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讽的形而上学意蕴及其独特价值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现代形而上学思想研究”（14BZX114）、辽宁省教育厅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价值观建构”(ZW2012010)、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马克思哲学的浪漫精神及其当代价值”（13YJC720023）、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与西方浪漫主义关系研究”（14CZX055）的阶段性成果。
陆杰荣姜峰
【摘要】
反讽的理论风格初始于古希腊时期，与希腊哲学关于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相交集并多有印证。在形而上学的奠基和其论证的延异过程里，反讽的样式与柏拉图形而上学构想的探究思路既相互区别，又互为印证。希腊哲学的反讽风格与格调受自身的风格和价值展现所限，其字面意义往往导致其形而上学的意蕴被人们忽略，但究其实质而言，反讽理论自其原初形态伊始就蕴含着深刻的形而上学旨趣。经历了理论界对苏格拉底反讽理论形而上学旨趣的集体遗忘以后，在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思想的现实语境下，德国浪漫派代表人物施莱格尔又再次把反讽理论拉回形而上学语境，这成就了反讽由修辞方法到哲学思辨、由语言艺术到具有深刻形而上学旨趣的理论的转变。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反讽；形而上学；浪漫派
中图分类号：B516?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4-0018-06
作者简介：陆杰荣，（沈阳110136）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姜峰，（沈阳110136）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沈阳110004）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
①［英］D·C·米克：《论反讽》，周发祥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②《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7页
对某种哲学理论进行系统化的诠释，或者就其形而上学意蕴进行历史性的梳理，我们往往首先尝试为这个理论的研究对象下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从而也为自己的研究之思勾勒出比较明确的外延。但提到“反讽”理论，人们的答案往往会陷入多角度、难于把握的怪圈。米克在其《论反讽》一书中的一段经典论述最适合表述这种现象：“如果有谁觉得自己产生了一份雅兴，要让人思路混乱、语无伦次，那么，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请他当场为‘反讽’做个界定。”
①
这种困境产生的原因，至少可以追溯到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反讽理论本身，这个境遇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是：对于概念本身形而上学旨趣的哲学述说，与古希腊之后人们对其的集体遗忘之间的矛盾。也许是巧合，这个概念的修辞学诠释中也包含着某种关于矛盾的描述，即词义与表达相反的矛盾及其差异。但如果以这种理解为导向，又会陷入概念语义学和修辞学诠释的怪圈而无法抽离，进而距离理论本身的形而上学之意蕴渐行渐远。所以，本文从“反讽”概念的形而上学原点出发，关注“反讽”理论继承者的相关阐述，从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和近代浪漫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相关理论的相互比较中，感受反讽本身的内在蕴涵及其在不同精神背景下的共同取向和历史价值。
一、苏格拉底的“反诘”：
语言艺术与形而上旨趣
