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浩
作者简介：陈浩，（北京100084）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讲师。
①本文对尼采著作的引用，依据的底本是下述英文版：(1) Basic Writings of Nietzsche， ed. and trans.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2000； (2) The Will to Power， ed. Walter Kaufmann， trans. Walter Kaufmann and R. J. Holingdal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3) Twilight of the Idols and The Anti?Christ， trans. R. J. Holingdale，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Books， 2003； 并在部分程度上参照了德文考证版的其中两卷：(1) Friedrich Nietzsche： S?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Herausg. von Giorgio Colli und Mazzino Montinari， VI2， Berlin： de Gruyter， 1968； (2) Friedrich Nietzsche： S?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VI3， 1969。标注方面为了方便不同语种版本之间的对照，采用了“著作缩写”搭配“相应节数”的方式。比如“WP 2”，其中英文“WP”表示《权力意志》的缩写，数字“2”代表该书的第2节。本文中所涉及的尼采著作缩写如下：BGE—《超善恶》， GM—《道德的谱系》，WP—《权力意志》，TI—《偶像的黄昏》，AC—《反基督者》，EH—《看哪这人》。
②参见Charles Larmore， The Moral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82； 以及Harold Langsam， “How to Combat Nihilism： Reflections on Nietzsche?s Critique of Morality”， History of Philosophy Quarterly， Vol. 14， No. 2 (Apr.， 1997)， pp. 235-253.
③关于尼采自身是否是一名虚无主义者，Hatab的断言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代表了大多数学者的看法：“尼采既是又不是一名虚无主义者，如果虚无主义意指对于传统信仰体系的否定，那么尼采是一名虚无主义者；如果虚无主义意指对所有价值，意义和真理的否定，那么尼采就不是一名虚无主义者。”参见Lawrence J. Hatab， “Nietzsche， Nihilism and Meaning”， The Personalist Forum， Vol. 3， No. 2 (Fall， 1987)， pp. 91-111.
【摘要】
尼采区分了两类不同的虚无主义：以一切价值丧失其有效性为主要内涵的“普遍虚无主义”；以主体信奉消极否定类型的价值为核心关注点的“特殊虚无主义”。后期尼采更多是在后一层意义上讨论虚无主义的起因、根源和克服途径。尼采认为，特殊虚无主义的表层原因在于主体信奉了否定类型的价值而非肯定类型的价值，其深层的根源在于本能上的弱者对于本能上的强者的统治。弱者的自然性向迫使其必然信奉否定类型的价值，弱者因而注定无法克服虚无主义。与弱者不同，强者对否定类型价值的信奉并非出于本能上的需要，而是因为受到了弱者所主导的民主制的统治和教化，误以为否定类型的价值才是真正值得追求和信奉的价值。因此，强者如果能够推翻弱者的民主制，重建依据本能和权力意志进行自然排序的等级制，就能够摆脱否定类型的价值，从而克服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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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尼采；虚无主义；弱者；强者；等级制
中图分类号：B51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5-0023-08
对于虚无主义，尼采曾下过这样的定义：“虚无主义意指最高价值的自行贬值。”
①
（WP 2）不少学者（比如Larmore、Langsam等）据此将尼采的虚无主义界定为“一切价值丧失其客观性和有效性”
②
。但关于虚无主义的这种界定可能会带来这样一个难题：尼采本人是否是一名虚无主义者？如果尼采对虚无主义的论述仅止于一切价值的自行贬值这一方面，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尼采本人就是一名虚无主义者。问题在于，除此之外，尼采对虚无主义的讨论还有另一个方面，即尼采并未否定所有的价值，而仅仅否定了特定价值的客观性和有效性；尼采在否定之外又另行树立了自身的新价值，认为只有那些与其新价值对立的特定价值才是虚无主义的价值，并且只有那些信奉特定价值的特定人群才是虚无主义者。
③
