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洪其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30所高校公布了2012年“三公”经费。其中，浙江大学最高，达1107.8万元，广东体育学院为零。2013年1月，公益人士雷闯向全国113所高校提交信息公开申请。结果，有11所高校经申请而公开，有19所高校未经申请而公开，华东理工大学、西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4所高校在回复中明确拒绝公开“三公”经费。
我国高校多数为公办性质，运行经费中相当一部分为财政拨款。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高校作为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应当公开，具体办法由教育部参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制定。
2010年4月，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规定“学校经费来源、年度经费预算决算方案，财政性资金、受捐赠财产的使用与管理情况，仪器设备、图书、药品等物资设备采购和重大基建工程的招投标”等，属于高校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2012年和2013年，教育部先后两次下发通知，明确了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的具体事项，包括主动公开的内容、依申请公开、督查考核、责任追究等。以上法规和规章是高校履行财务信息公开职能的依据，也是社会对高校财务信息公开工作进行监督的依据。
与党政机关“三公”经费的情况相类似，高校“三公”经费是高校财务信息中最受社会关注的部分，也是最容易产生“潜规则”、挥霍浪费甚至腐败交易的环节之一。“三公”公开在预算公开中具有特别意义。同样，高校“三公”公开在高校财务信息公开中具有特别意义。社会各界对高校“三公”公开也最为关注。雷闯向全国100多所高校申请公开“三公”经费，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公众对高校“三公”经费的高度瞩目。
从雷闯向高校提出信息公开申请及获得回复的情况看，目前，高校“三公”经费公开有两个特点：一是高校对“三公”公开问题认识不同，具体表现也大不相同。一些高校未经申请而公开，表现了相当的主动性、自觉性；一些高校经申请而公开，尽管不够主动，却也并未推脱；至于四所高校明确拒绝“三公”经费公开，无非表明他们对相关法规政策的无知或无畏。二是高校“三公”经费公开缺乏明确、统一的标准。那些即便愿意公开“三公”经费的高校，其具体举措也有所不同。有的高校只公布“三公”经费中财政拨款的部分，自收自支、社会捐助的部分不予公开。有的高校将“三公”经费中学校自收自支和社会捐助的部分也一并公开，因此，“三公”经费总额较大。有的高校将应对上级单位检查、评估的费用以及邀请专家学者举办讲座、进行调研等学术性经费全部纳入公务接待，导致公务接待费用居高不下，使之在高校“三公”经费中占比最大。
上述两个特点表明高校“三公”经费公开的进度、口径、程度和问责等缺乏刚性约束，为一些高校赋予了很大的自主权，对于什么时候公开、以什么形式公开甚至某一年要不要公开等问题，很大程度上都由高校自行决定。有的高校甚至将自行决定是否公开“三公”经费视为一种自主办学的权利，以此拒绝主管部门的规范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同时，明确、统一标准的缺乏，对不同高校公开“三公”经费的工作也难以进行客观、科学的评价。比如浙江大学公开的“三公”经费，在30所已公布“三公”经费的高校中数额最大，这是否一定表明该校在“三公”经费上管理混乱、花钱大手大脚呢？显然不能。而广东体育学院2012年“三公”经费为零，这是否表明该校严控“三公”消费卓有成效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总结高校财务信息公开工作的基础上，高校“三公”经费公开迫切需要制定明确、统一的标准，使各级、各类高校有规可依、有章可循，形成操作规范、富于激励、刚性约束、严格问责的工作机制。这既有利于深入推进高校“三公”经费公开工作，带动和完善高校财务信息全面公开，也有利于进一步推动高校制度改革，为社会公众参与、监督高校工作创造更好的条件。
航班正点率不是数字游戏
中国民用航空局以“撤轮档”作为新的标准统计航班起飞正点率，将在2014年择机实施。一直以来，我国民航采用的正点起飞标准是“关舱门”，即只要航班按照机票上的时间关闭舱门，旅客被按时关进飞机，就算“正点”。而新标准中的“撤轮档”，意为飞机撤掉轮档后即可启动发动机滑行。此时，不仅旅客登机完毕、飞机舱门关闭，而且机场已将行李装上飞机，空管发出了飞机滑行到跑道上等待起飞的指令。
在过去“关舱门”的标准下，飞机何时才能起飞、旅客要在机舱里等多久以及飞机何时到达目的地，都不会被统计人员关心。这就是为什么航班晚点那么普遍、那么严重而有关部门统计出来的航班正点率却高得离谱并声称在国际上处于中上等水平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很多航班明明要等很久才能起飞却还要急切地安排登机把旅客关在机舱里受罪的缘故。
相对于“关舱门”，“撤轮档”距离起飞时间近一些，统计出来的正点率真实一些，算是一个进步。但是，这个进步是有限的。“撤轮档”后飞机固然可以滑行，但有时候飞机滑着滑着还得停下来等待。所以，如果新标准实施后还是一味追求名义上的正点率，将有更多飞机先滑行、再等待。这与现行标准下很多飞机先等待、再滑行没有任何本质区别。不论是“关舱门”还是“撤轮档”，如果统计出来的航班正点率都是虚高的，那么，统计出来的数据都是泡沫数据，没有任何意义。
此外，既然有了航班正点起飞统计新标准，那么，航班晚点赔偿也该有个新标准。唯有常态化、制度化的晚点赔偿，才能“倒逼”航空公司、机场、空管提高服务质量，提高航班正点率；否则，无论以“关舱门”还是以“撤轮档”为标准，航班正点率都与旅客无关，不过是自娱自乐的数字游戏。
（《新闻晚报》晏扬）
节约粮食才有底气拒绝转基因
有关转基因安全的争论，一再把有关部门推上风口浪尖。由于转基因大豆和玉米进口量不断增加，一些“反转”人士激烈指责农业部。而专家学者认为，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和玉米是保障中国粮食供应的必然选择。
在2003~ 2011年间，我国粮食生产累计增长33%，而同期消费累计增长41%。所以，国家不得不扩大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的进口量，以满足不断高涨的“刚需”。如果停止，则中短期内必然出现一定范围的供应短缺、价格飞涨、抢购囤积等现象。那么，中国还有无其他选择？所谓的“刚需”，真实度有多少？
中国人均每天的卡路里供应量近年来不断攀升，到2009年已高达3036大卡，远超日本人均每天2723大卡。但据估计，中国普通成年人每天的需要量女性约2000大卡，男性约2500大卡，中重体力劳动者约2800大卡。可见，供应已绰绰有余。而人均每日肉类蛋白质供应量，中国在1997年赶上了日本，到2009年已经超过日本20%左右。
所谓对农产品的“刚需”，不是基于健康营养的标准，而是盲目学习肉蛋奶油越多越好的美国饮食习惯而产生的“刚需”。这不但给农业带来过大压力，消费者也为此付出健康的代价。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日本人均寿命全球第一，远好于排名第33的美国，日本人较合理的膳食结构毫无疑问是一大因素。所以，无论从个人健康还是从农业角度来看，中国农产品必须从数量增涨转移到质量保障和提高。
除过量消费外，中国粮食浪费也同样惊人。中国每年浪费的食品价值超过2000亿元，可提供约2亿人的口粮。只有当浪费减少一半、需求减少到适量，我们才有底气对国内外食品生产者提出减少农药使用量、不要转基因等更高质量的要求。
（《环球时报》文佳筠，国际非营利性智库“第三世界网络”咨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