理化，但这种促进作用相对较缓慢，存在５期的滞后反映。另外，产业结构受到冲击后的反应要快于用地结构所受冲击后的反应，二者结构变化更多的是短期内较显著，长期来看土地资源利用还不能反作用于产业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作为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最主要方式——产业间的供地调整，尚未体现出调控引发的产业结构变化。
３． 兵团产业结构调整与用地结构变动受其自身因素的影响均大于来自对方作用的影响。也即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其产业发展自身原因的影响，而由于用地结构变动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同样用地结构的变动受其自身因素的影响要大于产业结构调整对其的影响，但是且随时间的推移，两变量受自身的影响将逐渐弱化，来自对方影响的力度逐步增强，二者间关系有向协调同步的势头趋近。若土地利用结构合理化便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反之若土地资源利用不当，结构不合理也可能阻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约束因子。
（二）主要建议
１． 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制定符合兵团区情的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针对兵团这种特殊体制，因对其产业经济发展和用地状况的政府调控力度依旧较大，为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其科学合理调整产业政策，合理布局产业发展，科学选择主导产业，进而促进土地合理利用。如依据兵团的区域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尤其体现在第一产业方面，应加强对该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业，合理调整种植业结构，确定合理的粮经饲用地比例；加快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与产业转型，可通过产业链延伸、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行业技术水平，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２． 发挥土地政策尤其供应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作用。兵团经济属于绿洲经济，其产业发展受到自然环境的约束，且第二产业大多属于资源依赖型，建议建立科学的土地管理制度，加强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如通过科学的土地供应政策和价格政策，对高附加值产业以及循环产业等给予支持，鼓励产业集约式发展，而对高消耗产业则予以适当限制；同时，以土地集约利用政策参与经济宏观调控，转变相应产业用地方式，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促进土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统一。两者只有形成良好的互动，才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用地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双重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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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胡宜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