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花 邓大松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 文章利用湖南省４县（市、区）５８６位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参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展开实证研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表明：农民是否参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受到年龄、家中是否有６０岁以上老人等多个变量的影响，而农户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是否与儿女一起居住以及收入水平，家中承包的土地数量等变量对农民的参保行为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前者与后者有一定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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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行为；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作者简介］刘元花（１９９０－），女，湖南耒阳人，武汉大学社会保障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保障；邓大松（１９４９－），男，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社会保障理论与政。
一、引言
根据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务院从２００９年起正式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试点，计划到２０２０年前基本实现全覆盖，标志着我国向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目标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新农保制度的推广速度超越了政策实施预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在本次实地调研中发现，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有一部分农民没有参保，绝大多数农民选择的投保档次较低，农民对制度预期的满意度普遍不高等等。可见，制度实施并没有达到最理想的效果。因此，在目前制度并不完善的背景下探讨农村居民对新农保的认知程度，参保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全面了解与衡量新农保实施的效果及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进一步完善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农保实施以来，学者们给予了较多关注，相关研究成果日益增加。在新农保农民参保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主要从个体、家庭、村庄社区、政策及政府等不同层面，探讨了影响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因素。一是个体因素，主要涉及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等农民特征 ［１－３ ］；二是家庭因素，主要包括子女个数、家庭经济状况、农户承包耕地面积等因素 ［１ ］ ［４ ］ ［５ ］；三是村庄、社区因素 ［６ ］ ［７ ］ ［８ ］；四是政策因素，主要是指政策设计、政策宣传、农民对政策预期以及对政府的认同 ［２ ］ ［５ ］ ［９ ］。但是，现有文献资料在探讨影响农户参与新农保行为的主要因素时，对于农户家庭收入这一因素是否对农户参保存在影响上有很大的分歧，例如，黄阳涛调查分析发现，家庭年均纯收入与农民的参保选择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家庭年均纯收入每提高一个层次，选择参保的概率就增加６３．５％ ［４ ］。但是，王永礼等研究发现家庭人均收入以及子女个数对实际参保行为没有影响，而人均耕地与农民参保率显著呈正相关 ［１ ］。
上述文献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认为，不同的研究结论可能由于数据来源差异以及研究的侧重点不同造成的。本研究根据被调查地点的实际情况，尽量把可能的影响因素都考虑进来，对新农保农户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较全面的考查，希望能为政府有关部门完善新农保制度、提高农民参保率提供参考。
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４年７月和２０１５年１月笔者和所在团队成员在湖南省长沙县、湘潭市、耒阳市、衡山县的实地调查。之所以选择这４个市、县作为调研地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原因：一是综合考虑到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新农保发展的状况，大体而言，长沙市和湘潭市的经济水平相对较高，新农保的普及面较广，而耒阳市和衡山县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新农保的普及面也较窄，因此，选取这４个地区可以较好地兼顾新农保实施状况的不同特点，有利于全面开展农民参加新农保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二是４个地区均为团队成员家乡所在地，更有利于调研活动的开展。