本文无意介入尼采本人是否是一名虚无主义者的论争，仅藉此指出尼采对虚无主义的讨论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一个方面针对的是所有价值的普遍客观性和有效性问题；另一方面涉及的是主体对特定价值的特定信奉问题。换言之，尼采曾经在两层不同的意义上讨论虚无主义。一层意义是针对所有人都适用的“普遍虚无主义”（universal nihilism），其意指“最高价值的自行贬值”，一切价值均丧失了其原有的有效性；《权力意志》这部极富争议性的文献，所讨论的大体是这层意义上的虚无主义，同时这也是绝大部分学者在讨论尼采虚无主义概念时所习惯接受和关注的意义。与普遍虚无主义相对，虚无主义在尼采那里还有另一层意义，我们可称之为“特殊虚无主义”（particular nihilism），特指主体对于那些对生命取消极态度的否定类型价值的信奉，比如基督教所宣扬的同情和忍耐等价值，尼采把否定类型的价值称为虚无主义的价值，称信奉这些价值的主体为虚无主义者；其后期的一系列作品，比如《超善恶》、《道德的谱系》、《偶像的黄昏》、《敌基督者》、《看哪这人》，其中凡是论及虚无主义的地方，所指的基本是这一层意思，同时这也是一般学者不太关注的层面。
本文关于普遍虚无主义和特殊虚无主义的划分，曾受到刘森林教授的启发。参见刘森林：《面向现实的无能：尼采论虚无主义的根源》，《学术月刊》2014年第12期。无独有偶，Schacht同样主张将尼采的虚无主义分为两个方面，但是其划分方法与本文不同。具体而言，Schacht认为尼采曾论及了两种类型的虚无主义——“形而上学虚无主义”（metaphysical nihilism）和“价值虚无主义”（axiological nihilism）。形而上学虚无主义关注的是实在的本质，断言“无物为真，一切皆假”；价值虚无主义重视的是价值之有效性，意指主体对所有价值之有效性的否定和拒斥。参见Richard Schacht， “Nietzsche and Nihil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11， No. 1 (Jan.， 1973)， pp. 65-90. 本文的主要问题意识在于价值虚无主义，因而本文凡提及虚无主义的地方，如无特殊说明，均指Schacht意义上的价值虚无主义。
以对两种虚无主义的区分为基础，本文认为：后期尼采主要关注第二层意义上的虚无主义，即特殊虚无主义，并且断言这种虚无主义的真正根源在于作为多数的弱者以民主制的名义对于作为少数的强者所施行的统治；要想克服这种虚无主义，尼采认为，只有恢复按照本能和权力意志进行自然排序的等级制，恢复强者对于价值的主导权。为了具体阐明尼采的特殊虚无主义，本文计划分为下述三个部分：（1）依据形而上学解读方案分析普遍虚无主义，指出普遍虚无主义起源于充当价值之有效性基础的超感性世界的崩溃，对之的克服途径在于重建超感性世界的真实性，形而上学解读方案的问题在于无法解释自身的前提——价值之有效性何以必须以超感性世界作为保证；（2）运用病理学解读方案说明形而上学解读方案的前提，并进一步探究特殊虚无主义，指出特殊虚无主义的起因在于主体信奉了否定类型的价值而非肯定类型的价值；（3）论证信奉何种类型的价值只是表象，特殊虚无主义的深层根源在于弱者基于民主制对统治权的控制，强者只有在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中胜出，并恢复基于权力意志自然排序的等级制，才有可能彻底克服虚无主义。
一、普遍虚无主义与形而上学解读
对应于尼采对两种虚无主义的划分，综观尼采不同时期的相关说法，本文有理由认为，在考察虚无主义时，尼采曾提出过两种截然不同的虚无主义解读方案：一种对应于普遍虚无主义，可称为以两个世界划分为基础的“形而上学解读方案”；另一种对应于特殊虚无主义，可称为以两种本能划分为前提的“病理学解读方案”。这一部分我们先考察第一种解读方案的基本内容，以及其可能存在的问题。
形而上学解读（metaphysical reading）方案的要点可简要归纳如下：（1）世界可以被划分为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又称形而上学世界），其中感性世界是虚假的表象，超感性世界是真实的基础，所有价值的有效性均来源于超感性世界；（2）虚无主义意指所有价值丧失其有效性，其起因在于充当价值之有效性保证的超感性世界的崩溃；（3）克服虚无主义的途径在于恢复或新建作为价值有效性之保证的超感性世界。
尼采关于虚无主义原因和克服途径的分析，与其对虚无主义的定义密切相关，因而这里有必要先考察尼采关于虚无主义的定义。根据形而上学解读方案，虚无主义是指所有价值丧失其有效性。在尼采看来，价值的有效性不能来源于自身，只能来源于其背后的超感性世界。比如基督教所宣扬的一系列价值，同情、忍耐和博爱等等，其有效性以上帝和天国世界的真实存在作为基石和保证。根据这一虚无主义定义，价值丧失其有效性的原因即是虚无主义的原因。而价值之所以会丧失其有效性，亦即虚无主义之所以会产生，是由于伴随现代思潮的兴起，不论是在哲学还是宗教领域，均兴起了怀疑主义的思潮，人们不再坚信超感性世界的真实性，超感性世界崩溃了。超感性世界的崩溃，使得建基于其上的、以其真实性充当自身有效性基础的所有价值丧失有效性，变成了无价值和无意义，因此导致了虚无主义。换句话说，在这种解读方案看来，传统西方之所以信仰价值，是因为人们坚信价值是有效的，而作为价值有效性之保证的是其背后的那个超感性世界，价值之有效性以上帝或超感性世界的存在为前提。人们对上帝和超感性世界之真实性的怀疑，导致了超感性领域的崩溃，价值因此丧失了其有效性的基础，从而引发了虚无主义。这里关于价值有效性与超感性世界之间关系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曾受到Langsam的启发。参见Langsam， “How to Combat Nihilism： Reflections on Nietzsche?s Critique of Morality”， 1997， pp. 235-253.
