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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迁语境中公共领域的重新概念化——“公共领域”概念研究综述

  • 投稿周赛
  • 更新时间2015-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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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赵晓航

【摘要】公共领域概念雏形最先产生于古希腊城邦社会背景之下,经由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将其系统化。在1989 年该书被首先翻译为英译版后,公共领域的概念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随后,随着社会语境的变迁,不同学者从各个方面对公共领域进行解读,哈贝马斯本人也针对不同学者对他的挑战与质疑,不断完善公共领域概念。近年来对公共领域的探讨往往是侧重其在互联网语境中的作用,但是理论的厘定是有其内涵和外延的。本文通过社会语境变迁对公共领域概念产生的影响,从历史源流的角度对公共领域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梳理,意在将公共领域概念与社会语境的相互关系做一梳理与说明,以便更好地解读此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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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渐进式概念;社会语境

【作者简介】赵晓航,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传播。

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概念厘定、源流与批评学派

(一) 概念提出①

就具体概念而言,阿伦特提出,人的生存活动涉及三个方面:劳动、工作和行动,在工作、行动和劳动的关系中,阿伦特将行动置于核心位置,而行动的场所正是所谓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性质是由行动决定的,这也正是公共领域形成的雏形的探究。阿伦特创作《人的条件》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我们正在做什么”,这也正是通过行动,公共领域可以帮助人们获取的对世界的认识。

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的概念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然后,直到1961年哈贝马斯出版《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②,公共领域才真正被概念化、体系化。

哈贝马斯在1961年提出的公共领域概念首先是一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概念,它最先在17、18世纪英格兰产生,随后随着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传遍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突出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通过私人社团,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剧院、博物馆、咖啡馆、沙龙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这些早期的公共领域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不包,聚焦点从艺术和文学转变到了政治,也就形成了公共领域的政治化趋势。哈贝马斯强调了公共领域从私人群体产生,强调其理性交流,并且带有自治性,独立于行政国家和市场,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产生的中间地带③。

(二) 内涵要素

要首先探讨公共领域的德语对照词汇。德语词汇公共领域在原始含义包括两个维度: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和公众(the public),前者涉及空间含义上的公共领域,后者则指公共空间中说话者与听众自由表达意见、进行争论的行为过程。因此,两位德裔学者对公共领域的研究前提假设本就包含了两个方面:公共空间和公众行为。延续公共领域一词的源起,对公共领域概念的内涵界定要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空间的层面,也就是公共空间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其二是人的层面,也就是参与在这个公共空间中的个体④。

在公共空间层面,公共领域具备公共性和开放性。公共性是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它保证“人类想从时间的自然流逝中保全的任何东西都能融入其中”。公共领域的理想形态是绝对向公众开放的,并没有涉及到阶级和门槛的问题。

在参与群体上可以看出,公共领域要求理性和独立性。

哈贝马斯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预设是绝对理性的,人们在其中进行理性交流,并且带有自治性。在其早期论著中,认为公共领域中的交流是在独立于国家和私人的第三空间进行交流,并将社会需求传达给国家,这是一种理想形态上的绝对理性,不涉及利益和意见冲突。

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中探讨了公域与私域的概念,同样,哈贝马斯也提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模式的前提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严格区分,其中,公共领域由汇聚成公众的私人所构成,这就是公共领域独立性。同时,独立性还涉及到独立于国家的完全自治。

对于这几个特征的论述,也有学者提出质疑,Luke Good提出,平等和公平参与并非是一种必然联系,而且,在开放性的论述中,Fraser 等也提出,开放性的特点忽略了平民阶层和地位差异。

(三) 理论源流

阿伦特对人的三个基本生存形态的理论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而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论述中,其思想深受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的工具理性、实证主义、启蒙运动批判精神的影响。

霍克海默主张对经验世界进行批判,哈贝马斯则以先验的规范理论来指导现实。但是,哈贝马斯的观点又与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有着严密的继承性,他们同样批判公众变成了文化的消费者,都属于被动的消费者。

