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天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215021）
鲁迅的文学作品多以冷峻示人，其杂文如匕首投枪，小说似雪峰冰峭，唯独散文，却不乏温情脉脉之作。尤其是那些叙写孩童生活的篇章，可谓是大匠运斤，摄神勾魂。每每读之，如沐春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是这样一篇极富代表性的散文，虽经数十年几代人的阐释，终究难以穷尽它的奥妙。仅以该文的主题为例，争论几度，意见若干种，至今也难定一尊。本文试图从文本出发，重新对该文的主题进行更合理的定位。
一、从“乐园”到“乐屋”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全篇的文眼是否是一个“乐”字？争议主要集中在对三味书屋生活的看法上。传统的解读是：三味书屋的生活枯燥乏味，束缚儿童的天性。在此基础上，进而臆测本文的主题：“揭露和批判了封建腐朽、脱离儿童实际的私塾教育，用乐园似的百草园来和阴森、冷酷、枯燥、陈腐的三味书屋相对比”；或“作者通过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描写，揭露和批判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封建教育制度，从而表现了鲁迅对封建社会及其教育制度的彻底否定”。显然，这样的解读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我们很难从这样的阐述中看出作品内部的有机联系，只看到从作品中游离出来的“套版式”的概念。正如韦勒克所说：“把艺术品贬低成一种教条的陈述，或者更进一步，把艺术品分割肢解，断章取义，对理解其内在统一性是一种灾难：这就分解了艺术品的结构，硬塞给它一些陌生的价值标准。” 然而，这样的教条式的解读，仍影响到今天的语文教学——多个版本的教参中仍然沿袭这样的说法，只是在“批判说”的基础上增加了“不满说”和“儿童心理说”，并披上了一件漂亮的外衣：“三种说法只要言之成理皆可。”表面上看，似乎是倡导多元思维，实际上是缺乏严谨的学术精神和高度的学术自信。
也许，站在现代读者的角度，将旧时私塾的生活与现实生活进行对比，现代学校的进步确乎能印证这一点。或者，即使站在作者鲁迅的角度，他恐怕也不会赞同当时私塾教育的种种弊端。但问题是，这些是作者想在这篇文本中重点揭露和表达的吗？如果回到文本中，看看作者鲁迅是如何以儿童之眼来进行选择性的叙写的话，这种结论的谬误也就显而易见了。
作者在尚未正式描写三味书屋时，就已经暗示读者一定要细心：“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 一个“称为”，作者的真实态度已在其中，这是为整个三味书屋生活定下一个基调。
在去三味书屋的路上，写的也是孩子的兴奋和好奇：“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先生的家。从一扇黑油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便是书房”。作者不厌其烦地叙述路上的每一个细节，从方位、路程、重要地标到门的色彩、书房的位置，如果不是儿童的兴奋，怎么会记得这般清楚？对“匾”和“鹿”的行礼，写的也是儿童的好玩的心态：“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聪明的读者想必一定知道过去的私塾为何会悬挂这样的画，“古树伏鹿”的谐音为“古书福禄”，鲁迅故意突出“肥大”一词，并且用“算是”加以揶揄。想想确实可笑：几个小学生，毕恭毕敬地对着一只肥大的梅花鹿行礼，鲁迅善意的戏谑就在其中了。文本接着描写三味书屋的生活——折腊梅、寻蝉蜕、喂蚂蚁、画绣像，没有一件不渗透着“乐”的趣味。即使是询问“怪哉”之虫遭到先生的拒绝，也是重在表现孩子对于未知世界好奇的天性，“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一个“赶忙”，全在表现孩子的急切心理。尔后产生的想法更是有趣：“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言之凿凿，看似合理，实际是很可笑的孩子的念想。当然，最好玩的是写读书的那段文字。先写同学读书的场面，读的内容固然艰涩难懂，但作者的主要意图不在批判，而是站在儿童的角度写它的可笑，所以鲁迅是非常用心地选取了4段有代表性的古文来写。如“我欲仁斯仁至矣”的雅正，“狗窦大开”的粗俗、“潜龙勿用”的神秘、“厥土下上上错”的难解，这些语句混在一起，形成“荒谬的并置”（钱理群），自然让人忍俊不禁。写学生读书的方法是“放开喉咙”，其实是有口无心，只是为了敷衍老师，所以半懂不懂、怪腔怪调的各种声音都有。然后再写先生的读书，就更好玩，因为先生太沉醉了，读书的时候还加上语气词，还有表示声音延长和抑扬起伏的波浪线。最可乐的是写先生的样子：“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这种拗过去又拗回来的动作，让读者不仅看到先生入迷的神态，而且还可以看到一个观察先生的人——少年的鲁迅正张大嘴巴痴迷地看着先生。先生在享受读书，学生在享受先生的享受啊。所以，从作品的客观实效看，前后两个部分的旨趣是一致的，说《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主题是批判封建教育，实在勉强得很。