基于形而上学解读方案对虚无主义成因所作的这样一种分析，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推论出这一解读方案所包含的针对虚无主义的克服途径。具体而言，既然虚无主义源于价值之有效性的丧失，而价值之有效性的基础在于超感性世界，价值之所以丧失其有效性，是由于充当有效性保证的超感性世界的崩溃，那么所谓克服虚无主义，就可以等同于重建充当价值之有效性基础的超感性世界，亦即我们可以通过恢复超感性世界的真实性，来恢复价值之有效性，进而克服虚无主义。进一步讲，根据超感性世界之重建工作的具体性质，我们从理论上可以细分出下述两种克服途径：（1）用新基础来恢复旧价值。既然充当传统价值之有效性基础的超感性世界崩溃了，并且传统价值要想具备有效性必须有超感性世界充当基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仍然执着于传统价值，就只有另行建立一个新的超感性世界，来替换传统的超感性世界，从而为传统价值重新奠立有效性的基础。举例而言，假使我们在基督教的天国世界崩溃之后仍然钟情于其所提倡的同情、忍耐和博爱等价值，那么要想继续维持这些价值的有效性，我们就只能为之奠立新的基础；这些新基础既可以是新的天国世界，也可以是与天国世界具有同等功效的现代理性、进步、平等或无政府主义等理念此处有必要留意海德格尔关于“广义”超感性世界的说法。在他看来，尼采所谓的超感性世界，并非特指狭义的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或者基督教的天国世界，而是泛指所有在虚假和真实二元划分模式中充当基础和根据的理念。比如，在海德格尔看来，即便现代人放弃了对基督教天国世界的信仰，转而信奉理性和平等，但只要理性和平等这些理念仍然是以感性和理性、不平等和平等的二元划分模式为基础，其在某种意义上就同样可以视为超感性世界的一种变体。参见［德］海德格尔：《尼采的话“上帝死了”》，《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34页。 。（2）用新基础来支撑新价值。与前述情况不同，上帝所代表的天国世界崩溃之后，我们也有可能会因此一并丧失对建基于天国世界之上的传统价值的信仰，转而追求并信奉新的价值，比如我们可能会追求尼采所提倡的以肯定表象、生成和变化为基调的新价值。在形而上学解读方案看来，新的价值要想获得有效性，同样需要以超感性世界作为基础。对此，有不少学者（比如Schacht）认为，尼采的“权力意志”可以等同于传统的超感性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这一职能。换言之，在他们看来，为了克服虚无主义，尼采运用权力意志概念替代了传统的超感性世界，将之用作保证其自身所提倡的新价值之有效性的新基础。当然，学界对“权力意志”能否克服虚无主义是存在争议的。Schacht等人认为，通过用代表新价值之基础的权力意志概念取代充当传统价值之基础的超感性世界概念，尼采成功克服了虚无主义，因而尼采本人不是虚无主义者。但在海德格尔等人看来，尼采藉由“权力意志”所实现的，只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其在基本结构方面仍然囿于形而上学的框架之内，因而无法克服虚无主义。Pearson可能代表了第三种立场，在他看来，把“权力意志”概念解读为价值之新基础的作法，虽然能够帮助尼采本人摆脱虚无主义者的指摘，但在代价上却是得不偿失的，因为这种解读将会使尼采哲学等同于传统的形而上学，而这与尼采本人反复标榜的克服形而上学立场相矛盾。参见Schacht， “Nietzsche and Nihilism”， 1973， pp. 65-90； ［德］海德格尔：《尼采的话“上帝死了”》，第245页；Keith Ansell Pearson， How to read Nietzsche，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Company， 2005， p. 103.