把苏格拉底看作是反讽理论形而上学意蕴的原点并不是一种哲学思辨过程中的“任性”，而是从对反讽理论认知误解的分析中得出的。对于反讽的哲学误解，即把反讽仅仅局限于修辞学的藩篱的种种诠释，从而使它与某种语言表达方式等量齐观。透视这种认知方式我们发现，这种认识的存在与弥漫其实有其合理性的因素，因为在对反讽理论的源头进行追溯性阐释时，人们往往关注到古希腊城邦时期戏剧作品中出现的一种言义对立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与当时社会生活中盛行的辩论术相互关照，使“反讽”在其形成伊始就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语言艺术”的烙印，无论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角色之口所阐释的“苏格拉底反诘法”（eironeia）
②
，还是亚里士多德将“反讽”定义为“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的“突转”（peripeteia）［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9页。。“反讽”这一由哲学家们首先“发明”的概念，却从一开始就以一种修辞学视域中的语言样态为人们所理解和使用，进而以一种与哲学相抽离的形式关照着修辞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并一直绵延到现代文学艺术领域。这种继承性的发展使人类语言艺术的上升性发展得以实现，但在反讽理论在文学艺术领域绵延发展的背后，体现的是却是对其自身形而上学旨趣的集体遗忘。为了深入挖掘这种根植于反讽理论自身的形而上旨趣，我们首先应该回归到反讽理论的形成伊始加以考察。
对于反讽理论的形而上学之源头的理解，很多学者在论证德国浪漫派反讽来源时进行过多角度的阐述。瓦尔采尔在其1908年发表的《德国浪漫派》一书中提到，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反讽概念是奠立在苏格拉底的“反诘”基础之上的。海姆也曾经把苏格拉底式的“反诘”称作施莱格尔浪漫反讽的“出发点”［俄］加比托娃：《德国浪漫哲学》，王念宁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84页。，据此对苏格拉底式“反诘”进行深入剖析，从而探索其实质中所蕴含的形而上学旨趣。
论反讽的形而上学意蕴及其独特价值
《现代哲学》2015年第4期
结合柏拉图以及色诺芬的作品对于苏格拉底的“反诘”进行研究，我们发现“反讽”或者“反诘”等类似的概念并不是苏格拉底对于自身理论形式的认定，相反却是他的反对者、交谈者和学生对于他语言和辩论方式的一种评价，即当苏格拉底回避对于特定问题的正面回答，不断强调自己不是智者而且生不出智慧，抑或强调自己不具备某种特殊的知识而不得不向对方提问时，他们认为苏格拉底是在使用“反诘”的表达方式或者问答方法来引导对方赞同自己的观点。所以，作为反讽理论起源的苏格拉底式的“反诘”，一开始就是一种关于辩论方式或言语行为的评语，从而凸显出其自身的语言艺术价值。这也许也是自此之后的近20个世纪中，“反讽”理论始终作为修辞学术语被使用，而表现出一种对于其原始概念中哲学旨趣的疏离的原因。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我们曾经提到的亚里士多德的“反讽”定义对后世所造成的影响。
而在“反诘”的语言艺术价值不断彰显着多学科的影响的同时，苏格拉底作为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他的“反诘”不可避免地带有其自身哲学构想中所蕴含的形而上学旨趣，而这种形而上学的旨趣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一种“内敛”与“外显”的交织融合。从哲学自身的发展历史来看，哲学理论的形成既体现为对其研究对象内在规定性的述说，也时常表现为对于其自身矛盾性的关注，从而使自身既体现为一种客观发展的逻辑过程，又不断把异质性的诸多因素融入其中，即表现为“本质的稳定”与“样态的可变”的交织。所以，我们在关注相关理论的形而上学旨趣时，都应该既关注它的稳定性，也关注它的变化性。