因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百草园也好，三味书屋也好，都是童年鲁迅生活的重要场所。这两个地方，在今天的读者看来，其实都算不上好玩：一个实际上是“确凿只有一些野草”的人迹罕至的荒园；一个实际上是“只要读书”的“三味书屋”。可鲁迅的高明在哪里呢？他是从成年人的角度来写这两个地方的吗？显然不是，他是站儿童的角度。在儿童看来，这两个地方虽然不一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好玩。用文中的一个词来概括：乐园。因此，我们可以说，本是荒园的百草园被视作了“乐园”，“只要读书”的“三味书屋”也被开发成了“乐屋”。如果一定要说两者的区别，不过一个是自由的欢乐，是快乐无极限；一个是偷偷地作乐，是片刻乐逍遥。但无论如何，“乐”正是贯穿全文的主眼。
二、从“儿童之乐”到“儿童之失乐”
如果仅仅解读到这里，我们似乎只感受到了儿童的快乐。但是，只写儿童的快乐断然难以穷尽儿童的心理。而鲁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不仅写出了儿童的快乐，还写出了儿童的失落。
最集中的一段描写当在第9段。正是因为百草园带给“我”无穷的乐趣，所以当“我”不得不离开百草园时，伤感、无奈、惆怅、不舍，万般复杂的情感就会像漫天的雨水从头顶齐刷刷地灌注下来。作者连用三个“也许是因为”，一步步将儿童伤感无奈的心情推向高潮。一句“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则使情感达到了高潮的顶点。人的感情一旦达到高潮，就很难用一般的语言来表达了。鲁迅在这里突然使用德语“Ade”，看似突兀，实则是对儿童情急之中慌不择言、一时失语的真实摹写。
除此之外，几乎每一处描写儿童欢乐的地方，都必然会写儿童的失落：拔何首乌想要吃了成仙却没有发现有一块根像人样；极想得到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可至今也没有得到；闰土的父亲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鸟，自己却只能捉住三四只；急切地去问先生“怪哉之虫”的问题却吃了闭门羹，到小园自寻乐趣却被先生大叫回去读书等等。由“乐”到“失乐”，犹如一根跌宕的情感线，因为有了起伏，所以孩童的心理被刻画得更加淋漓尽致。以捕鸟活动为例，“明明见它们进去了”，这是写孩童的期待；“拉了绳”，紧张而激动；“跑去一看”，简直达到了兴奋的顶点；“却什么都没有”，情感急转直下；“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失落溢于言表。又如写拔何首乌藤，“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自然有些好奇；“吃了便可以成仙”，惊奇中带有几分向往；“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期待又急切，甚至到了不计后果的地步；“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最后以失望告终。因为有了最后的失落，读者才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儿童，并仿佛看到了童年的自己。可以说，写不写孩童的失落，是大师与工匠的分水岭。真正的大师一定是可以直抵心灵的。
这些失落的心理，其实都隐藏着作者的潜台词——以为吃了人形的何首乌根就可以成仙，是孩子的天真，同时又可看出孩童的浪漫的想像力；极想得到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是因为有战胜邪恶的愿望，并希望自己拥有惩恶所需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向闰土父亲打听捕鸟的方法，向先生提问“怪哉”之虫的缘由，是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对知识智慧才能的向往，对成人世界的崇拜；在小园偷偷作乐却被先生发现，这样的失落则更体现了孩童的贪玩心态，因不得不服从规则而更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