不过，针于这种形而上学解读模式，我们似乎有理由问：价值的有效性为什么非得要由超感性世界来保证？为什么不能完全抛弃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的二元结构，单纯依据主体自身的信念来确保价值的有效性。比如，即便我们接受上帝已死、超感性世界业已崩溃这一事实，藉由单纯认定这些价值是自身的一种创造发明，我们在理论上不也仍然有可能信奉基督教价值？或者我们另行创造一种截然不同于基督教道德的价值体系，藉由自身对它的信奉，不也可以确保这些价值的有效性吗？简言之，有什么必要非得把价值的有效性建立在于超感性世界之上？
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尼采在某些场合确曾表示过，价值的有效性亦可以无需超感性世界作为保证，而完全取决于主体自身权力意志的充盈与否。不过，这个问题在形而上学解读方案的范围之内，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因为认定价值的有效性必须建基于超感性世界的真实性之上，是形而上学解读方案所预设的不容辩驳的基本前提，亦即在这种解读方案看来，一种价值要能够被主体所信奉，必须有其有效性，而有效性只能由超感性世界的真实存在加以保证。
二、特殊虚无主义与病理学解读
只要我们局限于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形而上学解读，我们就无从解答上述难题，即我们为什么不能放弃对超感性世界的需求，单纯藉由自身对价值的信奉来重建价值的有效性，克服超感性世界崩溃之后所留下的价值贬值和价值真空状态。在本文看来，要想回答这一难题，我们有必要引入尼采关于虚无主义的另一种解读方案，即病理学解读方案刘森林教授在其关于尼采的近作中，虽然没有明确支持这样一种解读，但考察其具体论述，即其一方面认为只有特定“超验”价值的坍塌才会引发虚无主义，另一方面认为信奉这些特定超验价值的主体仅是弱者，本文有理由认为，其在某种程度上会支持这里对虚无主义所作的病理学解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论述尼采的虚无主义问题时，刘森林教授似乎同时使用了两种思路：一种思路以强者和弱者的客观划分为基础，认为“尼采把虚无主义视为弱者文化的一种表现”，“尼采是想确立……强者的价值与理想”；另一种思路以对待现实的主观态度为基础，认为“不恰当地对待现实，是衍生虚无主义的关键所在”，虚无主义是“未能积极对待现实，未能建构高贵理想的表现”，克服虚无主义意味着“勇敢、积极、健康地直面现实”，“产生恰当的、健康的和高贵的价值与理想”。前一种思路类似于这里的病理学解读，而后一种则与对尼采的传统美学解读比较接近。参见刘森林：《面向现实的无能：尼采论虚无主义的根源》，《学术月刊》2014年第12期。 。
病理学解读（pathological reading）方案的要点可简要归纳如下：（1）所有人可划分为强者和弱者两类，强者是指本能意义上的权力意志关于权力意志，尼采的论述极不清晰，限于论题和篇幅，这里不打算介入关于这一概念的复杂论争，而仅仅想确认以下两点：（1）权力意志的核心意思在于本能的过分充盈、生命力的高扬与释放，而非本能的匮乏、生命的保存；（2）权力意志要求对于对象的征服与同化，不断寻求力量增殖的感觉，这其中既有艺术的成分，亦有政治的含义，姑且不论这里的对象是海德格尔所谓“统治”（domination）意义上的外在对象，还是Kaufmann所谓“自我克服”（self?overcoming）意义上的内在对象。参见［德］海德格尔：《尼采的话“上帝死了”》，第247页；Walter Kaufmann， Nietzsche： Philosopher， Psychologist， Antichri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206. 充盈之人，弱者系指本能意义上的权力意志匮乏之人“我在两种类型的生命之间作出区分：上升的生命和衰败、解体、虚弱的生命。”（WP 857） ；（2）依据各自的自然“性向”（disposition），强者倾向于信奉对生命取积极态度的价值，即肯定类型的价值，而权力意志匮乏者，本能上的弱者天生倾向于信奉对生命取消极态度的价值，即否定类型的价值；（3）所有否定类型的价值都是虚无主义的价值，所有信奉否定类型价值的主体都是虚无主义者。
依据病理学解读方案，上述形而上学解读方案的前提——价值的有效性为什么必须由超感性世界来保证，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是一个病理学问题。在尼采看来，并非所有的价值都需要或要求超感性世界充当其有效性的基础，只有一些特定的价值才需要超感性世界保证其有效性。尼采认为，这是一些在现实世界中永远无法得到实现的，只有在超感性世界才能得到实现的价值，比如永生、救赎、同情、忍耐等基督教意义上的价值。非有上帝存在，永生和救赎不可希求；非有上帝存在，同情和忍耐无法得到辩护。本文在这一点上曾受到Reginster的启发。在Reginster看来，“如果我们最高价值的实现需要以上帝（或形而上学世界）的存在为前提条件，那么这只能是因为这些价值无法在‘这个’世界的生命条件下获得实现”。