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哲学的本质是形而上学，那么哲学必然在本质上体现为与形而上学的旨趣相一致。这种本质的体现首先是通过对于事物杂多表象的形而上“提升”完成的，而这种“提升”往往表现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从具体到一般的概念性的抽象概括，在指向“本体”的同时，完成理论自身形而上学体系的构建。从另一个方面看，这种“提升”也是一种对于事物本身内在规定性的述说，即指向事物内部，并对于“本质的稳定性”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形而上学是“内敛”的，这种“内敛”通过某种概念性的“提升”和指向“本体”的方式得以实现。在古希腊哲学中，形而上学的“内敛”与“本体论”意义的日益凸显相互交织在一起，从毕达哥拉斯提出超于经验意义上的“数”，到柏拉图对于纯粹概念普遍性的言说，再到亚里士多德完成强有力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的构建，形而上学的“内敛”也得到了全面的诠释。
伴随着人们的关注点逐渐从外部世界转移到“本体论”的追求，形而上学的“内敛”在逐渐得到强化的同时，也不断吸收着同时代的诸多异质性因素，从而使其“外显”在特定的理论构建中具有了某种异质性的样态。这种异质性的样态在苏格拉底式的“反诘”中首先表现为一种关照社会现实的具体外显，即在辩论术盛行的时代，作为对话体文本中出现的“反诘”这一提问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有了辩论术内核中的目的论色彩。同时，对于异质性因素的吸收，使反诘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与事实相反的“不真诚，不正直”，而这种形而上学的“外显”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同时代人对于苏格拉底的评价。但透视苏格拉底行为，他在使用“反诘”的方法“不真诚”地强调自己不具备什么特殊知识，从而最终引导对方认识“真理”的同时，却也在“真诚”地诠释他甘为他人知识“助产士”的人生态度和引导年轻人获得知识的思考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形而上学的“内敛”和“外显”又有了另一层意义，即哲学家不仅要创造自己的形而上学理论体系，同时还应该不断实践着自己的哲学观念。所以，苏格拉底对于“反诘”的实践恰恰可以作为“反诘”形而上学意蕴的“外显”，这种外显借由苏格拉底妄自菲薄式的假象与他所具有的渊博的知识这一本质的矛盾，也体现了哲学家对于“现象”与“本质”之间矛盾的连接与打通的尝试。这种尝试也为未来形而上学演进中的辩证法留下了一条出路，因为苏格拉底式的“反诘”还体现了与哲学史发展同质的“主观-客观”辩证法内涵。
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辩证法的内涵，使反讽的形而上学从一开始便具有了区别于同时期理性形而上学的特质。“从早期希腊哲学到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辩证法由对世界本原的追求逐渐成为通达至善的对话”刘聪著：《通往“蓝花”深处——马克思与德国浪漫派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152页。，即从宇宙生成为研究对象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开始，向探寻人的理性、心灵的主观主义转换。苏格拉底的“反诘”从本质上看首先是一种“主观形式的辩证法”，智者学派之后对于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区分，使苏格拉底的反诘中的主客观辩证法内涵成为可能。但从内涵上，“反诘”的主观辩证法又不同于智者学派所主张的那种与客观相对立的主观主义，“反诘”的主观辩证法在“建立和产生思维的同时，也产生和建立了一种并非建立的、自在自为的东西，即客观的东西”［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42页。。这说明“反诘”的主观辩证法从一开始就包含了某种原生的客观要素，这种要素既源自古希腊“本体论”哲学的初次奠基带来的世界二重化的可能性，同时也根植于形而上学“内敛”方式中所蕴含的对于具体事物普遍性“提升”的追求，即克服其出现伊始的偶然性，脱离智者学派破碎的主观主义的藩篱。
二、施莱格尔的浪漫反讽
