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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西法效应”——浅谈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启示

  • 投稿洪嘉
  • 更新时间2015-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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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城 王玲智 聂子潞

摘要:监狱实验是1971年津巴多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它的影响十分巨大。本文探讨了环境对人行为的影响力,提出个人很难摆脱对其设定的角色的影响,并将监狱实验与米尔格拉姆实验进行了简单的对比分析,辩证陈述了对社会等级、暴力控制的看法,希望引发人们对环境与人性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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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影响;扮演;归属;等级;控制

如果你问我历史上最具有争议的实验研究项目,相信斯坦福监狱实验绝对榜上有名,当然这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实验之一。时年38岁的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PhilipZimbardo)主持了这项研究。1971 年,津巴多在执教期间,向社会发出招募通知,以每天15 美元的价格雇佣到一批志愿生,最终24人被选中参与实验。这些人被打乱随机的分为“囚犯”或是“警卫”,津巴多按照监狱的形式和要求,一方面让“囚犯”们穿上真正的监狱囚服,剃掉头发,将其关入6×9英尺的狭窄牢房;同时,给“警卫”们分发了制服,配了哨子和警棍。这个号称将为期两周的真实试验,最终只进行了6天就被迫停止。警卫们随着角色的深入变得愈发暴力残忍,而“囚犯”们也仿佛像自己真的被定罪了一般,低落脆弱,受到了严重的创伤。预设的界限一步步地被超过,而这个课题中日益泛滥的反社会行为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批评和警告。虽然颇具争论,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斯坦福监狱实验对研究组织行为、个体心理起到的巨大作用。有人将这种人格发生的变化称之为“路西法效应”(TheLucifer effect):“上帝最溺爱的天使路西法后来堕落成了撒旦。”

一、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与角色效应

环境对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站在不同角度人们观点往往各不相同,但通过斯坦福监狱实验传递出来的信息,这种影响在某些情况下要比大多数人们想象的强大得多。津巴多曾经说过:“恶只不过是个别人的特质,藏在他们的基因里、大脑里或者本质上。”在当今社会下,暴力事件、流血冲突时有发生,这些始作俑者很多情况下并不是罪大恶极的坏人,相反,他们更像是普通人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下不堪压力,而做出了极端性行为。在监狱试验的参与者中,所有人都深深地陷落于自己的设定角色,束手无策,无法自拔,甚至连这个游戏的设计者津巴多本身也卷入其中。

每个人对自己不同角色的定位,会极大地改变其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往往通过不同的社会角色投入到各种活动中。在实验开始之前,津巴多等人就在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向志愿者们传达信息,要求他们做好自己的角色扮演。首先,狱警获得了天然的权威和统治权利,这种状态很类似社会上的“金字塔”型结构,人数的多寡不足以去衡量其所拥有的权势和力量,每个人所处的等级才是关键,处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人,话语权最大,往往会有更多的统管欲望,“狱警”们便被定位在了这样一种等级之中。其次,秩序是需要一定的手段来维持的。就比如一个刚刚上任的年轻主管,他个人角色的匹配度起初很可能会受到来自上级主管人员或者下级员工的质疑,所以他需要利用自己被赋予的职能权力,来强化他与其角色的匹配程度。在监狱实验中,即便在刚刚开始的阶段,“狱警”和“囚犯”们的角色定位便已经形成,心理的暗示不断强化行为动机,再加上外力的作用,渐渐开始产生了分界。虽是一场游戏般的试验,在经过几天之后便真实的形成了分野。

津巴多在实验的总结中说道:“当好人变成了坏人的时候,那些坏人并不认为自己变成了坏人,他们要么认为受害者是罪有应得,要么认为自己采取的手段是有其正当目的来作为基础的”。这就比如,恐怖分子认为自己的恐怖袭击是以民族的解放为目的,因此活动是正义的等。用合理的手段为粉饰自己的目的,为正当的原因辩护,这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理性行为的范畴。

二、监狱实验与服从实验

斯坦福监狱实验经常被拿来与米尔格拉姆实验进行比较,后者是由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Milgram)于1961 年在耶鲁大学主持的,旨在测试在强权的威严压力下个体会表现出怎样的服从情况。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大约有65%的参与人最终都对志愿者施行了450伏特的最高惩罚电流,即便人们明知自己的行为不对,但在受到环境压力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坚持,这到底为什么呢?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环境迫使集体力量变得更加强大,道德此时便被集体行为压在了脚下,此时的道德修养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集体的力量会使个人内心的黑暗面扩大,不同人形成合力,其行为强度也将变得难以掌握,甚至超出合理的界限。第二,人性中不免存在着软弱无力的一面,面对着强权和整体环境的压力,许多人会产生消极、自我放弃的想法,而这时如果有人命令你去做某件事,你就很有可能会选择服从而不是抵抗。第三,人是社群动物,需要文字来交流,需要语言来沟通,人有一种天生的、难以捉摸的“孤独感”,即便是强权的压迫,但是却会让人产生正在受到保护的错觉,产生一种依附心理和归属意识。

斯坦福监狱实验在某种程度上揭露了潜藏在人内心深处的虐待欲望和倾向,其实每个人都有阴暗面,所谓绝对的“好人”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历史上不论是皇权专横的暴政,还是异常惨烈的夺权,或是某些暴力革命,这些阴暗残忍的事情,只有人类才能想得出来,并且能够将之付诸实践。在现代社会,不公平的现象一直存在,贫富差距、两极分化不断拉大,每个人心里的阴暗面都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突然爆发。“到底是谁创造了这种环境,制度是更大的木桶,也就是确立此类环境的法律、经济、历史和政治势力。”

三、暴力的不可控性

在相关的文章里有一篇写到了暴力的不可控性,而关于暴力是否可以在制度框架下得到有效控制,迄今为止也一直在被学界不停的争论。有人认为在现代国家,暴力基本已经在国家强制力的震慑下,在道德法律规范的约束下,在教育科技水平的发展下被控制,虽然在短期、局部范围内,仍然存在暴力现象,但总体来讲社会是稳定的。的确,当今世界上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流,局部冲突虽此起彼伏,整体环境依然较好。但是另一方面,国际局势如中日关系逐渐紧张,这不能不说是暴力的种子又萌发出了新的枝芽。从每个个体内心的角度上来看,暴力是永远无法控制的,监狱实验的设计者津巴多满怀信心,认为可以通过游戏规则和金钱的奖惩控制暴力,约束参与者的行为,结果很明显,他失败了。他在告诉参与者游戏规则的同时又将囚服、警棍等工具发给狱警,这其实是产生了一种矛盾。“作为存在阶差的角色,本来就存在一种权力向下的释放冲动。”狱警们实际拥有去管理犯人的权力,而津巴多要求他们自制,显然这种矛盾注定了实验走向失控的命运,一旦某种既定的秩序被打破,暴力的不可控性就大大加强。

生活中某种程度的“软暴力”在这里变成了实打实的暴力权,这也是对人类社会现实的一个讽刺。我想,斯坦福监狱实验带给我们的启示一定不仅仅是以上那么简单,就像莫罗的那句老话:“我们都是自身经历的囚徒(we are prisoner of ourown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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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竺乾威等.组织行为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2]菲利普·津巴多著.孙佩妏等译.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M].三联书店,1987 :213.

[3]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变态心理学杂志[J].北京大学社会科学,1985.

[4]色影响:上卷[M].商务印书馆,1984:115,181.

[5]ROMESH RATNESAR.内部恐吓:亲历者眼中的斯坦福监狱实验.2000.

(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