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靖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全球实力受到冲击，霸权地位下降。在国内外一些学者看来，本轮金融危机实际上意味着“美国时代”的终结，世界从此进入“后美国时代”，全球治理将由中美共管或多极共管。国内甚至还有一部分所谓“鹰派”色彩的官员和学者，鼓噪中国很快将在经济乃至军事上全面挑战美国。但我们认为，金融危机的冲击波虽然强烈，但并没有对美国全球实力造成根本损害，现行国际体系也并未进行根本调整，其他国家尚无力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例如，主席在与奥巴马总统的两次元首会晤中阐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时，明确表示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014年]2月17日，汪洋副总理在芝加哥出席中美商业关系论坛发表《中美经济伙伴之路越走越宽广》的主旨演讲，指出“中国既没有想法，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领袖地位”。这表明，保持对美国全球实力地位变化的清醒认识，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
金融危机对美国全球实力地位变化的影响
本轮金融危机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一轮危机，对美国实力地位的影响不可低估。但是，危机也是契机，它在暴露美国内部诸多问题的同时，也促使美国作出相应改革，重塑其全球领导地位。
危机促使美国加快了各领域的变革步伐。100多年来美国崛起并最终成为世界霸权国家，靠的一个法宝就是周期性地进行社会体制变革。冷战结束后，按理美国应该进行一个自上而下的体制变革，以适应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格局。但由于“制度依赖”、政治内耗、保守势力的阻挠等，变革并没有发生。危机促使美国民众认识到变革的迫切性，也使得奥巴马的变革誓言受到普遍欢迎，过去久拖不决的全民医保、金融监管改革等，都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取得明显进展。美国社会体制深层变革的领域还不少，如教育、移民、税收等，可谓任重而道远。近期国会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全面掌控参众两院，誓言要阻挡其变革步伐。不过，对美国社会体制变革前景，我们仍然持乐观态度，毕竟，美国多年的积弊已蕴生了强大的变革动力。
危机促使经济增长方式向可持续发展转型。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依赖消费信贷来刺激经济增长，创造了一种超前消费模式以及与此相伴相生的美国消费文化。本次金融危机宣告，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奥巴马宣称，今后美国经济要转向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即出口推动型和制造业增长。一旦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完成这一战略转型，则美国发达的金融经济将得到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撑，而且，美国国内长期以来过度消费引起的贸易逆差问题也有望得以解决，这都将进一步巩固美国世界第一经济体的地位。
危机对美国军事实力影响甚微。在国际体系中，军事实力始终是衡量一国综合实力的主要指标。危机对美国军事实力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影响，但主要是庞大的军事开支不得不受到一定限制，如2013财年基础国防预算出现“9.11”后首次下降，一些尖端项目预算被削减。即使这样，美国军事实力仍然遥遥领先各国。2013年度军费预算高达6330亿美元，超过世界其他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航空母舰游弋各大洋；军事基地遍布全球；军事尖端技术为各国所无法企及。可以说，美国的军事领先在人类历史上都未曾有过。
危机未动摇美国科技创新能力。作为世界上的头号科技大国，科技创新对于确保美国的经济发展、全球领导地位，历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历史经验也表明，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突破和科技革命，而重大科技成果往往又推动经济走向复苏和繁荣。近年来， “页岩油气革命”和“特斯拉”的成功，再次证明了美国科技创新能力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危机后国际体系的调整
危机发生迄今已5年有余，现在我们可以说，由于这次危机造成的全球经济衰退，有可能使得国际经济体系和地缘政治发生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变化，推动国际体系向新的方向转变。不过，这还仅是一种变化趋向，至少在目前，国际体系只是处于调整期，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美元地位依然稳固，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发言权有所提升。美元和美国金融体系是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和基础，虽然在危机冲击下，美元曾一度进入贬值通道，但很快即企稳并逐渐走强。欧债危机发生后，欧元一度剧跌，更映衬出美元仍是国际投资最理想的避风港。虽然美元的根本地位并未动摇，但是，本次危机毕竟暴露出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也就是国际金融体系高度依赖美元和美国金融体系，美国出了问题，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就荡然无存。因而，危机后，数次G20金融峰会逐步达成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案，加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在世行和IMF中的发言权，以期改变国际金融体系过于依赖美元和美国金融体系的弊病。