哲学的思考总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关照着现实，当亚里士多德的“反诘”凭借自身的语言魅力在语言文学领域缓步前行的时候，哲学家们仍旧在以其独特的方式诠释了形而上学的“内敛”效应。分析施莱格尔的浪漫主义反讽的内容与实质，首先要研究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面临的历史困境，并据此梳理出浪漫主义反讽产生和演化的逻辑。首先，十七世纪的科学技术的逐渐兴起，使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望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关照着哲学领域理论的形成，无论是唯理论对于普遍有效知识的追求，还是经验论强调认识主体感性经验的绝对有效性，都印证了始于古希腊哲学的“本体论”的提升正逐渐被“认识论”哲学的优先地位所取代。其次，启蒙运动的兴起，更是使工具理性的优先地位逐渐支配了人们对于“理性”世界的建构。根据历史的文献和对不同的时代精神的表达样式观察，德国浪漫哲学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受近代启蒙运动影响所导致的人的思维方式的有限化类型的出现；二是在人和世界的二者关系中所必然呈现出来的人与世界的二元化的内在分裂。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以下简称施莱格尔）的浪漫反讽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人的思维方式的有限化类型的出现以及人与世界的二元内在分裂，成为了施莱格尔从形而上学的角度诠释浪漫反讽的内在动力。他在1797年至1798年期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阐发了对于浪漫反讽形而上学理论构建的设想，这些文章包括评论文《论莱辛》和《歌德论迈斯特》，以及他发表在《吕西翁》和《雅典娜神殿》杂志上的多篇断片等等。施莱格尔把反讽定义为逻辑事物范围里的“美”，这个将反讽置于逻辑范围的视域下的定义，一方面表现出施莱格尔把浪漫反讽看作是对传统理性形而上学内涵的继承，同时也说明了反讽对于逻辑范围的超越性的提升，即反讽并非纯粹逻辑的事物，而是逻辑事物范围中的美。这种继承与提升使“反讽的形而上学”与传统的“理性的形而上学”对立起来，使之成为一种更为浓烈的理性情感。这种理性情感摆脱了传统理性中的稀薄与空泛，使优秀的文本具有了柔韧性的耀人光彩。而热爱并诠释浪漫反讽的人体现出的是对“美”的热爱，这与古希腊先哲将哲学定义为“爱智慧”以及“爱美的本身”有着相同的形而上学旨趣。
施莱格尔的这种定义方式把文学的“反讽”再次拉回到哲学的视域下，在向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致敬的同时，完成了语文学和哲学的再次趋近，而伴随着文学与哲学的重新打通与连接，“哲学成为了语文学，语文学成为了哲学，科学成为了艺术，而艺术成为科学”［俄］加比托娃：《德国浪漫哲学》，王念宁译，第56页。。在工具理性大行其道的年代，施莱格尔的浪漫反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滋润着人们被理性束缚的心灵，也为形而上学开辟了另一条出路，即不同于传统理性形而上学的“反讽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这种对于反讽的形而上追求并非只是施莱格尔个人的观点，而是与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哲学用艺术审美来表现认识功能的观点具有内部的一致性，从而也使施莱格尔的浪漫反讽在哲学、美学和艺术等视域内穿行。早期浪漫主义哲学认为，既然希腊人通过写诗和立法活动诠释了他们的智慧，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哲学也应该是“诗和实践这两个力量论争的产物”，“诗和实践在哪里互相彻底渗透，融为一体，哲学就在哪里产生”，而“哲学之路只有经过艺术才能达到科学”。［德］施勒格尔：《浪漫派风格——施勒格尔批评文集》，李伯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88页。所以，“一切艺术都应成为科学，一切科学都应成为艺术；诗和哲学应该结合起来”同上，第58页。。所以，施莱格尔的浪漫反讽在与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哲学构想的相互关照中实现着自我的现实构建。而施莱格尔也在不断实践着自己按照形而上学和科学的美学的双重旨趣建构他的浪漫反讽理论，使其成为“生活的艺术感与科学的精神的结合，完善的自然哲学与完善的艺术哲学的汇合”。同上，第57页。