调查采用偶遇式入户问卷调查与重点对象结构访问相结合方式，共发放调查问卷６００份，实际回收５８６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９７．７％。问卷调查内容主要涉及４个方面：一是农民的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自评健康状况等；二是农民的家庭特征，包括农民所在家庭年收入、子女数量、家中是否有６０岁以上老人以及家庭承包土地数量等；三是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了解程度；四是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是指周围的邻居是否参保。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本文反映农民参保行为影响因素的数据主要是以分类数据为主的离散数据，而分析离散选择问题时，采用概率模型是理想的估计方法，本文因变量只涉及两类离散数值，在研究过程中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是有效的估计方法，由于因变量农户参与行为是一个二分变量，即农户参保时用“１”表示，反之用“０”表示，因而选择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最为理想。
假设因变量的发生概率为ｐ，则回归模型的表达式为：
ｌｏｇｉｔ（ｐ） ＝ ｌｎ（ｐ／１－ｐ） ＝ａ＋ ｂ１ｘ１＋ ｂ２ｘ２＋ ｂ３ｘ３＋ ｂ４ｘ４＋ ｂ５ｘ５＋ ｂ６ｘ６＋ ｂ７ｘ７＋ ｂ８ｘ８＋ ｂ９ｘ９＋ ｂ１０ｘ１０＋ ｂ１１ｘ１１（其中ａ是常数项，ｘ１、ｘ２、ｘ３、ｘ４，…，ｘ１１是本文所分析的自变量，ｂｉ是系数，ｉ＝１，２，…，１１）
本文把“农民的参与行为”作为被解释变量，赋值为：未参保＝０，参保＝１，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选取了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农民对新农保的了解等方面的相关变量，作为研究农民的参与行为的解释变量。具体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自评健康状况、是否与儿女一起居住、自评家庭年收入、子女数量、家中是否有６０岁以上老人、承包土地数量、对新制度的了解程度、邻居是否参保，各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１所示。具体假设如下：
１． 农民个体特征对农民参保行为有影响。（１）从性别的角度看，一般来说，男性的创收能力强于女性，也愿意接受新事物，女性则更倾向于依靠传统的家庭养老，所以男性有更高的参保率 ［１０ ］；（２）农民的年龄与参保意愿成正相关，即年龄越大，养老的需求越迫切，从而越倾向于参加新农保；（３）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与农民的参保行为正相关，一般而言，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养老风险意识较强，易于理解新农保制度，因而更易于接受这一新型养老方式，参保倾向较强；（４）农民的身体健康状况与农民的参保行为负相关，身体健康状况差的农民，依靠自身养老的能力较弱，因而更需要靠社会保险防范未来的养老风险；（５）农民是否与儿女一起居住对其参保可能有影响。
２． 农民家庭特征对农民参保行为有影响。（１）家庭年均收入与农民的参保行为正相关，家庭年均纯收入越高，农民越有能力缴费参保；（２）子女数量与农民的参保行为呈负相关，一般来说，子女较多所能提供的家庭养老保障相应较高，因而对其他养老保障的依赖强度相应也越低；（３）家中是否有６０ 岁以上老人与农民的参保行为正相关，一般而言，对于家中有６０周岁以上老人的村民来说， 为了让自己的父母能领到基础养老金，参保意愿较强，对于家中没有６０ 周岁以上老人的村民来说， 他们觉得自己同样也缴费了， 但是眼下距离领取养老金时日较长，再加之担心政策会变， 可能选择不参保；（４）家中承包土地数量与参保行为负相关，即家庭承包土地越多，土地保障功能相对较强，因而对其他养老保障的参与意愿相对较低。
３． 对新农保制度的了解影响农民参保行为且呈正相关。一般来说，农民越了解新农保制度和政策就越倾向于参保。
４． 邻居是否参保对农民参保行为有影响。一般而言，农民的总体文化水平、自主意识和决策水平不太高，从众心理和邻里效应特别突出。因此，邻居是否参保将会影响他们的参保行为。
三、样本描述与回归分析
（一）样本基本特征
１．个体特征。在全部调研对象中，男性占４４．７１％，女性占５５．２９％，基本符合实际的人口学特征；４５－６０岁的被调查者最多，比重为４１．３０％，其次为３０－４５岁（３０．７２％）和６０岁以上（２１．１６％），最后为３０岁以下（６．８２％）；５１．８８％的为初中文化水平，小学、高中或中专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分别为２５．２６％、１６．０４％，没上学及大专以上的被调查者只占很小的比例，分别为２．７３％和４．１０％；被调查者对身体状况自评较好，其中７２．３５％的调查对象认为自身的身体状况良好，２７．６５％的认为身体状况不好；拥有子女的被访者中选择与儿女居住在一起的占到８２．９４％，而其中表示未与儿女居住在一起的主要出现在６０岁以上受访者中，这一比例达到１２．２９％。
２． 家庭特征。被访者自评家庭收入为中等的比重最大，高达６５．５３％，而自认为家庭收入较高、偏低和很低的比例相对而言较小，分别为１６．７２％、６．４８％以及０．６８％，总体而言，被访者所在家庭的经济状况处于中上水平，有能力参加新农保；农户家庭子女数量为１个和２个的所占比例之和达到７０．３１％，而拥有３个以上子女的家庭仅占１６．７２％，可见，农村家庭规模趋向于由中型家庭转向小型家庭；家中有６０岁以上老人的被访者所占比例为６５．８７％，而表示没有的比例仅为３４．１３％；５８．３６％的农户所在家庭承包的土地数量为１－４亩，没有承包土地的所占比重达到３２．７６％，而承包土地数量为４亩以上的家庭仅占８．８８％，这反映了土地在农村家庭中保障功能的逐渐弱化。
３． 其他方面的特征。被访者中对新农保制度表示比较清楚和不清楚所占的比例分别为５９．０４％和３３．７９％，而表示很清楚所占的比例仅为７．１７％；８４．９８％的被访者表示邻居已参保，而表示邻居未参保所占的比例则为１５．０２％。
