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今英语专业外国文学学者和学生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无法用英语熟练自如地讨论和分析中国文学和文化。造成学术界一种中国文化失语症失语症(Aphasia)。中国文化失语症失语症最初是医学术语，指由受伤或疾病引起的大脑损伤而导致思想表达能力、语言及书面语理解能力的部分或全部缺失(《美国传统词典》英汉双解)
“中国文化失语”这一概念在外语教学中最早是由南京大学的从丛教授(2000年)提出来的。他发现有许多英文水平很高的中国青年学者，在与西方人交往过程中，不能用英语表达母语文化，显示不出来自文化古国的学者所应具有的深厚文化素养和独立的文化风范，当西方同行怀着敬意探询Confucianism／Taoism(儒／道)的真谛时，我们的学者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他发表的这篇文章引起了人们对外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的关注。同样，在比较文学领域，曹顺庆教授早已指出我们中国文论的“失语症”问题。
我们中国学生，尤其是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在对外交流时同样也有“失语症”的病症。这种失语症，同样也体现在我们的英语专业学生的对外交流和交际中。作为英语专业的学生，我们的学习事实上也是进行一种跨文化交际实践。这种实践应该是在对目的语和本国文化都非常熟知的基础下，才能够很好地进行平等交流。而现在我们英美文学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部分对于中国文学不熟悉，更加不用说用英文熟练地介绍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学和文化。我们的学生在对外交流时，能非常从容地用流利的英文谈论狄更斯、马克吐温、海明威、福克纳，但是当我们说道自己国家的文学作品，却很难用地道的外语说出自己本国文化和文学的精髓，甚至无法用流利的英文来说我们的中国故事，这样的现状，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尤其是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情况下，更是一个紧迫的时代课题值得我们去研究。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仅仅从英国文学或美国文学出发，缺乏一种更为比较和广阔的视野，这样的教学方法，既与我们现在的社会语境相隔离，同时也与我们国际化形势下文学研究的新趋势不相符合。在这样的形势下，将我们现行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策略引入我们的文学教学，拓展我们的文学教学思路，无疑是值得我们去探究的问题。因此，在当下提出一种文学教学中的中国视野是非常及时，也非常值得尝试的。事实上，在当今英美文学研究界，这样的一种外国文学研究中的中国视野，也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明显的发展趋势。近年来，我们国内已经有一大批外国文学专家和学者开始关注并深入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这样一个重要课题，并且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样一种研究趋势的改变，也能为我们的英美文学教学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学术大师无一不是学贯中西的学者。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可以看到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等哲学大师的影响和对西方文化的熟悉；近代鲁迅、胡适、郭沫若等文学巨匠同样都学贯中西、熟读中西经典。吴宓决心把国外的比较文学研究意识引入中国。而这种“文化精华”“融会贯通”的思想,成为吴宓比较文学观的文化背景和思想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吴宓通过教育的方式传播比较文学的思想。现当代另一个重要学术大师钱钟书先生同样如此。钱先生漫游在不同语言、文学和文化中，如鱼得水，体现了钱先生对中西文化的熟谙。
正如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校长所说：教育人们服务于社会并不意味着教育必须集中于掌握实用性的技能。耶鲁追求为学生提供一个宽广、自由的教育面，而非狭窄的、职业性的教育，以便使他们具备领导才能和服务意识。永远强调对社会的责任感、蔑视权威、追求自由和崇尚独立人格被认为是“耶鲁精神”的精髓，它是耶鲁人奉献给世人的一份宝贵财富。同样也为我们的今天的大学教育给予很多启示。
培养真正具有深厚人文素养的人才，对国学的了解，并能用英文流利地表述和介绍自己本国的优秀文化对于我们大学英语专业的教育来说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上所述，现在我国的外语教学中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学生知识面窄，除了课文内容不愿多读书。因为专业是英语，很多学生甚至认为只要把听说读写掌握好，熟读经典，尤其是中国文学经典没有用。以“实用性”为主要标准，成为今天英语专业学生的方向之一。这样造成的一个后果综合人文素养不足。一个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上课提到相关的文学作品，大多数同学都是一问三不知。这样的话，同学们很难做到深入理解作品和全方位了解文学的涵义。
同样，我作为从事英美文学教育10年的教师，对这个问题也有着深刻的认识。我记得每一次上美国文学课的第一堂课，都会问大家一个问题，中国和西方文学、文化的源头是什么？中国的经典四书五经如何用英语表述？令人深思的是，这样的问题，很少有同学能完整准确地回答上来。大多数同学即使知道儒家经典的中文，也不会用英文表达。而喜欢读中国文化典籍的学生更是寥寥无几。问及原因，都是不置可否。有调查显示，现代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冷漠原因很多。传统文化不能带来实际利益，传统文化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太忙没有时间学习，等等，这些都成为我们忽视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的理所应当的借口。这样的一种现象，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实。这使得我们开始反思英语专业的文学教学现状。