同样,哈贝马斯在提出公共领域的概念时,主要参考的是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关于小群体对手中影响的研究结果,而霍尔等文化研究学派对信息接受的分析有助于弥补其过于简单的描述。拉扎斯菲尔德认为,大众媒体会使广大群众在政治上冷漠和迟钝,把大量时间用在阅读、收听、思考大众媒体中,而不是投入到有组织的实际行为中。“在之前的大众社会理论中,社会是原子化的”,“大众媒体的信息先流向人际传播中的积极分子,然后再流向选民”意见领袖——把这种由大众媒体经意见领袖过滤再到个体的信息流动过程称为两级传播。

杜威和米尔斯为《公共领域结构转型》提供了思想源泉,但是甚至哈贝马斯自己都未提及。直到其晚期,哈贝马斯才意识到杜威的“公众及其相关问题”是关于公共领域早期思想的一个理论诠释。杜威的作品本身就是挑战李普曼的,这是在《舆论学》和其他精英中心民主理论的答案中出现的。

二、政治经济融合的社会语境: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概念的转型

在《人的条件》“世界的异化”一章中,阿伦特将社会结构变迁概括为:美洲大发现及随之而来的全球开发、宗教改革带来的个人财富剥夺和社会财富累积,以及望远镜的发现和宇宙观点形成,这些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兴起和生产力发展,同时,这三件事情导致的世界的异化也摧毁了上文所说的“行动”,而行动恰是公共领域得以存在的基础。摩登世界与现代世界是不同的,本书的创作背景是现代世界,但是书中探讨的却是17世纪兴起到20世纪初终结的摩登世界。对于转型期社会语境的变化,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也做了详尽的论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并不是一个普遍的过程,它产生于欧洲社会末期宫廷权力衰弱、市场文化兴起、“社会再生产和政治权利分离”的特殊背景之下。到19世纪末,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在国家干预下愈发机制化,国家与市民社会利益趋同,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关系的结构转型,最终造成了公共领域在政治功能转型过程中逐渐消亡。简言之,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最终造成了公共领域的变体产生,也就是“私人意识到自己作为资产者和个人的双重身份”,这也就造成了个体从政治参与的群体变成了政治消费的群体,文化消费的大众取代了文化批评的大众⑤,由此,公共领域政治功能发生了转型。

这是公共领域概念的第一次重构,也就是现在人们所熟悉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瓦解过程。

随着政治与经济结构的融合,对公共领域的界定转向政治层面,其重要代表人物就是加拿大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泰勒将生活中不可忽视的政治属性引入公共领域概念,这也是在经济与政治融合之后才提出的,“所谓公共领域是整个社会通过非直接隶属于政治系统的媒体,或政治立场中立的公共媒体交换意见,从而产生的问题进行质疑或达成某种共识的公共空间”。泰勒通过引入独立于国家的公共媒体概念将公共领域概念重新概念化,无疑,他是公共领域概念重构的代表人物。

同样的概念重构还发生在黄宗智提出的“第三领域”之中,他强调了国家和社会的合作,这正是在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对哈贝马斯概念的修订。

三、大众文化兴起的社会语境:公共领域概念与新社会认同

这里所谓大众文化兴起是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发表后到赛博空间兴起前的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中,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变化远超过了18世纪的欧洲,社会结构、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的改变也是远远超过之前任何一个时期的速度。在这样一种大的社会背景下,各个领域结合自身需求,对公共领域概念进行了发展与重构。这一时期学者的批判多围绕哈贝马斯范式展开,强调社会背景的特殊语境。

