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婧
央企改革试点的推出，标志着国企改革的提速。正常逻辑之下，地方国企改革的步伐也有望加快。事实上，今年以来，全国已有多个省市出台了国企改革的方案，改革方案涉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国有资本结构调整、实施国企分类管理等多个方面。国有企业改革，企业是改革的主体，改革的动力也应该来自企业。然而，进入“深水区”的这轮国有企业改革，到目前，基本上还是政府自上而下地在推动，这实际上考验着改革的热情。
国有企业改革已进入关键时刻，有许许多多的难题需要攻克，这就更渴望改革的热情。只有改革的主体，国有企业、特别是国企负责人对改革倾注热情，为改革燃烧激情，才能保持国有企业发展的不竭活力。因此，我们需要高度警惕国企负责人改革热情的懈怠。实际上，目前不少国企“等”改革的心态，已或多或少折射了国企负责人改革热情缺乏的现实，比如混合所有制改革，就已经有垄断央企表示了拒绝：“搞得好，为什么混合？”
毫无疑问，影响国有企业负责人改革热情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现在热议的混合所有制，国企业负责人如果做得积极，可能被怀疑是利益输送，是在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做得谨慎，可能又会担心被贴上拒绝改革的标签，所以缺乏改革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尤其是目前包括国有企业在内，反腐大张旗鼓，国企负责人更有可能偏保守，口头上大力支持改革，而在实际行动上，或仅仅做做“花架子”，或干脆等着政府倒逼。
为此，不少地方出台的国企改革方案，已经纳入了“容错机制”，有的地方还配套提出建立健全“澄清保护机制”，希望以此给国企负责人改革空间，激发他们的热情。但问题是，“容错机制”并没有实质内容，因为我国的法律体系已基本健全，本来法无禁止皆可为，已天然包含了“容错”的内涵，但由于国有企业的身份特殊，在更多时候，人们依然将其置于“法无授权皆禁止”的语境之下，继续原则性的提“容错机制”，有画蛇添足之嫌，不仅不能打消改革者的疑虑，还会带来公众的担忧。
经济生活与物质世界一样，具有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人们一旦选择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这就是路径依赖。就国有企业来说，一方面，国有企业承担着过大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企业化程度一直是重大制约，还没有真正实现市场化的企业运行和管理思维，行政化的思维和方式仍大行其道；另一方面，目前国有企业和上世纪改革时国有企业的生存境遇不可同日而语，相对较安逸的“活法”，也会进一步滋生国有企业改革的组织惰性，导致改革热情和工作激情的缺乏。
不仅国有企业负责人如此，民资也总体上“有兴趣参与混合所有制和开放的合作”，但现在更多是观望。一方面，目前国有企业拿出来推行改革的领域，多是风险较大或盈利状况不佳的领域，在民资看来，这不是改革，而是国有企业融资；另一方面，民资更加担心未来持股比例和话语权的保障问题，不希望出了钱、入了股却没有丝毫话语权，甚至担心一旦发生纷争之后，遭“红头文件”劝退。这说明，影响国有企业改革热情的根本因素，还不在于有没有“容错机制”，而依然是政企关系的纠结。
尽管国资委不止一次强调，“自己不是婆婆，而是老板”，只负责监管国有资产是否得到保值增值，对企业的经营者进行考核和激励，怎么经营是企业自己的事。但实际上直到如今，国有企业负责人事实上都还是有行政级别，是可以政企两栖的，多数依然是由政府任命的，导致的直接后果，一是国有企业负责人会考虑“政治前途”，必然趋于政绩导向而非市场导向；二是厘不清政府公共权力与资本所有者权利的界限，行政手段依然无处不在，国有企业在相当程度上依然是内部管理的人治结构而非真正的公司治理。
纵观当下中国企业管理思想的话语，基本上言及的都是民营企业，而国有企业更多的是被作为反面典型出现的。为何“自组织”体系最成功的是华为，为何“价值观驱动”最成功的是阿里巴巴，为何“竞争力核变核聚”最成功的是腾讯，为何国际化能实现“鹰之重生”的是TCL……民营企业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民营企业没有政府公共权力与资本所有者权利的纠结，所以一直处于“折腾”之中。国有企业的特殊情况，决定了国有企业不可能像民营企业一样始终处于改革创新之中。也就是说，不能从根本上实现政企分开，国有企业改革就难以真正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的转变，从而也就难以从根本上激发国有企业负责人的改革热情。
真正的改革热情，源自于对理想的高度认同，源自于对伟大事业的坚定信念，源自于强烈的紧迫感。如果国有企业改革热情不足，就会贻误改革创新，或者坐失机遇，甚至不求真务实，打着改革的旗号胡作非为。改革热情是宝贵的财富，但激发改革者的真正热情，绝不仅仅是开“绿灯”与踩“刹车”的关系，也不是形式上的“容错机制”能实现的，这个时候依然需要面对政企分开的老话题，不再沉浸于管人、管事、管企业，而是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