美国在国际政治体系中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但大国关系呈现复杂化倾向，地区热点问题层出不穷。事实上，全球秩序的重建，无论是G20机制化、气候变化全球合作、金融监管改革、反恐合作等等，都还是由美国主导，也离不开美国主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主宰一切，危机恰恰打碎了美国独步全球的雄心，增加了其他大国制衡美国的力量，因而也就增加了大国关系博奔的变数。
(1)中美两国有可能形成全球合作治理的新型大国关系。双方在经济方面的相互依赖进一步加深，而且这种依赖关系渐趋平衡。
(2)欧美经济较量与安全合作相结合。欧盟在市场退出政策和金融监管改革上与美国不断出现分歧，经济关系竞争的一面凸现。但在集体安全合作领域，特别是在打击近期甚嚣尘上的JSIS的反恐合作上，美欧关系仍然稳固。
(3)俄罗斯对外关系的进攻性色彩将减弱。近期的能源危机对俄罗斯影响巨大，俄注意力将更集中于内部经济结构调整上。
(4)日本的全球地位将进一步下降。日本在金融危机中后复苏迟缓，“安倍经济学”也并未找到治病良方，表明日本经济经过“失去的十年”，仍未找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东亚关系的紧张局势，更加凸显日本对于自身实力下降，难以应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态度。
(5)大国关系的复杂化使得地区热点问题持续升温，如朝核、伊核、南海争端、乌克兰事件、ISIS等，这就要求一种有效的全球治理模式来应对。
全球治理成为国际秩序重组的核心议题，G7和G20将形成全球治理的双轨制。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在危机后面临深刻挑战。当前，美国由于实力下降，对于国际秩序的维护与管理渐感困难。同时，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有能力替代美国。国际秩序势必出现一段较为混乱的时期，因而，国际秩序的重组将成为现行国际体系不发生根本改变情境下的必选项。在G20匹兹堡峰会上，会议发表声明确定G20今后将机制化并取代G7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这表明西方发达国家在危机面前不得不出让全球治理权力与新兴大国分享。然而，“从长期看，G20要成功，不是很容易，主要的难点是西方国家和新兴大国如何合作与分权。”因此，合理的判断是，G7还将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与G20——起构成全球经济治理的双轨制。不过，无论是G20还是G7，美国显然都是其中的主导者。
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的转型呈现多方向性，全球性问题可能会成为国际秩序重组的平台。金融危机就是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性问题的一个最令人瞩目的表征。当前，全球性问题愈发广泛，气候变化、反恐、防扩散（零核世界）以及海上运输安全等，令人应接不暇。目前有一种可能，即在其中一个问题上，美国带头适当作出让步，让中国及其他国家跟进，相互协调达成一致，然后，将由此形成的一些可取做法，引至解决其他全球性问题，逐步推动或实现新一轮国际秩序的重组。不过，这显然并非易事，需要长期努力。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冷静思考
正确判断美国实力地位的变化，以及中美相对实力的变化，是奠定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近年来，中美关系曾一度出现紧张，就与双方不同程度地存在误判有关。冷静思考，美国的实力地位虽然出现相对下降，中国等新兴国家出现相对上升，即所谓“西降东升”、“美降我升”，但国际格局并未出现根本转变，仍然维持
“西强东弱”、“美强我弱”的总体态势。不过，这种态势并非静态，国际体系动态的调整始终在悄然进行。在这一调整过程中，我们应看到，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既有积极的因素，更有不少挑战。
一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积极因素。
首先，两国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中美经贸关系将更加稳定。贸易失衡问题是中美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近年来，两国都在努力正视这一问题，分别采取措施改变各自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加大内需增长，减少对出口的依赖；美国加大出口增长，减少对消费的依赖。如此，贸易失衡有望缓解，中美关系长期而言将更趋稳定。其次，在应对全球性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两国立场更加协调。美国已逐步意识到其单边主义行动模式的弊端，从而希望“可以让美国更轻松地引导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美国重建国际秩序分忧。中国同样不希望世界出现如全球经济危机这样的动荡，从而能够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来实现和平崛起。双方利益的交集使得中美在应对一些全球性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上更愿意协调步伐，而不是互相拆台。如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美过去长期对立大于合作，但近年来，两国步调开始呈现微妙的协调，坚决不在核试验问题上对朝让步。
二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的挑战。
首先，合作基础和政治互信还有赖加强。在中美各自国内都有“阴谋论”的市场，这反映两国合作和互信的基础并不牢固。其次，中美经贸领域的摩擦将日益激烈。解决贸易失衡是一个长期过程，中美在各自经济转型中，一些制度性的问题将不断制造贸易摩擦，如贸易保护、劳动力成本、高科技出口等。同时，一些新的矛盾也会不断出现，如新能源技术竞争、石油资源争夺、投资限制和并购保护等。第三，中美关系的第三方因素逐渐突出。中国处在不断崛起过程中，战略利益外延自然不断拓展，在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上，虽有合作，但也不乏利益矛盾，如南海争端、伊核问题、拉美合作等议题。关键是双方要正视矛盾，以负责任的态度通过合作来化解矛盾。
（作者单位：上海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美国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