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圆满结束了对阿根廷的访问。访问期间，习主席与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举行了工作会谈，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了中阿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主席还接受了阿根廷副总统兼参议长布杜赠送的阿根廷国家足球队10号球衣。
点评：据说阿根廷国家队的10号球衣是老一代球王马拉多纳曾经披过的战袍，是如今阿根廷足球偶像梅西穿过的荣耀之服。现在，阿根廷副总统兼参议长布杜把它赠送给了主席，既是对热爱足球的主席的特别礼遇，更是向中国人民表达深深的敬意，让人感到格外亲切。
中国和阿根廷自1972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两国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加深。虽然远隔重洋，但友谊之花越开越艳。特别是2004年建立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后，两国高层交往频繁，各类双边合作机制运行良好。特别在涉及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上坚定地相互支持，建立了牢固的政治互信。此次，主席访问阿根廷，又和克里斯蒂娜总统共同签署了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更使中阿关系迈上了新台阶。
阿根廷赠送主席的10号球衣虽然不很起眼，但意义非同凡响，它是中阿两国友谊的桥梁，它加强了中阿两国人民心与心的沟通，缩短了中阿两国地理上的距离，为中阿两国今后在政治上相互支持、经济上互利共赢，以及扩大双方人文交流，奠定了坚实的感情基础。
1.3万亿
7月18日，2013年度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在网上拉开大幕，在这些部门公布的数据中，“其他支出”一词频频出现，新华社报道称，汇总财政部近日公布的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决算，散布在各表格中的“其他支出”总额约1.3万亿元。
点评：“其他支出”，按理说应该是部门支出中占比较少，比较零碎的花费。然而事实截然相反，如环保部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中，环境保护管理事务支出项下，“其他环境保护管理事务支出”16777.53万元，占比接近四分之一；国土资源部242.62万元的外交类支出中，“其他外交支出”92.73万元，占比高达三分之一多。这样的“其他支出”，有了“喧宾夺主”的味道。
不仅是中央部门，近年来，各地政府公布的预决算中，“其他支出”占比也非常高，常常是各级政府的二十几类支出中数一数二的大支出。此前中国人民大学的调研甚至发现，在西部地区基层政府，“其他支出”最高的占本级支出的42%。而1.3万亿元的“其他支出”，数目之巨，已相当于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那么，这1.3万亿“其他支出”具体花在哪？如果是用于民生，何不大大方方地列出，接受社会监督。政府花钱，每一笔都应让民众看到具体用途，相信各个政府部门在内部账本中，不会不知道每一笔“其他支出”的去向，既然有这些信息，为何不能让民众共享？公开预算决算，本意是为民众释疑解惑，可民众看完后仍然留下一串问号，无疑有违制度初衷。此前一些地方就发现，“其他支出”暗藏猫腻，如安徽省灵璧县在审计中曾发现，其他支出多是支付奖金补助，吃喝招待、参观学习等等。
财政管理一大要义在于精细化。“其他支出”不该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有专家认为，“其他支出”宜设上限封顶，不应突破10%这一上限，对于“其他支出”要有说明，解释清楚。这些办法固然有一定作用，但更要看到的是，“其他支出”泛滥，根源是按“功能分类”的预算制度。所谓“功能分类”，就是根据政府“做了什么事”对支出进行分类，每一笔钱具体是怎么花出去的，包括工资补贴、商品服务购买、基建支出等。据报道，广东今年3月实行新规，要今后广州政府部门的决算草案，按“经济分类”编报支出。按经济分类的预算编制方式公开，也有望在预算法修改中得到明确。抓紧深化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无疑是遏制“其他支出”继续膨胀的关键所在。
9—11亿
近日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和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相继发布了2014年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南航预计上半年净利润亏损9亿元至11亿元，而去年南航上半年净利润为3.02亿。国航预计2014年度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92亿至5.04亿元，同比将减少55%至65%。两大航空公司成绩非常惨淡。
点评：是什么原因导致航空公司的运营出现如此大的业绩滑坡呢？南航和国航在业绩预告中认为原因是汇兑损益。这个解释是可信的。航空公司是负债率非常高的资本密集性行业，因为航空公司的主要运营工具飞机一般都是融资性租赁或者贷款购买的。