换句话说，我们所信奉的价值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只能将其有效性建立在超感性世界之上。参见Bernard Reginster， The Affirmation of Life： Nietzsche on Overcoming Nihilism， Cambridge， H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9.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病理学问题，是因为在尼采看来，那些非得有超感性世界之存在才能保证其有效性的价值，就其性质而言同时亦是一些对现世生命取消极否定态度的价值，比如永生是对现世生命的否定、救赎是对清白无罪的否定。只有“病人”，本能上的弱者，权力意志匮乏者，才会在天性上倾向于选择并信奉这类价值。简言之，在病理学解读方案下，尼采将形而上学解读方案的前提——价值的有效性必须由超感性世界来保证，转换成了必须由超感性世界保证其有效性的是怎样一些价值，以及哪一类人群在天性上倾向于信奉这些价值。在尼采眼中，那些非以超感性世界的存在作为前提就不可能有其有效性的价值，是那些倾向于否定生命（life?negating）、而非肯定生命（life?affirming）的价值，而那些在天性上倾向于信奉这种否定类型价值的是本能上的弱者（the weak）。否定类型的价值即是虚无主义的价值，信奉这些价值的主体即是虚无主义者。简言之，特殊虚无主义源于主体信奉了否定类型的价值。很显然，与形而上学解读方案不同，尼采这里所说的不是对所有人所有价值都适用的普遍虚无主义，而是特指因信奉那些需要超感性世界保证其有效性的否定类型价值，所导致的仅适用于特定人群的特殊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既然起因于主体信奉了否定类型的价值，那么我们能否认为，克服虚无主义的途径即在于主体放弃否定类型的价值，转而追求并信奉肯定类型的价值？也就是说，虚无主义所涉及的仅仅是主体对于价值的具体态度和选择偏好。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从表面上看，这种以否定类型价值为关注点的特殊虚无主义，所牵涉的仅是当事主体在价值选择上的主观偏好，因而从理论上讲，只要主体愿意改变自身对生活的负面消极态度，放弃那些对生命采取否定倾向的价值，调整好心态，对生活采取一种正面积极的态度，进而选择那些对生命采取肯定态度的价值，就应该可以实现对虚无主义的克服。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根据尼采的病理学解读方案，主体倾向于选择何种类型的价值，所反映的并不是当事主体表层的选择偏好，而是当事主体更为深层的自然“性向”（disposition）。“我认为高估善良和仁慈（笔者注：尼采所认定的否定类型价值）大体乃是颓废的结果，是软弱的征兆，其与上升和肯定的生命相冲突。”（EC IV： 4）偏好是主体浅层次的情绪，是只要主体愿意就可以加以改变的；性向则不同，它是主体深层次的意向，所反映的主体的内在本质，是不论主体如何努力都无法加以变更的。用尼采的术语来讲，性向=本能=权力意志，对不同类型价值的选择反映了不同主体在本能和权力意志方面的差异。那些倾向于选择并信奉否定类型价值的主体，是权力意志的匮乏者、本能上的弱者；与之相对，那些习惯于选择并信奉肯定类型价值的主体，是权力意志的充盈者、本能上的强者。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尼采说：“活人对于生命的诋毁（笔者注：尼采所认定的否定类型价值）说到底不过是一种特定类型的生命的征兆……什么类型的生命……我早已回答：是衰退、虚弱、疲倦、受谴责诋毁的生命。”（TI VI： 5）
因而，根据病理学解读方案，虚无主义的起因虽然在于主体信奉否定类型的价值，但是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却无法径直以主体放弃否定类型的价值，转而选择肯定类型的价值为途径。这是由于对不同价值类型的偏好背后所体现的是主体深层的无法变更的性向，即本能和权力意志，而非表层次可以变更的偏好。更确切地讲，特殊虚无主义之所以会产生，表面上是由于主体选择了否定生命的价值，实质上却是因为本能上的弱者、权力意志的匮乏者选择了否定生命的价值。因而，当论及特殊虚无主义的克服时，仅仅讨论主体选择价值的偏好和态度，要求主体放弃负面价值而选择正面价值，是无法触及问题的真正核心的。