这种对于传统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构成了施莱格尔反讽理论的基础，而这种批判并不意味着全面的否定，其理论形成更多地表现为对于康德和费希特哲学的继承与扬弃。康德在论证自然科学的概念何以可能的时候认为，作为认识主体的人首先要区分经验知识中的感性材料和知性形式，即经验性的材料和把握经验性材料的直观的知性能力。知性的能力使认识过程中经验材料的加工和处理成为可能。但康德的观点仍然局限于主观领域，这样的知识并不是独立于主观意识之外的“物自体”，“物自体”与经验的现象世界没有做到真正的连接与打通，所以也就无法通达“无限性”。康德之后的费希特哲学首先否定了康德哲学关于“物自体”的设定，而把认识的主体定义为“自我”，“自我”作为一种行动，在建立“自我”和“非我”的过程中完成了对于经验材料的创建，进而完成二者的统一。这种方式克服了康德哲学主观领域对于知识的局限性，提高了认识主体的地位。但“自我”对于“非我”的设定以及“自我”向着自身的回归被描述为一种内部循环的过程，而没有完成主观领域纯粹的“我”与现象世界经验的“我”的连接与打通。施莱格尔将导致这种问题的原因解释为“思维在自身单调的循环中与特定的观念发生着对接，这种对接被人类思维本质中蕴含的不完整性所限制，从而使人的全面性思维被某种僵化的思维所限制”ErnstBehler，StudienzurRomantikundzurIdealistischenPhilosophie，FerdinandSch?ningh，1993，p.131.。所以这样的思维注定无法走出自身，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诉诸“拓展知识的思维形式”，即逐渐打破思维本质的不完整性，使知识走出“僵化思维”的限制。而实现的路径必须经过“知识的其它特性”，即思维要跳出“自身的单调循环”而寻找“知识的其它特性”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施莱格尔对于知识论的批判与德国浪漫主义渴望打破启蒙思想造成的哲学思维方式的有限化再次表现出深刻的内在一致性，同时主张打破“思维不完整性”的限制也为进一步论证有限性与无限性理论打下了基础。
人类思维本质上的有限性和不完整性，决定了知识无法直接完成对于“绝对”的认识，人的思维如果要突破自身本质中存在的有限性限制，无限趋近于无限的“绝对”，那就必须借助某种中介。在施莱格尔看来，浪漫“诗”满足了充当这种中介的内在本质以及呈现样态的规定。《雅典娜神殿短篇集》中曾经记录了他对于这种思想的阐述：“浪漫诗有可能达到最高和最全面的文化教养，并且不只是由内向外，而且也是由外向内……（它）永远只在变化生成，永远不会完结，这正是浪漫诗的真正本质。浪漫诗不会为任何一种理论所穷尽，只有预言式的批评才敢于刻画浪漫诗的理想。只有浪漫诗才是无限的，一如只有浪漫诗才是自由的，才承认诗人的随心所欲容不得任何限制自己的法则一样。浪漫诗体裁是惟一大于体裁的文学样式，可以说就是诗本身：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一切诗都是或都应是浪漫的。”［德］施勒格尔：《浪漫派风格——施勒格尔批评文集》，李伯杰译，第71页。也正是由于浪漫诗这种能够达到最高和最全面的可能性，保证了有限性在追求无限性过程中方向的多样性，即“向内”和“向外”，由于浪漫诗具有的“变化生成，永不完结”的样态，决定了人们能够通过浪漫诗达到不断突破有限而趋近于无限的过程。而施莱格尔的反讽理论的目的之一也是为浪漫诗的现实实现提供理论阐释的依据，从而彰显浪漫反讽理论内在的形而上学旨趣。“自由”对于施莱格尔的浪漫反讽理论而言并不体现为一种随心所欲的随意性，而是诠释“自我限制的价值和尊严”的手段，这种“自由”作为主体的至上原则，主体“自我限制”的逻辑背景保证了主体拥有“无限的力量，即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同上，第48页。。浪漫的反讽恰恰就是通过“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的交替运动践行着突破“有限”，无限接近“无限”的运动。
三、浪漫反讽与诗化的世界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施莱格尔在对苏格拉底哲学主观主义的承继中使“反讽”发生了变化，即由一种表现“反讽的人”的生活方式和话语方式，提高成为一种为实现某种哲学旨趣的“一般内在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9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施莱格尔的浪漫反讽理论之形成是“从真正苏格拉底反讽的鲜明特点出发，并在自己的反讽中部分地保留了这些特点”，并在“形式上作了重大改造”，［俄］加比托娃：《德国浪漫哲学》，王念宁译，第101页。同时也完成了对苏格拉底哲学理论形而上学旨趣的提升性继承。