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伟
（安徽大学，安徽 合肥 230000）
摘 要：元杂剧发迹变泰剧描写寒门士子命运由穷困到显达的转变，此类剧目情节具有模式化特点，形成了独特的审美品格。文章从情节模式、文学形象等角度透视元代文人创作心态，分析发迹变泰剧及其模式化情节产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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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发迹变泰剧；模式化；元代文人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5-0013-03
元杂剧中有一类剧目：剧中主人公开端处在穷困潦倒的境遇，结局主人公命运产生巨大的转变，由穷困转为显达，历经否极泰来。此类剧目多为文人创作的历史剧。情节着力描写主人公由穷困转向显达的过程，形成了“发迹变泰”的模式。模式化情节虽有一定程度的雷同蹈袭之嫌，但也折射出此类剧目创作蔚然成风。由“发迹变泰”模式可窥见元代文人在压抑苦闷环境下对“发迹变泰”的现实期待与精神寄托。
一、元杂剧中发迹变泰剧情节模式化呈现
“发迹”一词在汉代就已经出现，意思是指“由卑微而得志通达，或由贫困而富足”；“发迹是地位由卑微向显达的转化、生活由贫贱向富贵的跃进[1]。”而“变泰”一词则由《周易》中的《泰卦》而来，“犹言否极泰来，发迹腾达”之意。“发迹变泰”，原是宋元说话技艺中的题材。《都城纪事》载“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及发迹变泰之事[2]。”锺嗣成《录鬼簿》李寿卿杂剧《辜负吕无双》剧目下批注：“与《远波亭》关目同[3]。”“关目同”，核心情节安排相同。王骥德《曲律·杂论第三十九上》指出“元人杂剧，其体变幻者固多，一涉丽情，便关节大略相同，亦是一短[4]。”“关节大略相同”，即是情节的模式化。梁廷柟《曲话》中提到：“渔樵记剧刘二公之于朱买臣，…，皆先故待以不情，而暗中假手他人以资助之，使其锐意进取；及至贵显，不肯相认，然后旁观者为说明就里[5]。”亦在阐释元杂剧发迹变泰剧情节模式化的问题。
元杂剧中发迹变泰情节的剧目有：马致远《半夜雷轰荐福碑》，关汉卿《山神庙裴度还带》，高文秀《好酒赵元遇上皇》、张国宾《薛仁贵荣归故里》、无名氏《招凉亭贾岛破风诗》，无名氏《冻苏秦衣锦还乡》，郑光祖《醉思乡王粲登楼》，无名氏《朱太守风雪渔樵记》，无名氏《孟德耀举案齐眉》等。发迹变泰剧核心情节大概相同：着力描写主人公由穷困潦倒想泰达显贵转变的发迹变泰过程，主人公通常是历史人物。开端大肆渲染主人公的困顿，剧情发展过程中贫苦困顿程度逐步加深，直至跌落命运最低点，高潮则是由“命运最低点”转向显达，结局主人公“逆袭”。发迹变泰情节模式化程度却有不同。《半夜雷轰荐福碑》《山神庙裴度还带》《好酒赵元遇上皇》《薛仁贵荣归故里》《招凉亭贾岛破风诗》虽核心情节相似，发迹变泰情节各有特点。《冻苏秦衣锦还乡》《醉思乡王粲登楼》《朱太守风雪渔樵记》《孟德耀举案齐眉》四剧，则在穷困——显达的核心情节模式下隐藏着“明辱暗助”的情节点，属于模式套模式的类型。
二、元杂剧发迹变泰剧情节模式化特征
（一）发迹变泰剧核心情节写主人公由穷困转向显达的人生轨迹
无论是《半夜雷轰荐福碑》中命运乖张的穷困秀才张镐，还是《山神庙裴度还带》中命途多舛的潦倒书生裴度；无论是《醉思乡王粲登楼》中屡屡遭难的王粲，还是《薛仁贵荣归故里》中为小人所扰的薛仁贵。这些人物不管是踌躇满志的书生终得志，还是智勇双全的武将终建功，所描写的核心故事无不是由穷困转向显达的命运轨迹。《山神庙裴度还带》中书生裴度出场后的曲子即展现出他的不得志以及对发迹变泰的期冀：看别人青云独步立瑶阶，摆三千珠履，列十二金钗。我不能勾丹凤楼前春中选，伴着这蒺藜沙上野花开。则我这运不至，我也则索宁心儿耐。久淹在桑枢瓮牖，几时能勾画阁楼台[6]？