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多个
今年春节，“抢红包”无疑是中国人热衷的一个节目，其影响范围实际比中国内地更广，所有微信、微博、手机QQ和支付宝用户，理论上都有参加抢红包的可能。据称，仅微信用户就已覆盖了180多个国家和地区。
点评：对于传统的银行来说，直接影响就是各种红包大战带动了大量资金流出银行，进入第三方支付平台。从微信推出的“零钱”功能及使用的便利性来看，沉淀资金的数量应该相当可观。据有关学者估算，这次春节红包，主发红包者发送的红包是其收到红包的大约4-5倍，这意味着富裕者和年长者对年轻人超过百亿元的转移支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过程都完全发生在银行业务之外。即使这些钱最终都回到了托管银行，但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便宜钱”变成“贵钱”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对于监管者而言，“抢红包”所代表的移动互联金融也带来了全新的监管任务。微信钱包、支付宝等与移动终端的结合，使得消费环境迅速便利化，进入门槛极低，这使得大量缺乏认证的人进入到了无线互联金融领域。从羊年春节的红包大战来看，微信是最大的赢家。微信春节红包的派发次数在百亿笔，从交易笔数和单位时间交易笔数的强度看，这种饱和峰值下运行的能力，都与银联和支付宝处于同样的量级。从各种移动支付的表现来看，为移动商业模式的扩张，移动支付已经做好了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微信支付方式的出现，与支付宝的购卡充值方式已有很大不同——支付宝是依托银行卡系统而存在的，而微信不同，微信支付包含零钱帐户体系和银行卡体系两大帐户体系，前者包含广泛的匿名帐户，Q币充值还意味着零钱帐户对腾讯而言是余额开放帐户，而不是转接支付帐户。不仅如此，零钱帐户体系和银行卡帐户体系是打通的。微信支付账户中还包含着从QQ平移过来的客户，以及大量非实名手机，甚至海外手机的客户，并且Q币仍可为零钱充值。因此，与支付宝一样，微信支付也无法避免虚假交易和资金匿名转移的问题。
从监管意义上来看，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便利性，都是通过绑定银行卡，对原来银行网银或手机银行的强有效、强安全的实名认证，进行了最大幅度的弱化而带来的。对于帐户是否实名强验证还是弱验证，是造成手机银行和微信支付便利性差异的关键。微信支付所支持的低门槛认证，也会带来监管难度的加大。
春节“抢红包”大战实际上是中国的移动支付发展的一次强刺激，它彰显了中国移动互联金融市场发展的极大空间，以及未来有效监管的挑战性。
9000人
春节前有报道称，微软计划关停诺基亚东莞工厂和北京工厂，总共裁员9000人，并加速将生产设备运往越南工厂。据悉，一些知名外资企业纷纷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2015年成为制造业的大考之年。
点评：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1月29日召开的例行发布会上指出，中国对全球资本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全球投资促进机构选出的2014-2016年最具前景的东道国经济体，中国位居首位。另据商务部统计，2014年全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96亿美元，同比增长1.7%，连续23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的首位。
从外管局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看，经常项目与资本金融项下的外商直接投资，这两年并不算特别不景气。而从总量上来看，似乎还不值得大惊小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查失业率5.1％，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但从其他数据以及实地考察看，情况不容乐观。