南方航空截至2013年年底，净负债总额为人民币1043亿元，其中80%以美元计价，大约是830亿元人民币，约合135亿美元。由于中国的航空公司正在快速扩大机队规模，因此各航空公司的美元债务的净值应当还在快速攀升之中。由于全球航空公司飞机购买一般都是通过美元结算和支付的，因此一旦美元与本币的汇率发生很大的波动，必然带来经营上的巨大风险。
过去人民币一直是升值的趋势，因此这些年来中国的各航空公司都获益匪浅。但是，今年年初人民币汇率的转向，已经表明人民币汇率过去那种长期单边升值的趋势正在发生改变，虽然人民币的基本面仍然是支持其升值的。目前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中，现在在海外已经初步有了人民币的离岸中心，所以未来人民币汇率将遵循市场化规律，合理波动将成为常见现象。而根据国际外汇市场的波动规律，从半年和一年的角度来看，汇率的波动足可以对航空公司的损益造成重大影响。
因此，航空公司必须积极应对和着手解决人民币汇率的波动风险。由于航空公司主业不是投机，所以必须履行套期保值的规则，即手里有外汇收入净头寸的，应当是做空相当头寸的该外币；而如果有某外币净债务，则做多相应头寸的该外币。目前，许多中国的航空公司已经走向国际，汇率和原油波动的风险已经成为主要的经营风险。所以，对于汇率和原油进行套期保值的操作，是稳健经营的必备条件。
7个多月
据媒体曝光，麦当劳、肯德基等公司的供应商上海福喜公司，将过期7个多月颜色发青的臭肉延长“保质期”一年，将过期半个月的冰鲜鸡皮和鸡胸肉制成“麦乐鸡”。
点评：种种行为，令人发指。虽然上海福喜公司已被查封，但事件引发的质疑才刚刚开始。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没人监管？
的确，我国的食品安全主要依赖于监管部门对企业检查和对食品抽检，企业靠各种手段蒙混过关并不难。宽松的环境，纵容了一些食品企业的肆无忌惮。报道中，“过期食品优先在中国使用”的坦白，确实无情地折射了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漏洞。但是，愤怒过后，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加大监管力度也确实面对诸多尴尬。明面上加强工作检查，就很容易被企业精心彩排所蒙蔽。
其实，问题的根本还是信息不对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隐蔽性、多样性使得监管行为面临复杂局面，突出表现为违法信息知晓难和调查难。食品安全这场猫鼠大战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我们本该发动全民监督，让违法者无路可逃。但是，为何目前还是靠记者暗访揭发？究其原因，还是与举报奖励过低有关。查阅一些地方的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举报者已取得部分重要证据，但未对违法事实进行直接核实，仅提供查办线索，未配合案件调查，举报情况与查办事实大致相符的，仅仅能获得案值1%及以下的奖励，且每起案件的举报奖励金额原则上不超过5万元。
相比而言，国外的激励明显给力得多。2012年，前瑞银雇员因举报瑞银替客户逃税有功，获得重奖1.04亿美元。美国证交会更是规定，如果举报信息最后导致证交会获得100万美元以上罚款收入，举报人可以分到相当于罚金10%至30%的奖金。巨大的诱惑之下，“无间道”纷纷上演，高质量的、极有价值的举报信息纷至沓来。
有鉴于此，重新修订相关办法，大幅提高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已是当务之急。如果配合修订后的食品安全法，对违法企业施以重罚，奖罚分明之下，何愁食品安全乱象不治。
500元
7月16日，中办国办印发了两个公车改革文件。面对中央最新车改方案，试点地区官员有期待，也有困惑和不解。如在浙江温州，不少基层公务员坦言现行500元的车改补贴不够花。
点评：基层公务员“每月500元”的车改补贴，是否“够用”？或者说，车改补贴究竟要多少钱才算“够用”？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关键显然取决于，究竟选择什么样的参照标准来衡量把握“够用”。
若仅按照温州现行补贴标准来衡量，“每月500元”或许确实会显得有些“不够用”。据了解，温州现行车改补贴标准中，正县实职的最高补贴高达“每月3100元”。而此次中央规定的标准为“司局级1300元、处级800元、科级500元”、“地方不得高于130%”。这意味着，即使按130%计算，现行温州补贴标准也仍有相当大的下调空间。而一旦“下调”，当地公务员势必会更觉得“不够用”。
但是，如果回归到车改补贴的“公务交通补贴”本义，并严格按照中央“适度发放”，“不得以车改补贴名义变相发放福利”的要求衡量，现行车改补贴标准显然又完全不存在“不够用”问题。如果将补贴真正严格限定在“公务交通”范畴内、并力行“节俭”原则，剔除各种“私用、浪费”因素，现行补贴标准其实完全够用。否则，若非要将“私用”也算进“补贴”、让其沦为“变相福利”，那么恐怕再高再多补贴也仍然会觉得“不够用”。
关于这一点，如果进一步对比一下目前全国居民的一般交通花费，就不难得出一个鲜明直观的印象。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交通和通信消费支出为2736.9元，折合月人均228元。这意味着，即使加上通信消费，普通居民的交通消费支出甚至也不到“科级500元”补贴的一半。