(一) 对公平性的反思

由于市场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深入,加之大众媒介(广播、电视) 影响公众的参与与价值判断,Fraser等学者提出了对现存民主制度的反思。Fraser 在《反思公共领域与现存民主制度》中指出,公共领域概念对批判现存民主制度并不适用。作者针对哈贝马斯观点提出了四个假设,其中最先涉及的就是公共领域公平性与现存民主的关系。作者指出,探讨公共领域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忽略了其中成员的地位差异,并没有消解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但是,在公共领域的社会参与过程中,地位平等前提下的平等对话是不可回避的。针对哈贝马斯认为单一公共领域优于多元公共领域的论断,弗雷泽强调,群体中,从属群体没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少数群体寻找自己的话语是至关重要的。这样才能避免被淹没在同质性的“我们”的话语之中。这一点是对第一点假设和批评的延续,可以说是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一种解决方案。

Negt与Kluge则从左翼的视角对公共领域的公平性问题进行探讨。《公共领域与经历》一书意在探讨公共领域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作者看来,这是两个并存的空间体相互作用影响。作者尝试研究无产阶级宣传,同时反映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关于公共领域的矛盾。书中首先厘定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概念,虽然资产阶级领域只关注资产阶级内部利益,但是这一研究假设了无产阶级以及其组织在公共空间中平等性参与的权利。

(二) 强/弱公共领域概念的提出

这一概念是针对公域与私域转变提出的,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假设是商谈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因此应杜绝私人和私人利益。弗雷泽指出,需要对“私”和“公”进行界定,采取商谈民主模式,探讨共同利益。这一观点为哈贝马斯晚期观点所接受。

Fraser在《反思公共领域》一文中指出,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第四个假设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严格区分,对此,南希·弗雷泽提出了强公共领域和弱公共领域的概念。民主公共领域要求公民社会与国家严格区分,如果公民社会强调的是私有,那么坚持将其与国家分离,就是挑战传统自由主义。另一个角度来看,倘若公民社会意味着无政府,我们就会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看做私人来形成公共空间形式的一种载体。公共领域的资本主义概念要求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针对这个问题,南希·弗雷泽提出了弱公共领域的概念。弱公共领域存在于国家之外,对国家行为进行批评审视。弗雷泽认为,哈贝马斯的资本主义公共领域概念不适用于后现代形式国家民主问题,因为其未考虑到随着现代国家、议会主权出现而产生的新的公共领域形式。强公共领域和弱公共领域的关系是一种责任义务的关系,民主决策机构属于强公共领域,必须对弱公共领域负责。而国家的市场化和市场的国家化最终会使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弗雷泽提出,国家再分配的调控十分重要。

(三) 女性主义的话语缺失

女性主义作为社会认同的一个重要力量,其对公共领域的批判不仅涉及哈贝马斯的概念,还一直延续到互联网虚拟社区公共领域的解读。女性主义者批判哈贝马斯为“性盲”,“把资产阶级公众层面中排除妇女的问题主题化”。

《女性主义读哈贝马斯:对商谈主题的性别考察》是关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忽视女性主义视角的批判。其中南希·弗雷泽在《批判理论批判了什么》中提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提出的经济领域、家庭领域的关系中,未受到性别差异的影响。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参与者默认是男性,而消费者的角色被赋予了女性角色。这也正是女性主义批判的源起。从这一理论分析不难看出,女性主义对公共领域的批判和概念再构,是建立在大众文化将公众从文化批判者变为文化消费者这一转变之下的。实际上,女性主义更多批判的是资本主义公共领域在后期社会形成的变体,而非哈贝马斯早期作品中提出的公共领域理想模型。

(四) 对公共领域维度重新界定与再封建化的反思

Dahlgren在其专著《电视媒介与公共领域》中指出,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可以是一种类似于原则性的规则存在,但是当将公共领域放在具体情境中,分析其中各成分之间如何相互协调作用,公共领域就让人费解了。在公共空间中,每一个事物都是联系的,但是当放置在公共领域里,不仅无法判断他们之间的关联,甚至无法划清单个事物的界限范围。Dahlgren从社会结构、媒介组织、媒介表征和社会文化的互动四个角度论述了公共领域与电视媒介的关系。

