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钧
有媒体记者问：社会学界不是常说中产阶层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力量吗？为什么在当今世界上，尤其在发达国家，中产阶层又成了“激进思潮”的代表了呢？以下，以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尝试作一回答。
中产与小康
2012年的十八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民生目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并将此作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5个子目标之首。在谈及“‘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时，报告作了这样的表述：“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扶贫对象大幅减少”。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不同领域中， “小康”（包括21世纪末总结的“基本小康”和20世纪初提出的“全面小康”）始终都是占据着中心地位的核心概念。那么， “小康”这个词究竟作何解释呢？从各种汉语辞典中的不同释文看，大致上有4种解释：其一，小安；其二，儒家所说的比大同理想较低级的一种社会；其三，中等生活水平的家庭经济状况；其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在特定时期所要达到的目标。以上4种词义， “小安”应该是“小康”的本义，《诗经》中说：“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这应该就是“小康”的出处。“儒家所说的比大同理想较低级的一种社会”和“中等生活水平的家庭经济状况”则是两个引申义，前者引向宏观——社会的小安，一种理想模式；后者引向微观_—个人或家庭的小安，一种生活状况。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在特定时期所要达到的目标”，则是“小康”涵义在当代社会中的再引申，是将“中等生活水平”从微观引向宏观，并与“理想社会”的意思整合到一起了。
在社会学理论中，关于阶层分化有一种表述，就是将社会成员按其社会经济地位粗略地分成4个级次层序，即富裕阶层、中产阶层、劳工阶层和社会底层。其中的中产阶层，在英语中是“Middle Class”，也可译为“中等阶层”或“中间阶层”，即“生活水平、财产地位处于社会中等层次的社会阶层”。如果将这个解释与上述“中等生活水平的家庭经济状况”的微观“小康”涵义比较一下，可以发现两者何其相似。就个人和家庭的微观层面而言：“小康”和“中产”几乎是同义词。因此，让更多的中国人“中产”起来，应该是“全面小康”的题中应有之义。难怪十八大报告中将“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O一O年翻一番”放到了如此重要的地位。
洋葱型社会与橄榄型社会
中国社科院陆学艺教授在世时，非常关注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并希望中国社会能够早日从一个“洋葱型”社会变成一个“橄榄型”社会。所谓“洋葱型”社会，就是底面大，越往上越小，所以洋气点也称“金字塔型”。具体而言，就是社会分层的各个级次层序的人口规模，社会底层最大，其次是劳工阶层，再次是中产阶层，最上面的顶尖是富裕阶层。所谓“橄榄型”社会，就是“两头小、中间大”，最下面的社会底层和最上面的富裕阶层人口规模都很小，社会成员主要集中在劳工阶层和中产阶层，同时又以中产阶层为主。按照国际经验， “橄榄型”社会的社会关系和谐，社会运行也协调有序；而“洋葱型”社会的矛盾冲突频发，社会运行也混乱无序。
中产阶层得到学界如此青睐，从理论上说，是因为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证明，中产阶级专业理性、踏实肯干、责任心强、充满正能量，因此被看成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陆学艺教授曾经乐观地计算过：1999年中产阶层大致占15%，2008年是22%—23%，大致是每年增加1%。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增长，到2020年就能超过1/3，那就意味着中国社会每3个人中就有1个是中产阶层了。他希望中国社会能够早日完成向“橄榄型”社会的转型。
目前世界上，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新兴国家，人们都热衷于跻身中产的行列。据媒体报道，在欧美，中产的比重能达到60%—70%；在日本，中产的比重要上升到80%；在新兴国家巴西和俄罗斯，这个比重在50%—60%，而印度与中国差不多，大概能到30%。但是，除欧美以外，各国人民对中产的自我认同远超过实际比例。
中产与被中产
然而，在中国，与学界的期望相悖，中产却似乎不那么受待见。尤其是年轻人，说他（她）中产，他（她）还不高兴，非要辩称自己是“被中产”。究其原委，恐怕有两个原因：
一是传统文化影响。中国人甚至华人都不喜欢露富，反过来倒有喜欢抱怨自己负担重的偏好。譬如中产阶级典型的生活方式是有房有车，每年还至少要出去一次“看看外面的世界”。年轻人甚至中年人要达到这样的生活水平，肯定要靠按揭贷款，全世界皆然。但在中国或者华人圈内就会被演绎成房奴、车奴、卡奴，甚至生育孩子还被视为孩奴……
台湾曾经流行过一首叫做《中产阶级》的歌：“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扛着面子流浪在人群之中。我的眼光很高，我的力量很小，我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偷偷跌倒……”这就是对“被中产者”心态的生动描摹和自嘲。
二是不被官方认可。官方的标准说法是“中等收入群体”。但“中等收入”与“中产”是两个概念，两者的差别还是蛮大： “中产”是一个绝对的标准，譬如有不动产和金融资产；而“中等收入”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无论一个国家或社会是多么富裕还是多么贫穷，都会有“中等收入群体”的存在。何况按孟子的说法，“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中产阶层“社会稳定维护者”的身份其实与其“资产”紧密相关。
然而，在这里又出现了意识形态的争拗，有极左人士将“中产”视为“我们不能上”的“洋当”。因为“中产”这个概念在中国一时还得不到官方的认同，因此也难得公众的普遍认同。这种情况改革开放以来常见，譬如“社区”、“社会工作”等概念，都曾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有过同样的遭遇。
保守与激进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风暴之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中产阶层似乎又给世人另—种印象，这就是：中产阶级不再保守地维护社会稳定，反倒激进起来。
其实，中产阶级是否维护稳定，与其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如果一个国家或社会经济发展、分配公平、人们对生活的预期越来越好，那么所有的公民或者说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会来维护社会的稳定，而中产阶层则更为积极。因为社会不稳定对拥有资产，拥有“坛坛罐罐”的中产阶层而言，威胁最大。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或社会经济不景气，分配不公平，当中产阶层也无奈地被卷入时，他们的“坛坛罐罐”就很容易被打碎。因为看不到前景，预期不妙，他们就也会愤懑激进起来。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发达国家的“黄金时期”嘎然而止。在70年代和80年代，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在传统制造业就业的劳工阶层。但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也开始被卷进失业大潮。进入新世纪，经济不景气，就业无保障，分配不公平似乎愈演愈烈。尤其是2008年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资产被蚕食、被剥夺，甚至面临的失业风险越来越大。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失业对低收入阶层来说，主要的影响是经济方面的；而对中产阶级而言，社会地位和专业价值一旦丧失，影响会更大。
实际上，这一席卷全球的风潮，已经超越体制，超越政治，超越意识形态，成为当今世界的头号社会问题。所以，中产阶层的不满和抱怨也是溢于言表，他们的态度也逐渐由保守且温和地以大局为重，变成了激进地寻求变革。
综上所述，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实际上与他们的经济状况和生活质量紧密相关，在一个有美好预期的社会中，更为理性的中产阶层当然要坚决维护社会稳定。但社会的发展前景不明朗甚至不那么美妙，进而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受到侵犯时，保守的中产阶层也会变得敏感乃至激进起来。鉴于此，反过来说，中产阶层对社会经济形势的态度，也常常成为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判断现行政策成功与否的晴雨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