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利用多重结构变动检验和SVAR模型研究了亚洲国家围绕亚洲货币单位（AMU）进行汇率合作的状况。估计结果显示，在货币篮子中引入AMU之后，尽管美元仍然是区域内最主要的锚货币，但在2006年后及金融危机影响期间各国汇率相较于美元拥有了更大的灵活性。结论是：先从各国货币与AMU保持稳定联系着手，加强亚洲区域内汇率合作，循序渐进推动亚洲货币一体化。
关键词：亚洲货币单位；货币一体化；货币篮子；名义汇率合作
一、引言
1997-199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亚洲国家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有必要展开经济合作以共同抵御金融风险，这促使区域内货币当局们商议推进一个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以稳定双边汇率、加强货币政策合作。危机后大多数受冲击国家宣布放弃单一盯住美元，考虑到区域内贸易水平的上升以及潜在的竞争性贬值引起的经济溢出效应，在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为媒介的市场推动下，加强汇率政策的协调对于亚洲国家而言非常重要。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探讨亚洲区域内汇率政策的合作与协调。
本文使用ASEAN+3区域内六种货币的月平均名义汇率数据，包括印尼盾（idr）、马来西亚林吉特（myr）、菲律宾比索（php）、新加坡元（sgd）、泰铢（thb）和韩元（krw），使用SVAR模型识别这些国家货币汇率波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AMU、美元和欧元汇率波动解释。文中的分析引入了AMU，突破了Frankel & Wei（1994）仅仅关注主要货币的传统模型。实证结果支持亚洲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盯住AMU稳定其汇率的假说，尤其在2006年10月——2010年7月这一特点更为显著，通过盯住美元实现稳定已经不是这些国家的最优选择。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对于地区货币汇率的考察主要从汇率联动和汇率合作两个方面展开。
汇率联动方面，许多学者沿用Frankel & Wei’s （1994）的方法。刘刚（2013）分阶段实证发现金融危机后东亚仍旧是事实上的美元区，美元的地位仍难以撼动，但人民币对部分东亚货币的影响力已超过了美元。Jyh-Dean Hwang（2013）发现人民币对于东亚汇率变动的影响很有限，除在极短期内外人民币在东亚汇率决定中并未起重要作用。另一些论文在MGARCH框架下运用Engle的动态条件相关系数模型，来估算时变的条件相关性。如Bong-Han Kim等（2013）发现，21世纪头十年的后半期，五种新兴亚洲货币和日元汇率之间的关联性下降，甚至是负的动态条件相关，并且用DCCX-MGARCH模型识别出国际资本市场驱使新兴亚洲货币和日元汇率之间关联性下降的两个主要因素。
另外一部分学者们关注区域内的汇率合作。Williamson（2005）提出由9个亚洲国家及地区盯住一个共同的篮子货币，该篮子由美元、日元和欧元构成。Ogawa & Shimizu（2006）提议使用亚洲货币单位来监测亚洲的汇率政策，稳定有效汇率。在比较各货币相对AMU的偏离指标后，他们发现其中存在不吻合现象，并将此理解为非协调的汇率政策的表现。Eichengreen（2006）认为与欧洲货币单位（ECU）和欧洲货币体系（EMS）相似，AMU能够起到官方协调作用。
三、模型与方法
（一）交叉汇率模型的构建
Frankel&Wei（1994）开创了识别主要国际货币在隐含篮子货币中权重的方法，评估了日元、德国马克和美元的汇率变动对于亚洲地区汇率变动的影响程度，他们的计量模型如下：
eEAt=α0+β1etUSD+β2etEUR+β3etYNE+εt（1）
其中，e为各货币对瑞士法郎汇率的自然对数的一阶差分，β的估计值表明各货币在隐含篮子中所占的权重。然而，采用Frankel-Wei回归进行的研究大多仅关注主要的国际货币，忽视了亚洲货币的影响，本文在Frankel-Wei模型中引入AMU。
当将AMU引入（1）式后，OLS估计结果将不如人意，因此本文使用带约束的SVAR模型解决内生性偏误和共线性问题。SVAR考虑了各内生变量之间的同期相关关系，规避了VAR中Cholesky分解结果对内生变量排序的敏感性。通过对如下的模型进行方差分解，可以模拟外部货币和AMU的冲击效应，从而发现其变动在各亚洲货币变动中分别所占份额（即隐含权重）：
Rt=0+∑Pk=1k（L）Rt-k+εt（2）
其中Rt为向量矩阵（eusd，eeur，eamu，eEAi），Фk（L）是一个4*4矩阵，Ф0是常数矩阵，方差分解可以得出各货币（usd，eur，amu）在各国隐含货币篮子（EAi）中的相对权重。
本文数据使用2000年1月-2014年5月的月平均名义汇率（T=173），并以瑞士法郎（chf）作为计价货币。双边汇率数据来自Pacific Exchange Rate Service，AMU数据来自Ogawa & Shimizu。
（二）多重结构变动检验
本文使用Bai-Perron的多重结构变动模型（Bai&Perron，1998，2003）内生估计亚洲各国汇率制度发生变动的时点。使用完全结构变动模型，考虑如下回归方程：
yt=ztδj+ut
t=Tj-1+1，…，Tj；j=1，…，m+1
其中，yt为因变量，zt（q*1）为协变量矩阵，δj（j=1，…，m+1）是相对应的系数矩阵，ut为误差项，Tj为断点处，得到结构变动检验结果如表1：
注：表中列出了各亚洲国家货币汇率分别在Sequential检验、LWZ检验和BIC检验下存在的断点个数；TiS、TiL，B（i=1，2，3，4，5）分别给出了Sequential检验下和LWZ检验、BIC检验下第i个断点出现的时期。 检测发现大多数国家在2006年和2010年左右分别存在断点。2006年的断点可能与中国政府宣布采取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制度有关，而2010年左右的断点可能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逐渐平息后亚洲国家汇率调整有关。根据断点情况，本文将样本期分为三个子区间：2000M01-2006M09；2006M10-2010M07；2010M08-2014M05。