然而,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语境下,个体表达受到媒介组织和媒介表征的影响,社会文化的互动则为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提供了现实可能。“公众分裂成没有公开批判意识的少数专家和公共接受的消费大众”。在此基础上,“批判意识转化为消费观念,批判退回到观赏,讨论退回到接受,舆论的实质变成了宣传,大众社会的公共领域呈现出哈贝马斯所谓的重新封建化的特点”。哈贝马斯的重新封建化的观点真正应用,并非是在公共领域转型初期,而是到了大众媒介迅速发展,裹挟公众的话语背景下才真正起作用的。对公共领域的这一点重要的概念重构,也一直延续到现在对互联网公共空间与民主作用的探讨。

四、新技术变迁的社会语境:公共领域出现变体⑥

关于新技术对公共领域概念的影响,基本有两种观点:其一,公共领域变体适用于新的技术空间;其二,公共领域理想模型对新技术变迁的适用性有待考量。

适应新的媒介环境而产生的对公共领域的解读,应当算作是公共领域的变体,对这一变体的概述,在技术发生变革的早期,可以总结为公共领域向集体领域转变,公共领域虽然不存在了,但是其变体是可以应用在新的语境下的。Dahlgren明确提出电视媒体在这之中作用的有限性。而且,必须将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放置在“市民社会文化的互动中”去综合理解。在此,电视媒体是公共领域的一个机构,需要在流行文化和公共知识两者关系中对其进行考量。

关于公共领域的另一个变体,是Poster在针对网络空间提出的,他认为,在赛博空间中,没有了传播中心,人人都可以散点地双向交流,公与私的概念就不再使用了,那么公共对话变得更为复杂,公共领域倾向于向集体领域发展。

而关于公共领域在互联网中的另一个论述是互联网创造出的新的公共领域促使了其重新封建化,个体意识更容易集中于精英造成的新的中心,这一点在前文中已有论述,在此不做赘述。

值得指出的是,以上对公共领域变体的探讨都是集中在公共领域的空间属性上的,在公共领域的行动参与属性方面,也就是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型,也有结合技术语境提出的探讨。

比较新的一本著作是华裔学者周永明的作品“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作者在书中将政治参与定义为“普通公民在任何类型的政治系统中为影响执政者的行为所做的各种努力”,这可以看做是从阿伦特的人的“活动”领域延伸出的公共领域的新的变体,作者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公共领域是否存在于晚清的中国,以及既然公民社会概念不适合对中国研究,那么公共领域概念是否合适。该部作品虽然在理论上并没有对公共领域概念提出建设性的概念重构,但是不可否认,其研究范式和思路对我国国内互联网公共领域研究有着很好的指导作用,因此也作为公共领域互联网背景下的一个变体在此列出。

五、总结与启发

对公共领域概念的兴趣缘起于互联网技术发展与公共领域的相关研究,马克·波斯特对赛博空间和公共领域与民主的论述引人深思,如果公共领域(古希腊意义上的,而非哈贝马斯提出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是一个韦伯所说的理想模型,那么对公共领域的理论研究究竟如何能找到现实落脚点?纵观国内关于公共领域概念的研究,除了少数专著和论文在对公共领域的探讨上没有使得理论和语境脱节,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论文是一种将公共领域理想化的“悬空作品”。

为找到公共领域理论的现实落脚点,不可能单纯地去从悬空作品中做梳理,而应当追本溯源,找寻公共领域概念化解析与社会背景的语境变迁之间的关系。而这一梳理限于篇幅和个人能力所限,很遗憾不可能做到细致入微,但求能够对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概念“上下求索”——其上,论述哈贝马斯对批评学派的继承和发展,其下,探讨社会变迁与公共领域概念的重构。以期通过文献和研究的梳理,从纵的历史脉络上把握公共领域的概念,只有对概念完成了横向和纵向的全面把握,才能以概念指导实践研究。