事实上，中美文学中有很多可以贯通之处。而在我们的英美文学教学中，在适当的时候将中国元素融入英美文学教学中，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对中国文学和文化英文表述的熟悉，同样也能让我们对英美文学有着更为深入的理解，并提高我们对文学学习的兴趣。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当代文学受到西方影响颇深，然而，西方文学同样在不同的时期也同样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讲解美国文学的时候，一旦涉及这些内容的时候，为学生清晰阐明中国传统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不仅可以拉近学生的距离，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可以使学生在学习一种异质文化时，以本土文化作为参照，从而更为深入地理解外国文学的深刻内涵。
事实上，美国文学中有很多本身就蕴藏着许多中国文化的影响。赵毅衡先生的《远游的诗神: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详尽地阐述了中国文学如何影响了美国现代诗歌和作家。这一著作，无疑是为我们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开启了比较研究的视野，同样也能启发我们的英美文学教学。
在美国文学教学中，意象派诗歌无疑是重要的一环。而庞德则是20世纪美国文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作为意象派诗歌的奠基人之一，他不仅为美国现代派诗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是一名著名的翻译家。他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古典诗歌，如《长干行》等，而且还翻译了《论语》。他的意象派诗歌，体现了中国古代诗歌，尤其是唐诗中言简意赅、微言大义的精髓。他学会掌握了中国诗人构建意境的技巧，并将其应用于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事实上，在教学过程中，诗歌是师生都感到头疼的一环。英语诗歌，由于文化隔膜，同学们更是觉得晦涩难懂。这时，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用中国古代诗歌来进行比较，会使得意象派诗歌的特点更为明显，也更容易理解。例如最有名的那首《在地铁站》，短小，却言简意赅，具有日本俳句的特点，而俳句又深受中国古诗的影响。在课堂上，作为尝试，我例举了日本俳句和中国的古诗《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应红；以及一首著名元曲《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来解读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中意向的叠加，中间没有动词连接的特点，学生就容易理解多了。通过揭示意象派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在形式和意境建构方面的内在联系，我们对意象派诗歌会有一种更为深刻的理解。
同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运用在解读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因为我不能停下李等待死亡》。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中国古代文化中对凶神恶煞的死神意向与狄金森笔下温文尔雅、具有绅士风度的死神意向，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狄金森笔下的死亡意向以及中西文化的差异。我们在阅读艾伦·坡的《安娜贝尔·李》时，将苏轼的《江城子》来对比，同样能更好地理解英语诗歌中体现的爱情观和对死亡的态度。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爱默生和梭罗著作中体现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也体现了中国思想对西方的影响。而在讲解华盛顿·欧文的《瑞普·凡·温克尔》时，我们可以与中国的烂柯一梦相比较，这二者同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像这样，在美国文学教学中加入中国元素，不仅能给学生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更为重要的是，能使学生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
在美国文学教学中引入中国元素的尝试，常常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采用这样的教学，我们可以在教授英美文学的同时加入中国文化的比较视野，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一种外来文学或文化。同时，我们还可以采用逆向思维，探讨西方文学和文化中的中国文学元素，这无疑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同样，这样的尝试，也可以引导我们的学生更为重视和熟悉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文学，使我们的学生在日后进行跨语际交际时不再失语。
本文受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学教改项目“国际化视野下的英语专业文学专业的新思路”资助。
（作者介绍：周春，比较文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副教授，现从事英美文学教学，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和文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