（二）数据结果分析
根据前文所述估计方法，运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数据处理，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２所示。表２中，Ｂ代表回归系数，反映了自变量对事件发生概率的影响方向，Ｅｘｐ（Ｂ）代表发生比率，表示自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时事件发生比的变化。
从模型的对数似然值、类Ｒ２等指标可以看出，该回归模型显著，模型整体效果良好。各变量影响情况具体分析如下：
１． 个体特征。（１）年龄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农民参保有影响。其回归系数和标准化回归系数均为正值，说明不同的年龄阶段影响农民的参保行为，而且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发生比率为１．２０９，由此可知，年龄较大者的参保比率是年龄较小者的１．２０９倍，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的养老意识增强，对“新农保”的关注度较之于年轻人会更高，可能更容易参保。（２）性别、受教育程度及身体健康状况对农民参保行为的影响都不显著，与原假设不一致，原因可能是，新农保尚处于试点推广阶段，尚未形成一套完善而成熟的体系，不论男女以及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如何，对新农保都持观望的态度，因此，农民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并不影响农户的参保行为；现行新农保制度的待遇水平较低，对参保农民因身体状况不佳而产生的就医费用方面的补偿作用甚微，农民并不会基于身体状况而选择是否参保。
２． 家庭特征。（１）家中是否有６０岁以上老人在１％显著水平上对农户的参保行为有影响，且回归系数符号为正，说明家中有６０岁以上老人的农户参保的可能性要大，这与我们的假设相符合。这是因为，新农保政策规定已年满６０周岁的农民不用缴费，可以直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但其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应当参保缴费。而这条原则性规定在许多地方演变成了“家庭成员捆绑缴费”的强制性措施，子女不参保，父母就不能领取国家的基础养老金，因此许多参保者都是抱着替父母亲养老的心态而被强制参保 ［１１ ］。可见，这一规定在制度实施初期有利于扩大新农保覆盖面、提高参保率。（２）是否与儿女一起居住以及子女数量对农民参保行为的影响都不显著。这可能的解释是，由于现行新农保的待遇相当低，较低的养老金不足以替代家庭以及子女的养老保障，因此，在农民考虑是否参保时，并未将其作为子女养老保障的一种替代。（３）家庭年收入对实际参保行为没有影响。这可能的解释是，最低１００元／年的缴费水平，对于绝大多数农民而言并不构成实质性的负担，农民家庭收入并不是影响其参保与否的关键因素。（４）家庭承包土地数量对农民的参保行为也没有显著影响，这与前面的假设不符，可能的解释是，由于现行农村土地养老保障功能已逐渐弱化，因此，其对农民参保行为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３． 农民对新农保的了解程度。农民对新农保的了解程度在１％显著水平上对其参保行为产生影响，且估计系数符号为正，即农民对新农保的了解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完全自愿参与该项政策。从回收的问卷看，在回答“您对新农保的了解程度”这一问题时，选择“比较了解”这一选项的村民几乎全部参保，而选择“不是很了解”的村民参保率仅为２０．４８％，这与模型估计结果相符。
４． 邻居是否参保。邻居是否参保对农民参保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回归系数为正，说明邻居参保的农户其参保的可能性较大，可能是由于农民的总体文化水平、自主意识和决策水平不太高，从众心理和邻里效应特别突出所致。
四、政策建议
（一）完善激励机制，增强新农保对中青年农民的吸引力
研究结果显示：年龄越大的农民参保率越高，中青年农民由于年龄相对较小，距离领取养老金待遇时限较长，参保率较低。因此，很有必要增强新农保对这部分中青年农民的吸引力，促使其参保。应建立缴费年限与缴费的财政补贴之间的动态激励机制，对缴费期限长的农民加大缴费补贴力度，鼓励农民延长缴费年限，从而吸引更多中青年农民提前参保。
（二） 认真贯彻落实“捆绑式”缴费制度
研究表明，家中有６０岁以上老人的农民对新农保的参与度较高，这说明当前新农保特有的“捆绑式”缴费制度在初期还是有利于扩大新农保的覆盖面。然而，从长远来看，在新农保“捆绑式”缴费制度的背景下，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更多向农民讲解参与新农保对于自身的益处，让他们明确现行缴费是在为自己以后积累养老金，自己才是最终的受益者，至于父母亲们的基础养老金并不会挤占他们所缴纳的保险费，这样让农民知道自身的益处所在，因而，更多的农民就会自觉参保。
（三）加大宣传力度，扩大新农保政策效果
此外，农民对新农保的了解度也是影响其参保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为了提高新农保的整体参保率，应进一步完善宣传方式，加大宣传力度，以提高农民对新农保的了解度，具体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做起：第一，定期举办有关新农保政策的知识讲座活动，并组织村干部，社保机构人员以及大学生村官入户讲解新农保政策，解答农民的疑惑；第二，实现宣传的广覆盖，充分利用标语、广播、手册等形式广泛开展政策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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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亚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