（三）建立SVAR模型
在进行SVAR分析之前，首先对汇率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ADF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所以在（2）式中使用一阶差分值建立VAR模型。根据AIC准则选择最优滞后阶数，所有国家在第一期滞后阶数为1，在后两期滞后阶数为3。VAR结果都通过了平稳性检验，下面建立SVAR模型。为使货币篮子中各货币结构冲击正规化为1，假设各亚洲货币面临自身冲击时的脉冲响应为0。按照eusd、eeur、eamu、eEAi的顺序反映其外生性水平，并假设美元和欧元不受同时期AMU的冲击。
四、ACU的角色：方差分解
表5给出了SVAR模型得到的预测误差方差分解结果。表中数据是12个月的预测方差分解结果，反映了usd、eur、amu的外在结构性冲击分别对亚洲各国货币汇率变动的贡献率。
首先观察第一个时期的估计结果。总体而言，amu的贡献率比较低（除印尼和韩国），对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分别为0.076%、7.378%、9.241%、16.988%。除印尼外，美元是所有其他国家内在货币篮子中主要的锚货币。在1997-1998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大多亚洲国家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危机，其中措施之一是放弃严格盯住美元。然而，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在危机平息之后，这些国家重新对美元实行软盯住。McKinnon&Schnabl（2004）认为亚洲国家回归官方盯住美元或者事实上盯住美元，其原因在于美元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盯住美元既有助于便利国际贸易，又有助于锚定区域内和国内价格水平。
第二时期的估计结果发生很大变化。amu汇率波动对亚洲货币汇率方差的解释能力都高于10%，总体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尤其是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国家，amu冲击的贡献度显著高于第一时期的份额。而在印度尼西亚和韩国，amu的份额较为稳定，仍然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这些证据表明亚洲货币正从事实上盯住美元开始转向盯住货币篮子，并且这一篮子中亚洲货币和欧元的比重不断变大。虽然亚洲国家货币汇率波动绝大部分仍然由美元汇率波动造成，2006年起各国逐渐放松了美元盯住制。在第二时期，所有国家（除了印度尼西亚）的美元贡献度都有所降低，菲律宾和韩国约下降了40%，马来西亚约下降了30%，新加坡约下降了20%，泰国约下降了10%。这一阶段货币篮子中三种货币的表现可能与多种因素相关。首先，这一时期前段，正是中国、马来西亚等国官方宣布放弃单一盯住美元、进行汇率制度改革的政策开始发挥实际效力的阶段。区域内各国受到网络外部性的影响，将会总体上呈现出放松美元盯住的格局。其次，这一时期后段，正值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及危机持续影响时期。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元体系的脆弱性，驱使各亚洲国家调整汇率安排，积极处理危机对国内货币体系和对外贸易带来的不利影响。
最后分析第三时期的估计结果。第三时期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危机的影响已逐渐散去。从表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美元波动对亚洲货币方差的解释能力上升幅度很大，基本恢复到第一时期水平。这与其他学者关于1997-1998金融危机平息后亚洲国家回归美元软盯住制的研究有相似之处，可能与美元长久以来占据重要地位的惯性作用相关。
五、结论
本文通过方差分解可以发现，与欧元冲击和AMU冲击相比，美元变动在三个时期内对亚洲货币都拥有绝对影响力。然而，结果也显示在2006年10月——2010年7月间，平均而言美元对亚洲国家汇率变动的贡献率由大约76%下降到56%，而AMU的份额均值由13%上升到22%（不考虑印尼）。这些结果都表明这一时期内，亚洲国家不再单一盯住美元，开始尝试在亚洲货币占相当份额的货币篮子体系下进行汇率合作。
根据此实证结果，这些亚洲国家都开始实行事实上的货币篮子体系，并且区域内货币在货币篮子中占据不可忽视的比重。此前很多研究认为一篮子盯住制更适合亚洲国家，并且1997-1998危机后美元权重长期高于其理论值（如Bird&Rajan，2002；Bénassy-Quéré，1999；Ito et al.，1998等）。在上述分析下，这一期间内亚洲汇率的变动情况似乎证实了这些观点。如Owaga&Shimizu（2006）所建议，加强亚洲区域内汇率合作的一个方向可以是使各国货币与AMU保持稳定联系。通过这样循序渐进的努力，推动未来亚洲货币一体化向纵深方向发展。（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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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yh-Dean Hwang. Who Cares about Renminbi？——Currency Relations in East Asia at a Closer Look[J].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olicy Research，2013（8）：120-131.
[3] 刘刚.东亚地区人民币集团形成进展判断——基于人民币对东亚货币汇率影响力的比较研究[J].经济科学，2013（02）：70-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