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检察官春节回乡时基于法律的思考
文／尹伟
春节的喧嚣和繁华已落下帷幕，留下的一些记忆碎片却存入脑海。
农村那些得到的和失去的
“离家的路千万条，回家的路只有一条。”这是我到家当天晚上写下的一句话。伴随着浓烈的乡情，我开始满怀虔诚地重温家乡的感觉，用双脚丈量那些曾经熟悉的乡间小路，试图唤回儿时的记忆。
走了一段路之后，我就想折回家里。不为别的，只是不想再看下去。我越往前走，这种感觉就越发强烈。如此表达，似乎有些夸张，甚至有些虚假。但事实的确如此，无法掩饰。那昔日蜿蜒的田间路竟变成了规则的狭窄水泥小道，看上去并不怎么实用。而且，那水泥的生硬、冰冷与山水田园的自然风光毫不相称，同地里的庄稼比起来更是大煞风景。还好，尽管十分无奈，我尚感到慰藉的是，那些离公路比较远的田地没有遭受如此“厄运”。
我比较念旧，总希望美好的东西能永存，不是在记忆里，而是在现实中。可是，这样的心态不太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最贴切的说法莫过于电影《喋血双雄》中的那句经典台词：“这个世界变了，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因为我们太念旧。”
家乡的那些老房子差不多都拆完了，修了新房。整个乡村，越来越有城市的味道了。这些年，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老百姓从中受益不少。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讲，也许村民失去更多。那是情感上的东西，无法与“实惠”挂钩，无法与“利益”换算。
“三农问题”一直被视为农村改革的重点。然而，就目前看来，改革是滞后的。自2000年李昌平在上书朱镕基总理的信中写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已时隔12年，但很多问题依然如故。当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需要时间，不能苛求。然而，这并不能成为停滞改革的理由，更不能为存在的问题找借口。如今，农村留下的都是老人和儿童，青壮年基本上都外出打工去了。在他们看来，在家务农是一点儿都不划算的。如果遇上自然灾害，就更是倒了大霉。很多田地，荒的荒、弃的弃，毫无生机。由此带来的农民工问题、农民工子女问题以及农村选举问题，亟待解决。
拿农村选举来说，很多人根本没弄明白选票以及选举的意义何在，尽管他们每次都以选民的身份拿着选票参与选举。还有村委会的财政问题，其透明度令人质疑，其中的“腐化”肯定是有的，到底有多严重，让人担忧。有的村民甚至对村委会委员破口大骂。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得图变，就得改革。
农村的教育问题也颇令人担忧。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资金投入，各省市也提高了对农村教育设施的扶持力度，包括师资方面。按理说，农村教育应该越来越繁荣才对。可是，我却注意到有一个观念在人们的心中悄然发生了转变。那就是，从以前的花高价（当地俗称“利价”）供子女到县城里读中学，到现在的宁可让其外出打工或者就读乡镇中学，也不愿花高价去县里。还是那个道理，他们认为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甚至不是正相关。他们也并不认为现在的乡镇中学就比原来的好。当这种观念在农村成为共识时，我们就不能不反思农村的教育问题了。
法律被村民误读
与乡土的变化相比，乡情的变化似乎更让人难以琢磨。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生活的需要，村民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人们频繁交往的支点，似乎总是利益，好像个个都成了理性的“经济人”。然而，过度的“经济理性”往往会侵蚀人性中一些美好的品质。
一般而言，村民们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的方式和态度还是比较理性的。他们的说理途径是这样的：双方协商一第三人调解一村委会调解一诉诸法律。
需要说明的是，在具体的操作中，大家并非按照上述程序一步步来。如有的人就直接诉诸法律。显然，从上述说理途径可以看出，在村民们的内心深处，“和”的观念还是比较浓厚的。俗话讲“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是这个道理。虽然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村这一级实行村民自治，但是，这和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治不一样，因为没有健全和完善的村规民约，甚至大家还没有这种意识。
在拥有健全完善的村规民约的地方，其运行效果不亚于国家法律。在“第三人调解”和“村委会调解”两种调解方法中，调解者的调解依据就是，也只能是村民普遍熟知的一些道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常”（常识、常情、常理）。
调解中，时常会出现“法律”一词（其实，最多的还是政策、文件）。如有人会说，“在法律上，这么是对（错）的”。但是，很明显，那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更不是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解决问题，并且很少有人会追问“法律为什么那么说，其道理何在”。
透过这种现象，我关注的是，法律为什么会被随便假借？人们心中的法律到底是个什么“德性”？我的初步思考是，上述现象的产生在于法律被“误解”了。
如果要在“人们”和“法律”这两者之间加上一个带感情色彩的动词的话，我想答案很多，但是，“害怕”比“喜欢”的概率大得多。这也可以从村民日常的谈吐中流露出来。一说到法律，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犯法”一词，是国家暴力机器，是“犯法”之后就要坐牢，然后“人这一辈子就完了”。
由此观之，与其谈论法律，村民想到的主要是法律的强制性，是违法犯罪之后的惩罚，是对权利的剥夺。概言之，他们是“恐惧”法律的。当你问他们法律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有的人几乎一无所知，也根本无从理解法律在社会控制中是怎么运作的。
法律本是权利、义务之学。作为个体的人，既能享受权利，也要履行义务。如果法律异化为人们恐惧的对象，那将是法治的一种悲哀。所以，我认为法律的力量不应来自于恐惧，而应在于被信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然而，很多东西却并没有与此同步，有的甚至是在倒退，诸如道德水准等。其中，最要紧的莫过于人性的嬗变：家乡人的淳朴、热情似乎在渐渐地淡去。这种人性的“温情失落”让人叹惜，使人无措，可怕的是随之而来的麻木和冷漠，最后渐渐地成为一种习惯。
难以言说的沉重，不叫“无法言说的沉重”，是因为还有些话可说，或者想说。但愿有那么一天，一切的沉重都可以变得轻松起来。（来源微信号：法律读品，阅读3050，点赞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