施莱格尔的浪漫反讽表现为一种无限提高自己、超越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有限性的心境，并且能够激励无限和有限无休止的冲突的感情，即不断突破自身的有限性而无限趋近于无限性的上升过程。这一上升过程以“自我”对于“非我”的设定为前提，“自我”通过设定“非我”表现出一种二元式的对立，其后通过自身的连接和打通，从而完成“自我”的重建过程，即“自我生成”与“自我消灭”的无限往复的辩证过程，浪漫的反讽在不断诠释“自我”对“绝对”肯定的无限趋近的同时，也显现出无限否定“自我”的本质，同时也决定了“自我”的每一次提升并不是向着原点的复归，而是从新的起点诠释更大可能性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将向终极目标无限趋近。这种无限的趋近是对“无限性”追求具体路径的诠释。
这条对于“无限性”的追求探索之路还需要一个方向性的指向，在同时代以及其后的浪漫主义哲学家眼中，这一指向即是诗化世界的建构。在他们眼中，诗化的世界应该是与散文化了的现实世界相对立的存在。“散文”一词在德语中含有庸俗的意义，所以，诗化世界的建构折射出的仍旧是浪漫主义哲学家对于打破工具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庸俗”的现实的渴望。但值得注意的是，浪漫主义哲学家眼中的诗并不仅仅指称一种艺术作品的形式，而是一种理想化的生活世界。构建这个世界的出发点是人们对于“庸俗”的现实世界不满，当人发现自己面对一个与自身对立的客观世界的时候，如何使这个异己的客观世界成为属人的客观世界便成为了人们面临的首要问题，而关照当时的时代，即是如何使日益散文（庸俗）化了的世界诗化的问题。这也是早期德国浪漫主义者提出的“人生向诗转化”学说的根本动因，在这里，诗化的世界成为了一种理想的天国，因为诗“具有超验性的自由，能使充满重重矛盾和对立的现实生活化为一种梦幻式的永远使自由得到保证的生活”刘小枫：《诗化哲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9页。。在德国浪漫主义哲学的视域下，“诗被提升为一种实在，一种真正应该设定的实在”同上，第40页。，从这个意义来说，诗取代了“理性”，具有了“本体论”意义。在苏格拉底将人放逐出“理想国”的20多个世纪之后，诗以一种全新的样态实现了对于理想国度的回归，即使这种复归的理解可能只存在于中文表述的巧合，但其中对于诗化世界的“本体论”提升使我们得以对浪漫反讽与浪漫诗蕴含的形而上学内在旨趣进行重新的审视。通过对于哲学视角下反讽理论的概念化的提升，以及诗化世界“本体论”指向的确证，浪漫主义“反讽的形而上学”以一种全新的样态诠释着形而上学的“内敛”效应，这种效应与古希腊哲学中所蕴含的形而上学“内敛”效应表现出了内在的一致性，即从具体到一般性和抽象的概念化提升与“本体论”的终极指向。
纵观苏格拉底式的“反诘”和浪漫反讽的理论构成，二者虽然都体现了“概念论”意义上的提升与“本体论”意义上的追求，但二者毕竟分属“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对立阵营，所以在形而上学的“外显”还是体现为两种虽不泾渭分明，但却相互区别的异质性样态。苏格拉底的反讽以一种关照现实的方式诠释了自身作为一种提问技巧的目的性“外显”，当然，这种外显方式也导致了之后人们对于其形而上学旨趣的集体遗忘。而浪漫反讽则伴随着形而上学“内敛”效应的实现，将反讽拉回到哲学视域中，从而使人们具有了不断突破自身“有限性”而不断靠近无限性的可能。然而，这种追求却没有能够与建立“诗化世界”这一终极目标进行连接和打通，反而是趋向于强调情感层面的追求，使其长久地停留在渴望（Sehnsucht）层面仰望终极目标，从而难以通达“本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诗化世界构想的发展，最终使德国的浪漫主义走向了某种神秘主义倾向。浪漫主义尝试运用浪漫反讽和诗化世界的构想来打破工具理性的独断，其理论动机本有其合理性的因素，但如同启蒙运动在鼓励人们破除迷信、运用理性的同时使理性逐渐走向了独断论的噩梦，浪漫主义为了解放被束缚了的人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不关涉绝对空间，最终在后期沉溺于主观精神领域不能自拔。
浪漫反讽继承并发扬了苏格拉底式“反诘”的形而上学样态，主张认识主体要打破思维的有限性。虽然因为局限于主观精神领域而未能如苏格拉底“反诘”那样关照现实，但这种困境却以漫延的方式松散地滞留在德国浪漫主义的细节之中，据此构成了德国哲学在特定时代的细腻的精神图景以及特有的精神遗产。
（责任编辑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