鲁迅写这些失落都很有特点。首先，都是小小的失落，都是儿童敏感而细微的心理，都是作者精准的儿童之眼和细腻的大家之笔的产物。其次，都是深刻的失落，都在儿童的心理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有着深深的情感痕迹，历经岁月的淘洗也是挥之不去、召之即来的。再次，都是甜蜜的失落，没有哀怨，没有痛苦，没有仇恨，只有甜蜜的欢乐，诙谐的趣味。作者着力刻画这些失落的心理，一方面当然在求真，即更准确地刻画孩童的形象，突出他们的好奇之心、好玩之心、好胜之心；另一方面则是以失落衬快乐，使快乐显得更珍贵、更深刻。这正是鲁迅的高妙之处。
三、从“儿童之失乐”到“成人之失乐”
儿童之“乐”无疑是鲁迅想在这篇文章中表达的题旨。不过，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层上，又似乎将此文视作了一般的儿童文学作品，而忽视了文本的深刻性。这种深刻性简单地说，就是以成人的“失乐”来写孩童的欢乐，使这份欢乐带上一种淡淡的哀愁，于是便有了时间的沧桑感和现实的凝重感，使这份单纯的欢乐变得更加醇厚，更加耐人咀嚼。
且看鲁迅是怎么写成年的失落的：文本一开头，就以成人视角来回顾儿时的乐园，在诸如“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了朱文公的子孙了，连最末一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的语言中，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怅然若失的伤感。至于为何不说“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家了”，而要强调是朱熹的后代，看来，这个封建时代的理学家的子孙在当时比较得势，鲁迅的心里应是相当复杂，不直呼其名，而偏偏以“文公”敬称，其中含蓄的揶揄，大概也不是一个孩子能做到的。再看文本的结尾，作者在对“三味书屋”留恋之余，感慨道：“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即使不了解鲁迅写文章时的个人背景,从前后语言的对比中,也会分明地感到其中的弦外之音,对于 “绅士”之类必定有着某种难以言说的芥蒂,这种无奈而又略带嘲讽的语气隐含着更加丰富的内涵。
这样的成人之笔在文中其他地方也时有闪现。比如在讲述完美女蛇的故事之后，他接着说“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这恐怕不是一个儿童所能说出的话，当是作者在经历了人生种种险恶之后的深刻领悟。又如写提问“怪哉”之虫被拒之后，作者紧接着写推断被拒的原因，“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这里到底是实写儿童幼稚可笑的猜测心理呢，还是暗中揶揄作者成人之后所见的那些装模作样的“大人”呢？实在值得琢磨。读者读到这里，自有心领神会之处。这就是鲁迅式的深刻：他以儿童与成人的双重视角，把可笑与可悲杂糅，把甜蜜与忧伤调和，把快乐与遗憾贯通，把开心的幽默与冷峻的揶揄并置。可以说，读者从这篇文章中，不仅可以读到儿童的鲁迅;还可以读到成年的鲁迅，不仅可以读到儿童眼中的“乐园”，还可以读到成人眼中的“失乐园”；不仅可以读到“朝花”的美好，而且还可以读到“夕拾”的惆怅。作者以儿童的身份来歌唱，以成人的身份来怀想。歌唱得越为欢乐，怀想得就越为深沉。儿童与成年这两个视角的交替使用，拉开了文本内容的时空距离，使得其所忆所叙更带有一种不可追寻的淡淡的哀愁。于是，在快乐的回味的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那失去快乐的些微遗憾。而这一切厚重复杂的情感，最有分量的体现，当是文本最后一句：“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百草园也好，“三味书屋”也好，那些承载着作者儿童美好生活的时代和印记，都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它们在鲁迅先生的心理，早已充满了理想化的色彩，早已超越了它的“有限性和无意义”，变得遥远而难以追寻。于是，简单的叙事拥有了丰富的角度和多纬的层次，快乐的生活融入了甜蜜的遗憾和淡远的轻愁，童年的天真夹杂着复杂的情味和成人的深刻，读者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切入，都会感到别有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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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王为生.双性结构、两重视角和人生主题.徐州工程学院学报［J］.2010 (1)
［2］ 张占杰.创作与解读的冲突.石家庄学院学报［J］.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