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6月28日央行同时降息降准后，央行8月25日晚间宣布决定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这是央行今年的第四次降息和第四次降准
文/《中国证券期货》记者雒招霞
继6月28日央行同时降息降准后，央行8月25日晚间宣布决定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这是央行今年的第四次降息和第四次降准。
央行决定，自2015年8月26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以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其中，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4.6%;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1.75%；其他各档次贷款及存款基准利率、个人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相应调整。同时，放开一年期以上（不含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浮动上限，活期存款以及一年期以下定期存款的利率浮动上限不变。
央行宣布，自2015年9月6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以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同时，为进一步增强金融机构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的能力，额外降低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额外下调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准备金率3个百分点，鼓励其发挥好扩大消费的作用。
央行研究局局长陆磊对此回应称，近期人民银行对人民币兑主要货币中间价报价机制实施进一步完善，势必对金融体系本外币流动性构成结构性影响。存降准实际上为金融体系注入了无期限流动性，可以有效增强金融机构针对货币市场波动实施流动性管理的能力。
关于“双降”的原因判断
陆磊表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在此“双降”的原因有四点：
第一，币值稳定的决定因素是以通货膨胀体现的货币购买力。2015年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6%，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5.2%，环比下降0.7个百分点。在物价低水平运行的同时，金融机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97%，相比6月的6.04%下降了0.0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扣除物价因素后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仍呈上升趋势，对称性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有助于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
第二，金融机构流动性合理充裕是支持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从7月金融市场利率走势看，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1.51%，比上月高0.07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低1.9个百分点；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1.43%，比上月高0.02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低1.98个百分点。0.5个百分点的普降以及额外0.5个百分点定向降低县域和消费金融组织等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有利于在总量上增强存款类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在结构上进一步体现了支农、支小、扩内需的政策意图。
第三，货币政策调整与金融改革并举。此次降息同步放开一年期以上存款利率上限，标志着货币政策从数量型为主转向价格型为主又迈出关键性步伐，为金融机构自主定价及高效配置金融资源提供了制度基础。
第四，政策调整的连续性。2015年7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3.3%，增速较上月末提高1.5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低0.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长6.6%，增速较去年同期低0.1个百分点。本外币贷款余额96.00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应该说，今年早些时候的降准在供给端增强了银行的放贷意愿；降息则引导市场利率持续下行，在需求端提振了经济主体的贷款意愿。此次“双降”有助于巩固政策成效，更好地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关于“双降”的时机选择
陆磊表示，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流动性状况是决定政策调整的主要触发因素。
一是国际经济低迷促使我国以扩内需作为主攻方向恰逢其时。7月进出口总值同比负增长8.2%，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累计负增长0.7%。外需的波动性要求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可以说，我们到了以降息促使企业财务成本进一步降低、以降准促使金融机构具有更充分的金融资源调配能力、以定向降准推动金融机构支持消费的时间窗。
二是利率与汇率政策配合恰逢其时。近期人民银行对人民币兑主要货币中间价报价机制实施进一步完善，势必对金融体系本外币流动性构成结构性影响，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实际上为金融体系注入了无期限流动性，可以有效增强金融机构针对货币市场波动实施流动性管理的能力。
关于“双降”的有效性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传导机制的畅通性。第一，基于物价走势、实体经济部门盈利水平与名义融资成本的比较，“双降”政策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和防风险营造了中性适度的货币环境，但同时需要实体经济部门的“有效”融资需求与金融机构的高效率金融服务供给加以配合。
第二，考虑到生产者价格指数连续40个月以上负增长，我们需要高度关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配合，尽可能降低理论界通常所认为的货币政策存在“治理物价上行效果优于治理物价下行”非对称效应。
第三，经济运行的关键因素仍然在于中国处于“新常态”环境下的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的塑造，货币政策为经济运行营造了良好的环境，真实经济增长则需要依靠实体经济部门和金融机构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