首先是资本外流加速，既显示了对外投资的扩大，也显示了对内经济信心不足。瑞银报告指出，过去几个季度中国出现了资本流出，仅2014年四季度FDI以外的资本流出规模就高达1600亿美元。估算2014年FDI以外的资本流出（包括证券投资、其他金融项目流出、经常转移及其他资本外逃）高达3240亿美元，与2013年净流入560亿美元形成了鲜明反差。中国中高收入群为对冲风险加大海外资产配置，显然对未来经济有下行的预期。其次是中国传统制造基地与一些重化工业基地的萧条，也反映出整体制造业的低迷与不景气。
这只是一个向度的观察，从乐观的角度说，中国创业群体层出不穷，从50岁到20岁都在抓住转型的机遇，向全产业链、个人订制方向发展。全产业链是重资产加上服务业，不必说，中国的大型房地产开发企业都在走这条路，3人小公司也在市场的缝隙中以自己的特色服务生存。个人订制则是针对中国消费失信的必然选择，以小范围的信任纽带与高超的物流链条提供全球消费品。在2月2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继续加大对小微企业和创业创新的减税降费力度，小微企业、创新企业已经成为解决中国就业、产业升级的希望所在。
如果说制造业外迁不是问题，资本外流也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就此变成制度问题——如何激发小微企业活力解决就业难题，为转型腾出空间；如何增强制度信心，防止信心恶性崩溃；如何在城镇化过程中，让农民工成为体面的劳动者，在举世未有的人口大迁徙中保持社会的秩序与活力？
39只
数据显示，截至2月23日，共有110只次新股明确预告了年报业绩，其中39只次新股预告可能出现业绩变脸，“变脸”几率超过三成，更有刚刚上市的新股预计一季度业绩将下滑。
点评：上市公司业绩“变脸”的现象在A股市场并不少见，但对于上市不到一年即业绩“变脸”的股票，应引起警惕。
如果新股在挂牌前对业绩可能会出现下滑的情形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而事实“不幸”被言中的话，也在情有可谅之列，至少投资者已知根知底。但是，如果最终的结果出入较大，比如预计业绩会盈利而“回报”投资者的却是亏损，那就值得好好研究了。与新股发行时的火爆抢购相比，新股业绩“变脸”无疑打击了投资者对新股的信心。因为在大批的“变脸”背后，上市公司及其保荐商有涉嫌联合包装之嫌。尤其是上市首季即亏损的公司，其上市前亮丽的财务报表，被粉饰的迹象更加明显。
当然，我们也看到，监管部门正不断加大对新股业绩“变脸”的打击力度。特别是针对业绩出现大幅下降或亏损的情况，监管部门都会要求发行人和保荐机构对业绩下降原因，以及是否严格履行了信息披露责任进行核实。此前，也有因对业绩下滑信息披露不够，有上市公司、保荐机构以及保荐代表人被采取监管措施。
但是，为何每到季报、年报披露之时，业绩“变脸”公司仍然层出不穷？一方面，从保护市场与投资者角度出发，监管部门有必要强化监管。对于新股上市后的业绩“变脸”，应当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相关公司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业绩“变脸”。如果公司在IPO时给出的盈利预测与上市后的实际情况差距过大，应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如果发现上市公司是采取包装粉饰业绩的方式欺诈上市的，应强制其退市并赔偿投资者损失。如果不存在包装上市情形，也要对其上市前忽悠投资者的行为进行处罚。
另一方面，强化保荐机构的责任。作为保荐机构，为市场把好上市公司质量关，不仅是其应尽的职责，更是其义不容辞的义务。但众多“变脸”的次新股却说明，保荐机构在“保护”了自身利益的同时，并没有保护好投资者的利益，甚至有些与上市公司联合起来粉饰业绩，过度包装上市。对于这样的保荐机构，一旦查出应严惩。
新股业绩的“变脸”现象，也为市场的爆炒行为敲响警钟，今后投资者在炒新时，更要保持一份警惕。
5.8亿元和44亿元
5.8亿元的产值上报为44亿元，1.1亿元的主营业务收入上报为7.8亿元；停产的、未投产的、被兼并的，甚至连地址都找不到的企业，还在上报“产值”；一些部门分解任务，伪造资料，“指导”企业上报虚假数据……这是近期湖南省在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中发现的统计造假行为。
点评：尽管人们对统计造假早就“审丑疲劳”，对一些地方统计注水早有心理预期，但如此超强的注水力度，还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样的所谓统计不仅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反而会对政府的经济决策、宏观调控产生误导，更重要的是，它搞坏了党风政风，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其恶劣影响无论怎样形容都不为过。