《半夜雷轰荐福碑》中穷秀才张镐自幼父母双亡，流落天涯，上场后的第一支曲子便点明了他困顿潦倒的处境：我本是那一介寒懦，半生埋没红尘路。则我这七尺身躯，可怎生无一个安身处[7]？其他剧目也都在剧的开端渲染主人公困顿潦倒，这在剧本中的唱词、科白、砌末等方面都有很直观的体现。在剧的结尾，主人公命运由穷困潦倒转向富贵泰达。《山神庙裴度还带》全剧结束于皇帝使臣李邦彦的一段宾白：小官李邦彦，自到京师，将洛阳韩太守一家忠节行孝之事奏知，圣人甚喜，复取韩公入朝重用。……圣明主加官赐赏，一齐的望阙谢恩[8]！这段宾白交待人物命运走向，主人公裴度加官受赏，与韩英结为夫妇。《半夜雷轰荐福碑》最后一段宾白描写了主人公张镐加官受赏、成为太守宋公序的女婿。(范仲淹云：宋公序选吉日良辰，就招女婿张镐过门。老夫杀羊造酒，做一个喜庆的筵席，众谢科[9]。）
（二）发迹变泰剧中主人公命运轨迹都包含两次转折
主人公命运轨迹：穷—困—谷底—显达。第一次转折为：主人公由“穷”至“困”到“命运谷底”。《冻苏秦衣锦还乡》中，苏秦为求取功名背井离乡可谓“穷”；遭遇雪灾人病，陷入“困”境；求助却遭众人嘲讽奚落，命运跌至谷底。《好酒赵元遇上皇》中赵元在戏开端是落魄子弟，因好酒屡遭妻子打骂，落魄穷困；其妻嫌贫爱富，欲嫁东京臧府尹，赵元陷入困境之中；臧府尹设计令赵元必被处死。赵元已然处在生死边缘，命运轨迹跌至最低点。剧中第二次转折，主人公的命运由谷底转向显达。《冻苏秦衣锦还乡》中的苏秦在张仪的帮助下，执掌六国帅印，人生命运由谷底转向显达。《好酒赵元遇上皇》中赵元在送公文的路上，偶遇微服私访的宋太祖，宋太祖见识了赵元的贤良和仗义，就认他作义弟，并在他手臂上写下文字，使得赵元被免去延误文书之罪，还为他加官晋爵。赵元命运由败逆转向泰达，是其命运第二次转折。
（三）发迹变泰剧中促成主人公命运转折的原因类似
主人公第一次命运转折（由穷困到命运轨迹的谷底）的方式大致有三：亲朋故意设计为难。《冻苏秦衣锦还乡》中张仪之于苏秦、《孟德耀举案齐眉》中孟家之于梁鸿、《朱太守风雪渔樵记》中刘二公之于朱买臣、《醉思乡王粲登楼》中蔡邑之于王粲，俱为亲友为激发主人公求取功名，故意为难甚使之产生了第一次命运的转折，由穷困到人生轨迹的谷底；命运的安排。《半夜雷轰荐福碑》中张镐、《山神庙裴度还带》中的裴度、《招凉亭贾岛破风诗》中的贾岛，都是由于命运的波折产生了第一次命运转折，导致命运跌至谷底；小人从中作梗。《好酒赵元遇上皇》中的刘月仙与臧府尹，欲合力至赵元于死地；《薛仁贵荣归故里》中的张士贵，设计与薛仁贵抢军功。主人公命运由穷困转向命运轨迹的谷底都因小人作梗。此类杂剧，主人公第二次命运转折（从人命运轨迹的最低点转向显贵泰达）都是贵人相助。《半夜雷轰荐福碑》中的范仲淹之于张镐；《山神庙裴度还带》中韩太守之于裴度；《好酒赵元遇上皇》中宋太祖之于赵元；《薛仁贵荣归故里》中徐茂公、杜如晦之于薛仁贵等全部发迹变泰剧。使主人公人生命运轨迹由最低点转向高点的原因，俱为贵人相助。
三、元杂剧发迹变泰剧及其模式化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元杂剧的作家群体
其一，元代社会的现实状况与元代剧作家内心理想状态之间的落差与矛盾是该类杂剧产生的重要原因。元代文人理想期待在现实社会中是难以实现的，现实与理想的落差导致了元杂剧作家的矛盾心理。此矛盾正是剧作家现实理想之间的冲突，穷困潦倒的现实处境和发迹变泰的理想生活之间的矛盾。发迹变泰剧正是剧作家的理想观念在艺术作品的展现、发迹变泰剧跌宕起伏的情节与层出不穷的磨难恰恰是他们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剧作家有志难酬的苦闷现实处境的精神慰藉。自隋唐设立科举制度以来，文人有了凭才学晋升仕途的机会。元代之前的宋代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宋代科举不仅增加考生数量，仅太宗一朝就录取近万名，远超整个唐代录取进士的总和，文人地位得到极大地提高，“宋代政府偏重文官,中央和地方的要职悉委文官”[10]。元代统治者废除科举制度，读书人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途径被封死，加之统治者高压统治，心中积郁无处排解，只能靠杂剧这种艺术形式来寄托自己的理想。