简言之，依据病理学解读方案，特殊虚无主义起源于本能上的弱者信奉了否定类型的价值，要想克服特殊虚无主义，弱者就必须放弃否定类型的价值。但问题在于，弱者对否定类型价值的信奉，系出于无法变更的本能要求，放弃这类价值对于弱者而言是一个无法办到的要求，这使得弱者注定无法克服虚无主义。弱者不能克服虚无主义这一点对于尼采而言异常重要，因为我们对于尼采所作的一切美学解读Langsam认为，不论是强者还是弱者，一经认识到建基于超感性世界之上的价值的虚幻性，就会主动放弃对于这类价值的信奉，转而认可并接受尼采式以创造价值为目标的美学价值。本文与Langsam的区别在于，在本文看来，只有权力意义充盈的强者，才愿意并且有能力接受尼采的新价值；弱者出于本能的衰弱，不能亦不会接受尼采意义上的新价值。参见Langsam， “How to Combat Nihilism： Reflections on Nietzsche?s Critique of Morality”， 1997， pp. 235-253. ，都是以忽视这一点为前提的，并因此误以为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主体看待生命的态度，似乎只要我们将自身的态度从消极变为积极、从否定变为肯定，就可以由弱者一变而为强者，克服虚无主义。但是尼采明确否认了这种可能。在尼采看来，针对生命的态度不是随意可以改变的，其最终取决于主体本能和权力意志的高低，有赖于其是强者还是弱者。
三、重建等级制与克服虚无主义
根据上一部分的讨论，我们已经得出，虚无主义源于主体信奉了否定类型的价值。并且我们业已证明，由于这里的主体是本能上的弱者，无法主动变更自身对否定类型价值的态度，这使得对虚无主义的克服无法藉由弱者主动放弃否定类型的价值来实现。也就是说，对于弱者而言，虚无主义是注定无法克服的。但是，后期尼采明明不止一次谈及了虚无主义的克服，对于病理学解读方案而言，这一矛盾的说法该如何解释？我们在这一部分尝试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引出尼采政治哲学中的等级制概念与虚无主义的关联。
（一）强者与虚无主义
在本文看来，解释这一矛盾说法的突破口在于指出，后期尼采关于克服虚无主义的说法，所关注的对象不是不加区分的所有主体，更确切地讲，不是弱者，而是特指那些误信了否定类型价值的强者。在尼采看来，与弱者不同，本能意义上的强者，权力意志充盈者，在天性上会倾向于选择那些肯定生命而非否定生命的积极价值。因而，从理论上讲，强者原本不会受制于虚无主义的困扰。但实际上，许多本能意义上的强者却信奉了否定类型的价值，饱受虚无主义的折磨。所以，在强者那里，或者说正是在强者那里，才存在一个对虚无主义的克服问题。
根据病理学解读方案，强者出于权力意志的充盈，倾向于信奉肯定类型的价值，原本不会陷入虚无主义，所以这里有必要首先对强者为什么会信奉否定类型的价值、陷于虚无主义作一说明。说强者会主动信奉肯定生命类型的价值，这只是理论上的说法；事实上，大部分强者由于受其所处的时代价值的影响，信奉了否定类型的价值。在这一点上，只有极少数权力意志“高度充盈”、拥有超强“自觉意识”的强者，才有可能自绝于其时代之外，成为其所处时代的例外。在尼采眼中，拿破仑和歌德就是这样的例外。拿破仑特立独行，绝缘于18世纪的民主价值思潮；歌德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17世纪的主流价值。（GE I： 16； TI IX： 44， 49-51）只有这些少数强者才有能力抗衡整个时代，坚持按照本能的指引，选择那些倾向于肯定生命而非否定生命的价值，亦即自外于虚无主义。但是，对于大部分缺乏这种超强“权力意志”和“自觉意识”的强者而言，他们无法对抗其所处时代的主流价值，即无法抗拒主流价值的蛊惑和影响。因此，大部分强者不再倾听自身内在的呼声，不再按照权力意志的要求，去追寻其本能所要求的以肯定生命为基本取向的价值，反而不自觉地对自身的本能“性向”进行自残式的压制，误将否定类型的价值当作真正的价值，最终“自觉”信奉弱者所宣扬的以否定生命为基本取向的价值。因此，说强者不会受到虚无主义的困扰，说的是极为少数的强者；对于大部分强者而言，依旧存在一个受困于虚无主义，以及怎样克服虚无主义的问题。
不过，值得强调的是，与弱者出于本能上的需要而必然信奉否定类型的价值、因而注定无法克服虚无主义不同，强者对否定类型价值的信奉，不是出于本能上的要求，而是出于被影响下的误信。就其本能而言，强者倾向于拒斥否定类型的价值，所以在理论上强者有可能克服虚无主义，或者说只有在强者那里，才存在克服虚无主义的可能性。
（二）民主制与等级制之争
强者受时代价值的影响，误信了否定类型的价值，陷入了虚无主义。这一表述隐含一个重要的前提，即时代的主流价值是否定类型的价值。为什么会是这样？尼采对此的回答异常直白，时代总是处于弱者的统治之下，弱者将其自身所信奉的否定类型价值变成了时代的主流价值。因而，说强者受到时代的影响而陷入了虚无主义，说的是强者在弱者的统治和教化之下，误信了弱者所宣扬的否定类型价值。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虚无主义的深层根源不在于主体信奉否定类型价值，而在于倾向于信奉否定类型价值的弱者对于统治权的控制。基于对虚无主义成因的这样一种分析，我们有理由推知，克服虚无主义的真正途径，不在于主体变更自身对于价值的主观态度，而在于强者与弱者之间围绕价值意识形态所展开的角逐统治权的较量和斗争。强者只有从弱者手中夺回统治权，重建等级制，才能摆脱弱者所宣扬的否定类型价值，重新信奉与自身本能相匹配的肯定类型价值，从而克服虚无主义。
在尼采看来，弱者和强者之间，围绕统治权和主导权问题，会经历两次大规模的争夺战。第一次争夺战发生在罗马帝国晚期，交战的双方是代表弱者的基督教民主制和代表强者的希腊等级制，结果是人数上占多数的基督教民主制战胜了少数强者的希腊等级制。
