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瑜
摘要：西方话语中的“中国模式”总体来说具有否定的倾向。本文以马克思晚年书信的内容来论证“中国模式”的合理性，并从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启示“中国模式”的构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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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模式；西方模式；合理性；建构路径
对于中国的崛起，西方发达国家所持态度不尽相同。有的西方学者给予“翻天覆地的变化”的赞叹，认为这是属于全世界的一个奇迹；但有的西方国家则从发展模式为切入点来对我国的发展进行批评。在这些争议中，“中国模式”已成为近年来热议的话题。以马克思晚年书信的内容来论证“中国模式”的合理性，并从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对“中国模式”的构建路径有所启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提出，与“西方模式”具有紧密的联系。所谓“西方模式”，就是在政治上推行所谓的“民主化”，在经济上推行所谓的“自由化”。西方学者认为，只有政治民主化的实现，才能保证经济的不断发展，他们把“西方模式”视为全球唯一正确的发展模式，并企图将他们的模式强加给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基于此，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理解是具有一定局限性的。
1.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理解
西方社会中“中国模式”议题的出现，缘起于雷默2004年发表在《金融时报》上的题为《背景共识》的论文。他认为，“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不只是中国的模式，而且已经开始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方面改变整个国际发展格局。”“中国模式”的出现，是因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但在某些西方学者眼中，“中国模式”是与意识形态直接挂钩的，他们妄图抵制中国，压制中国的发展，将“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对立起来，认为中国违背了人类社会客观经济规律的逻辑。在这些西方学者的眼中，他们不关心所谓的“客观经济规律”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产生了哪些影响，他们关注的是中国有没有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逻辑来发展经济，有没有完全遵守教条。他们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与“西方模式”相对立的发展方式，它的强大必然会削弱“西方模式”的影响力。因此，他们夸大中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根本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将我国政治上的民主集中制说成是政治专制，认为人民毫无自由、民主可言；将我国经济上的公有制为主体说成是经济自由，讨论的重点大都放在改革的发展上面。一些学者不从学术范畴来探讨此问题，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和偏见。如约翰·奈斯比特曾说，“中国模式”是一种全新的模式，已经不能简单地用“社会主义”来描述了……在欧洲，很多人一说到“中国特色”就联想到共产主义，会产生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联想……中国不要把自己裹在“共产主义”这个老茧子当中。
2.西方学者否定“中国模式”的实质
西方发展模式是资本主义国家历经几百年的历史在政治经济发展上形成的比较成熟的经验，不可否认里面含有值得借鉴的积极成分，但由于各国环境和历史境遇的不同，不可能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发展模式。西方学者强调“中国模式”违背了客观规律，其实质不言而喻：他们要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使各国纳入到他们所主导的范围内，他们担心“中国模式”的成功会引发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继而威胁发达国家的国际地位。因此，便日益强调“中国模式”的存在并冠之以意识形态的帽子，实质是想抵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破坏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并要求中国承担与其发展中国家身份并不相符的国际责任，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及片面性。
二、以马克思晚年书信内容来
论证“中国模式”存在的合理性无论中国是否已经发展出了一条成熟的、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效仿的道路，但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在走自己的路，走适合自己的科学发展的道路，并且从没有把这条道路强加于人。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上表现为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体制，在经济上表现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文化上表现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地位，在理念上表现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思想。
到底“中国模式”是否存在？或者说我们走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是否合理？笔者认为，相关问题可从马克思晚年书信的相关内容中找到答案。
马克思晚年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针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的两种可能，科学地给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同时用古代罗马军队在卡夫丁峡谷所蒙受的羞辱，来比喻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悲惨遭遇，指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有机统一，生产力推动社会形态向更高级别迈进，但由于各国历史环境和国情都不尽相同，他们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所走的历史道路便各具特殊性。马克思强调各国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要注重本国实际，在遵循统一性的基础上来发挥自身的多样性。对于当前处于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中国改革，就是在尊重这种特殊性。历史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我国根本行不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发展过程中认真借鉴了各国的经验教训，也借鉴吸纳了西方发展模式中的积极成分，客观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这条发展道路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是尊重我国发展的特殊性的，是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密切相连的。
马克思晚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虽然世界历史运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他明确地将这种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并认为如果把它绝对化、普遍化，将它使用于一切国家，就是错误的，他说“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同时指出，“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因此我们对历史进行考察时，应该注重具体国情的实践，不能照本宣科。我国在思想意识形态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地位的，所以应该注重将本国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联系。这就要求我们做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当前的中国社会，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并且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全面深化改革，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不仅马克思晚年书信中的内容可以论证我国坚持自身道路的合理性，许多重要理论如“博弈论”等都可以说明这一点。我国坚持走自己的路，不是对历史、对理论的违背，反而是以尊重历史理论为前提的灵活运用，做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得世界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得到了体现。
三、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经济
学的方法对构建“中国模式”的路径启示
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可以有不同的理论背景支撑，有不同的学科方法引导，笔者侧重从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来谈此问题的方法启示。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这就是马克思所肯定的“抽象—具体的方法”，它是系统的科学研究的道路，从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开始，然后循序渐进地向着较具体的范畴扩展，直到最后把整个对象展现出来。我们要建构属于我们国家自己的发展模式，要将这种发展道路日益完善，就需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在面对众多社会问题的时候，从基层入手、从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并且将整个国家的发展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使得一切社会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马克思认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来说，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出来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这就启示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对简单事物的研究和对复杂事物的研究，以及对已在发展过程中的事物和已经成熟的、完成发展过程的事物的研究，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认识“中国模式”上，要全面发展地看待这一问题，不能仅仅将其定义为“政治专制+经济自由”，而是要看到这种发展道路的全貌，包括它的理论基础、制度体系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到这种发展模式的制度、道路以及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
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经济学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普照的光”，“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其他一切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我们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这条发展道路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要发展，必须要在坚持公有制为根本的基础上继续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同时我们在解决当前中国存在的问题时，要做到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才能畅通无阻。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采用比较研究、实证研究等方法，运用普遍性与特殊性、事物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的原理来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事实日益表明，中国道路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乃至世界人民利益的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新型发展模式。我们在继续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的同时，要不断地完善，以开放的视野来看待各种争论。我们要注重构建“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争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要注重“中国模式”的基本要义就是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要坚持继承和发展，同时在继承和发展中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这些都是我们在建构“中国模式”过程中，所要遵循的方法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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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杨学功. 全球化与“中国模式”——兼谈雷默的“北京共识”[J].学术界, 2010 (1): 30-41.
[2][中]赵启正.[美]约翰·奈斯比特[奥]多丽斯·奈斯比特.对话：中国模式[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14-1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