当然，若考虑到不同公职岗位对于公务交通的不同需要，目前仅按行政级别制定的补贴标准，对于一些基层公务人员来说，可能确实存在某种“不够用”情况。这正像有专家指出的，“往往是级别越高的人越不用出门，级别越低的人跑得越多”，因此，现行补贴也还需进一步细化完善。
70%
7月18日，2014年度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座谈会上公布了2014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截至今年7月1日，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超过70%，与去年基本持平。
点评：这一数据是在意料之中的，连续多年来，每到这个时候，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初次就业率大都保持在这一水平，而这一数据也一直被质疑有很大的注水成分——为了完成上级部门下达的初次就业率任务，各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想方设法也要“达到”这一数据。
统计公布初次就业率，貌似是对大学生就业工作的重视，但其实并不能客观反映大学生就业情况，还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很多高校为提高初次就业率，将整个大学毕业这一年作为就业年，不安排多少教育教学任务，而让学生去找工作、就业实习。这导致大学的教育严重缩水，对于本应以通识教育为办学定位的一些大学来说，这样的办学则让它们沦为“就业培训所”，从根本上说，这无益于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反而制造更深层次的大学生就业危机。
更难让人接受的是，一些学校在就业率统计上做手脚，其中包括要求学生用就业协议书来换毕业文凭，把考研、出国留学的学生也作为就业数据处理，虚报灵活就业人数等。经过校方的“努力”，就业形势再严峻，最终的就业数据都十分好看，这其实是自欺欺人，也会严重败坏大学的形象。
而且，从大学生就业的实际情况看，毕业半年、一年之后，学生的就业情况有很大的变化，根据调查，在已就业的2010届、2011届全国大学毕业生中，平均有38%的毕业生在毕业半年内发生过离职。如果把调查时点延伸到毕业三年后，这一比例更高。这一调查说明，统计初次就业率，除给出一个好看的数据外，并无实质用处。另外，正是因为强调初次就业率，导致学生盲目就业，一些学校为提高初次就业率，反复告诫学生“先就业，后择业”，于是到了工作岗位后，职场新人跳槽频频，反过来影响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职业道德的看法。
大学生就业数据统计和发布是从大学生就业开始出现严峻形势时启动的，但10余年来，这项工作并没有多大程度改变就业难的现实，很多学校满足于发布高的初次就业率，却没有深入分析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深层次原因，于是，每年的就业工作都从严峻形势开始，到初次就业率“喜人”收尾，高等教育的自主办学、结构优化、人才培养模式等问题，都被掩盖，且一拖再拖。因此建议不要再统计初次就业率，而应改为跟踪大学毕业生的中长期就业情况，并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教学改革，这样的“数据”才会显得更有意义。
66.8万元
据新华社报道，国家鼓励公务员本着“工作需要、学用一致”的原则参加学习、培训。然而，由于相关制度不完善，不少官员成为社会上一些“天价”培训班的主要目标。一些动辄数十万元学费的培训班已畸变成某些官员打造人脉圈的“名利场”与“资源聚集地”。例如北京大学“后ＥＭＢＡ班”学费66.8万元，而且66.8万元仅包括学费、书本资料费、证书费、教学管理费、拓展培训费，国内外学习考察期间的交通、食宿费得自理，并规定学费是一次性付款。
点评：客观地讲，政府官员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挤出时间进修本无可厚非，至少可以视为提高文化修养、提升能力水平的一个表现。“天价培训”之所以广受社会诟病，往往在于公众对官员获取学历学位的过程，以及对学历含金量的质疑。从现实看，官员学历镀金已经变味。有数据显示，早在6年前，我国的博士授予数量已经超过美国，跃升至世界第一，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政府官员。有人调侃，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就有全国政协委员对“不学无术、注水的官员博士”大加抨击。
一些官员热衷参加“天价培训”的背后，一方面暴露出当前官员选拔和人才评定的偏差。现在，一些地方将高学历与政府官员的施政能力和管理水平简单地画等号，受这种导向的影响，官员们学历注水自然也是水涨船高。另一方面暴露出权力约束的失范。有人把官员参加“天价培训”归结为“三易”，也就是入学易、过关易、报销易，在如此多“易”的背后，不难想象约束监督权力的漏洞有多大。
尽管有些官员在职进修存在不少问题，但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要通过制度纠偏看紧门而非关上门。只要是不假公济私、对事业发展有实用的真进修，不搞虚招、不走后门，通过严格考试获得的硬文凭，那是多多益善，公众也没有意见。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通过制度的刚性给官员在职进修纠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