我们经常说西方文明是希腊和希伯来（基督教）合流互补的结果，但在尼采看来，两希文明是全然异质、截然对立的两种文明，其所代表的是在权力意志序列上完全不同的两类人群和两种制度。希伯来精神代表的是本能上的弱者、权力意志的匮乏者，其所推崇的政治形式是偏袒多数弱者的民主制，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基督教所宣扬的同情、平等和忍耐等价值中。“基督教站在一切弱者、底层者和失败者的一边，它从反对强者对生命的保存本能中发展出一种理想。”（CA 5）与之相对，希腊精神所代表的是本能上的强者、权力意志的充盈者，其所主张的政治形式是承认少数强者之优越性的等级制，荷马史诗中的进取、严酷和强健等英雄品质是其典型的体现。强者的“生命在其本能上追求增长，持续，力的积聚，追求权力”。（CA 6）代表强者和弱者、等级制和民主制的这样两种精神，在罗马帝国的晚期，以是否确立基督教为国教为契机，曾进行过一场没有硝烟的生死较量，最终是人数上占绝对多数的弱者所代表的希伯来精神、民主制胜出，而人数上表现为少数的强者所代表的希腊精神、等级制败北。罗马帝国以降的西方文明，所继承发扬的主要是希伯来精神，而非希腊精神，这一点在基督教价值一统天下两千年、分毫不可撼动的历史中呈现无遗。也就是说，在尼采看来，基督教促成了本能低下者对本能高贵者的反叛与统治，颠覆了早期希腊和早期罗马基于权力意志高低排序所确立的等级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尼采说：“基督教发动了一场针对高等族类的人的殊死战争。”（CA 5）基督教“在其本质上是一场（精神）的反动，是一场反对高贵价值统治的大叛乱。”（EC III： 8）
正是弱者的统治引发了虚无主义。弱者在取得统治权后，一方面出于本能上的需要，倾向于信奉否定类型的价值；另一方面更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竭力向所有人推广否定类型的价值。尼采关于弱者的相关论述容易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弱者之所以不能克服虚无主义，是因为弱者缺乏足够的权力意志，没有能力发明创造新价值。这固然是尼采讨论弱者与虚无主义问题的一个视角。不过，在本文看来，尼采还有看待弱者问题的另一个视角：尼采通过对道德价值所作的谱系学考察表明，基督教所代表的价值，恰恰是弱者基于自身利益考量所发明创造的、用来统治强者的一种价值。换句话说，在后期尼采看来，不论是强者还是弱者，都有能力发明创造价值，区别仅在于弱者所发明创造的是否定类型的价值，而强者所发明创造的是肯定类型的价值。 （WP 216）这种推广在道德层面表现为意识形态教化，在法律层面表现为恩威并施——表扬和奖励信奉否定类型价值的行为、批判并惩罚信奉肯定类型价值的做法。在弱者的这样一种统治下，那些本能上原本倾向于信奉肯定类型价值的强者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在《道德的谱系》中，尼采对强者的这一受害过程曾作过触目惊心的描述。起初，强者倾向于肯定本能的自然冲动，即倾向于信奉肯定类型的价值，表现出对否定类型价值的天然反感与抵触；渐渐地，在道德教化和法律惩处双重影响下，强者开始怀疑自身自然冲动的正当性，逐步陷入到一种良心上的自责；最终，迫于弱者主导下的时代主流价值的压力，强者彻底压制了自身的自然本能，转而自觉信奉弱者所提倡的否定类型价值。（BGE II： 16-18）简言之，正是在弱者的统治和教化之下，本能上倾向于信奉肯定类型价值的强者，经历了惨痛的自我摧残过程，最终信奉了否定类型的价值，从而陷入了虚无主义。
在尼采看来，为了克服虚无主义，围绕统治权的争夺，弱者和强者之间还会爆发第二次战争，“更高的人必须向大众宣战”。（WP 861）尼采预言第二次战争交战的双方将是代表弱者的现代民主制和代表强者的尼采式等级制，时间是在尼采所处的欧洲现代。具体而言，尼采认为交战的一方是继承了希伯来基督教精神、支持现代启蒙运动所宣扬的平等与民主价值的弱者，现代基督徒、民主主义者（卢梭）和无政府主义者（工人阶级）是其代表；另一方是继承了希腊精神、支持尼采式等级制的强者，少数政治家（拿破仑）、少数艺术家（歌德）、少数哲学家（尼采本人）和少数“恶人”是其代表。
尼采认为，现代民主制与古代基督教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虽二而一的。两者所代表的都是人数上占多数的弱者，都支持弱者占主导统治地位的民主制。尼采认为，“庸众”和“群畜”在现代欧洲世界所主张的平等、民主运动和无政府主义，与弱者和奴隶在古代罗马世界所发动的基督教反叛，所推崇的同情和博爱之间并无二致；现代民主制对于大众权力的诉求，不过是对基督教所开创的志业的进一步继承与拓展。“民主主义在任何时代都是组织力量衰退的形式。”（TI IX： 39）在这两种情况下所发生的，都是本能低下者、权力意志匮乏者，对于本能高贵者、权力意志充盈者的反叛，对于根据权力意志所自然排定的等级序列的颠覆。“基督徒与无政府主义者是绝对相同的：它们的目的，它们的本能……两者皆是颓废者，两者都不能从事创造，所作所为尽属消解、毒害和退化，两者都是吸血鬼；两者在本能上都有对一切巍然屹立、高耸入云、具备持存、向生命保证未来的事物的刻骨仇恨。”（CA 58）如果说第一次战争，即希伯来与希腊之间的战争曾经导致了虚无主义，决定了欧洲精神世界的历史，那么现代民主制与尼采式等级制之间的第二次战争，则将决定能否克服虚无主义，决定欧洲精神世界的未来。尼采曾说，强者在过去只是偶然的例外，现在它必须成为必然的未来，而这只有依靠强者重新掌握统治权才有可能。