令人沮丧的是，统计造假并非个别地方的问题，也不是偶尔出现的问题，而是一个长期存在并具有相当普遍性的问题。从1985年开始，GDP核算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分别进行，从那时起，几乎每年、每季度各地GDP之和便一直高于全国GDP总量。其中虽有重复统计等因素，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下的统计造假。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是统计领域最大的腐败。
弄虚作假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长期公然造假，最可怕的是对造假行为惩治不力，乃至姑息迁就。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于“地方GDP之和长期高于全国数据”这种不正常现象，没有动真格去追究其中的原因。这不仅使得很多统计造假蒙混过关，而且导致造假行为愈演愈烈。其二，即使通过部门抽查和媒体曝光，发现了一些统计造假行为，但在问责上往往避重就轻。当所谓“严肃处理”不涉及造假的始作俑者，当造假的最大受益者不必付出任何代价，当地方主政者不必为统计造假担责，如此，统计造假长期泛滥便势所必然。
有很多人认为，统计造假的根源在于“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所以应当改革干部考核方式，淡化GDP考核。这种说法确有其道理，但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考核机制是一回事，统计造假是另一回事，即使考核机制不尽合理，“实事求是”也是统计工作应当坚守的底线，考核机制问题绝不是统计造假的借口。
偶然被曝光的统计造假恐怕只是冰山一角。要真正实现对统计造假“零容忍”，一方面要加大统计复查、核查的力度，提高造假行为被发现的几率；另一方面要加大责任追究的力度，既要处罚直接造假者，更要处罚幕后的授意者、指使者。既然统计造假是一种腐败，我们就应该拿出更大的决心和诚意，像打击腐败那样打击统计造假行为。
90%
截至2014年12月，中国打车App累计账户规模达到1.7亿。滴滴打车与快的打车分别以56.5%与43.3%的比例占据中国打车App市场累计账户份额领先位置。2月14日，滴滴打车与快的打车联合发布声明，宣布两家正式战略合并，合并后的新公司在中国打车App市场份额中的占比将超过90%。
点评：被誉为“中国并购史上最经典的一页”的合并背后也有隐患，值得关注。一是会否形成自然垄断。根据《反垄断法》的规定，经营者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以上，即可推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显然滴滴和快的合并后市场份额远远超过二分之一，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没有疑问。但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与是否利用市场支配地位谋取垄断利益是两个概念。只要二者合并没有利用市场支配地位去损害消费者利益，打压竞争对手，就不会被反垄断调查。高科技行业发达的美国通常对高科技公司合并垄断现象采取了最大容忍。因为这些公司没有让效率损失，这些公司创新力极强。保护效率和创新是美国这几年对高科技公司涉嫌垄断“高抬贵手”的原因。这个动向值得中国注意。没有谁能轻易坐稳霸主，虽然二者合并后处于市场支配地位，但其他巨头正在虎视眈眈。例如：百度与美国叫车服务公司Uber一旦达成参股合并协议，那么，很快就又会出现新的巨头。
此次合并的另一个看点在于，合并之后的内部事务如果妥善处理，也就是利益上如何恰当处理，股权如何划分？从目前没有公布公开股权构成看，一定是谈判上有纠纷和难度。滴滴打车CEO程维与快的打车CEO吕传伟将联合担任CEO的一山容二虎现象，今后会否出现裂痕？“合并后，两家公司在人员架构上保持不变，业务将继续平行发展，并将保留各自的品牌和业务独立性。”那么业务领域如何划分？是按照板块还是按照地域？两个品牌独立运行，会否降低司机和乘客的选择体验呢？内部一系列问题处理起来非常棘手，处理不当就会预留很大隐患。
总之，这起合并案对行业具有深远的影响，而面临的内部现实问题也需要双方拿出智慧来应对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