在此,对文献梳理中的启发做简要总结。

首先,“公共领域”概念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二分法划分,不可脱离社会语境谈概念。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公共领域如果作为一个模型,随着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深入,公共领域应当是“政治公共领域和联系网络的某种等价物”。在此意义上,公共领域是一个可以渐进发展的概念。哈贝马斯早期作品强调的是他探讨的仅仅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特点,以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而在后期,他根据各方对其批判做了理论的调整,因此,要把概念研究放在渐进式的语境中去考察。

其次,创新研究依赖于哲学思想,探讨公共领域概念的两位开山鼻祖,阿伦多的概念不能回避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之道,而哈贝马斯的概念则不能脱离批判主义的影响。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哲学的价值是针对直觉的或者实践的常识性的知识进行概念分析和理性重构,但是同时,哲学理论也不能完全取代经验分析。延伸到对公共领域理论在具体情境中的探讨,不可以忘却理论的前提假设,只有在将前提假设和现实经验建立一个逻辑上的梳理,并进行批判性分析的时候,理论才算是找到了真正的现实落脚点。从哈贝马斯1961年的作品不难看出,其理论提出过程中,有一种浪漫主义情怀做指引,理想模型的魅力在于虽然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是却可以在语境中存在,并对现实和经验知识进行解构和分析。

如果说理论的创新不可废弃哲学思想的指导,那么对理论的现实意义则应当回归到人的概念上来,这一点对下游研究有明确的指导意义。理论研究归根到底是人的研究,这里的人,并非单一个体,而是总体在理论架构出的空间中的相互关系。这一点也是达尔格伦、弗雷泽对公共领域概念再构建中能够取得认同的成功原因。

注释

①关于公共领域概念的提出,还涉及到查尔斯·泰勒(政治研究视角)、黄宗智(汉学界,提出两个空间概念)、Negt 和Klunge(左派的观点) 和Fraser 等,但是他们大多是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为蓝本,在其理论假设下进行批判研究。因此,在此处仅论述公共理论的原始概念,对于文学、神学、女权主义等维度的研究放在本文后续部分,作为具体语境变迁中的批判来分析。

②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是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接班人的过程中创作的,因此,其思想对法兰克福学派核心思想有着明确的继承性。然而,该书首先由德文出版,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哈贝马斯的论文对现存民主批判性不够而且观点偏激,不允许其参加教授资格答辩。在该书首次出版后的近30 年,公共领域概念并不能说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炙手可热的话题,直到1989 年,该书被首次翻译成了英文版,才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

③总结自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④这只是理想型的公共领域概念,Koller、赵红全等指出,历史研究指出,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型是不存在的,其在封建社会末期表现形式为代表型公共领域。

⑤这是随着大众阅读普及产生的现象。当阅读公众扩大到几乎所有的民众,书籍阅读也达到相应范围时,人们才得以窥见文学公共领域瓦解的全貌。

⑥新技术对公共领域概念变迁的影响应该涉及公共领域概念探讨的各个时期,技术变迁既包括报纸的发展,也包括广播、点播的发展,以及摄影技术、印刷技术、互联网技术等技术层面的变迁。但是,除去电视媒体对公共领域的探讨是概念与社会语境的共时性研究,其余的探讨都是在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概念后,后代学者在大众媒介发展的大的话语背景下,以历史的眼光去探讨技术变迁对公共领域的影响,以及技术变迁对公共领域的再概念化。因此,笔者在此将技术变迁作为单独变量提出,从历时性研究的方法梳理新技术与公共领域的关系。值得指出,电视媒介对公共领域的重构和民主的反思已经在上一部分大众媒介产生中涉及,实际上报纸的产生、电报的产生也是贯穿在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转型中的。从时间顺序来说,赛博空间与公共领域关系是顺承在第三部分“大众文化兴起和新社会认同”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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