弱者系出于天性和本能而信奉否定类型的价值，他们无法放弃这些价值，因而注定无法克服虚无主义；强者却是由于被误导而信奉了这些价值，他们在本能上是排斥这些价值的，只要排除外在阻碍，他们应当并且能够放弃这些价值，从而克服虚无主义。而使得强者无法摆脱这些价值的唯一阻碍，在尼采看来，正是弱者基于控制统治权所实现的对强者的统治。所以，虚无主义的政治学根源在于弱者对于统治权的控制，克服虚无主义的关键在于强者从弱者手中夺回统治权，按照权力意志强弱的自然序列，重建等级制。“我的哲学的目标在于等级排序。”（WP 287）“决定等级，设定等级的唯有权力的数量，舍此无他。”（WP 856）“在过去，任何关于人的种类的提高，都是由贵族制社会实现的——对于一种信奉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制和价值差异，并且需要某种奴隶制的社会而言，将始终如此。”（BGE 257）换句话说，虚无主义能否得到克服，端看尼采式等级精神能否在第二次争夺战中战胜现代民主精神，重新夺得统治权，重建等级制。
四、余论：尼采与政治
本文的研究是从尼采的政治哲学出发，探究重建等级制对于尼采克服虚无主义的重要意义。考虑到尼采与政治之间的暧昧关联，以及学界关于尼采政治哲学的复杂论争，作为余论，这里似乎有必要为尼采的政治哲学稍稍作一正名。
战后的尼采学界之所以不大愿意触及尼采与政治的关系，大体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方面是纯粹的政治考虑，尼采哲学曾经被纳粹利用，服务于一种为战后主流价值所坚决反对的政治主张，战后尼采学界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尼采洗脱纳粹主义的嫌疑，对此最好的策略莫过于将尼采与政治相分离，不轻言尼采与政治的关联。另一方面是纯粹的学术考虑，尼采本人曾自称是“最后一位反政治的德国人”，加之尼采的关注点很大程度上集中于艺术和美学方面，而非具体的政治构想与安排，这使得战后的尼采学界完全有理由回避尼采与政治的关系。基于这样的考虑，战后初期的尼采学界在谈及尼采的“等级制”概念时，倾向于对之作“精神化”处理。比如，北美尼采研究的开拓者Kaufmann就曾认为，尼采所支持的只是一种精神的等级制，而非种族学、生物学意义上的等级制。精神的等级制缺乏具体可行的区分标准与操作可能，这种等级制会将所有人视为潜在的精神贵族，仍然会平等地对待所有人而非相反，因而这种精神的等级制与现代民主制之间并无必然冲突。参见Kaufmann， Nietzsche： Philosopher， Psychologist， Antichrist， 1974， pp. 305-306.与Kaufmann不同，更为晚近的一些学者由于较少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更能正视这一问题。比如，当代尼采研究专家Pearson就坦言，尼采确实有其政治哲学，并且这种政治哲学在基本立场上是与晚近两百年来的欧洲主流价值截然相悖的，其基本底色是贵族主义和等级主义，而非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参见Keith Ansell Pearson， “Introduction”， in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ix-x.但即便是像Pearson这样一位不惧避讳、敢说敢言的学者，当论及尼采后期的“过激言论”时，也不免左顾右盼、闪烁其词。比如，当他引证尼采的名言“弱者和失败者应当毁灭，这是我们爱人者的第一原则”（CA 3）时，Pearson惊呼，这已不是一位开明成熟的哲学家在发言，而是一只病痛中的动物在说话，受健康状况的影响，后期尼采的思想不幸退化为某种幻想与怪辞（fantastical and grotesque）。参见Pearson， How to read Nietzsche， 2005， p. 103.
Kaufmann和Pearson等人的是是非非不是本文的关注点所在，本文仅想指出，只要我们能够撇开意识形态政治正确性的考量，就不得不承认，尽管尼采没有专门的政治哲学著作，也没有建立起体系完备的政治制度构想，但是尼采确实有其立场明确的政治哲学，即其支持一种基于本能强弱和权力意志高下进行自然排序的等级制；并且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尼采关于等级制的构想，对于我们研究虚无主义问题，乃至整个尼采哲学，都能够产生一定的帮助，理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责任编辑 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