元代统治者把人分为十个等级，读书人位列第九等，仅仅居于末等的乞丐之上。通过粗暴的划分等级人为地把文人至于极为低下的社会地位。地位越低下，对发迹变泰的期冀就越强烈。这种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在当时社会土壤中是真实存在的。矛盾心理只能寄情于杂剧创作这个他们赖以生存又善于把握的艺术体裁之中寻求慰藉。如此特殊的创作心理对发迹变泰剧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其二，发迹变泰剧是剧作家对当时社会现实在创作心理上的直接反映与剧作家精神上的慰藉。这表现在发迹变泰剧主人公两次命运转折中。第一次命运转折（由穷困到命运的谷底）原因多样：《半夜雷轰荐福碑》中的张镐、《山神庙裴度还带》中的裴度，他们不幸就是由命运引起的；《好酒赵元遇上皇》中的刘月仙与臧府尹、《薛仁贵荣归故里》中的张士贵，是小人作梗使他们有志难酬。但都是杂剧对困顿现实的烛照。与之相对，发迹变泰剧中主人公命运产生第二次转折（由命运的谷底转至显达）的原因都是“贵人相助”。而人物命运唯一改变的机会就是遇贵人，也只是元杂剧作者的在困顿中精神慰藉。
（二）元杂剧的剧本体制
四折一楔子的剧本结构，十分短小，在有限的长度当中要构建矛盾冲突、组织复杂的人物关系、完成剧情发展的起承转合是十分困难的。元杂剧对具体细节的铺陈以及情节的转变都是比较简单的。简单化的情节处理，当然容易丧失个性，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促成了相同或相似类型剧目的产生。元杂剧的音乐体制也是造成某一类型剧目产生的重要原因。元杂剧每一折都唱一套固定的曲子。情节必须结合套曲来铺陈，在如此限制当中要构建复杂的人物情节，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一旦有一个能为人所接受的题材类型，就很可能被反复利用，久而久之，形成了模式化情节。
（三）审美效果
发迹变泰模式并不意味着雷同，虽模式化可能会造成审美疲劳，但对于杂剧而言，未必如此，程式化的动作、固定的角色行当、类型化的人物、模式化的情节等都成为戏曲观演之间的一种约定俗成的审美特征。模式化再现只是一种手段，而通过这种手段来表现出为观众所接受的内容才是目的。模式化的情节处理仅仅是元杂剧的一种表现手段，而元杂剧作为在舞台上演出的戏剧，其目的是为观众所接受。从表面来看，模式化的情节处理流于形式，实际上，却见出元杂剧注重戏剧的最终目的——被观众接受。模式化情节处理的大量出现，恰恰说明了元杂剧已经和观众形成统一的审美契合点。而这个契合点本身不再是具体的再现手段与形式，而是一种自然外显的情感与浑然天成的情境，这正是元杂剧最富表现力的地方。因此，模式化的再现并没有使元杂剧的艺术表现力弱化，反而成为表现当时社会情感、展现社会现实的倚仗。模式化再现能为观众提供便捷的理解，这种便捷的理解有给观众带来充分的想象，亦是对生活本身的艺术化和理想化。
四、结语
发迹变泰剧虽在一定程度有相互蹈袭之嫌，但是另一方面说明此种情节处理的在当时异常繁盛，以至于形成一种审美定势，显现在具体剧目之中就造成了模式化的情节设置。而模式化的处理方式，又为戏剧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观众的接受提供了最为直接便利的理解、充分自然的想象空间，对于元杂剧的独特审美风格的形成尤其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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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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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