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业
摘 要：人的造就是思政教育的根本目标。个体的人格发展始于自我意识的发生和培养。儒家通过对仁、礼二者关系的梳理实现对自我的定位，认为奠定个体人格之基础的关键因素是礼，而德性自觉是一成熟人格的标志。礼乐作为养成性的教育方案以参与性和引导性为本，追求人格生命的整体性和内在和谐。儒家对礼乐的细节讨论充分体现上述宗旨，并强调礼乐的践行性特征。先秦儒家丰富的人格教育思想可以为当代思政工作提供历史思想资源。
关键词：人格教育 先秦儒家 礼乐 养成教育
人的造就，或者说一种理想人格的培养是思政教育的根本目标。通过各种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对受教育者加以引导，使其心理和性格得以成长和成熟，成为有着健全人格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人，这构成人格教育的主旨。所谓健全人格，包括了诸如清醒的理智、丰富的情感，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道德意识和行为能力等。人格教育强调将人视为一个成长着的，追求自我完善的整体，对因社会文化生活各层面高度分化而导致人格整体性面临挑战的现代教育而言尤显突出意义。
人格教育自始即与人类古典教养传统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东西方教育传统都将培养德性、塑造完美人格作为教育的首要与终极目的。作为中国传统教育的主流形态，儒家的人格教育思想近年来广受关注。学界对儒家人格教育的理论基础如天人合一、人性善恶，以及儒家人格层次论的阐释分析已颇多。相比之下，对儒家人格教育的方法、途径等则关注较少，特别是对儒家而言至关重要的礼乐思想多为人所忽视。当前我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对人格教育和礼仪教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儒家以礼乐教养为核心途径的人格教育思想无疑对当前思政工作和教学有积极的启发效应。
一
儒家思想的基本宗旨，可以被恰切地概括为“内圣外王”。在传统思想视野中，内圣又是外王的前提，其典型思路如《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构成一由内而外、推己及人的序列，而其关键在于德性人格的养成，故《大学》以“明明德”为首务，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因此人格教育，主要是德性人格的养成构成儒家的首要关切，这正是古人在讨论儒学时，常将之概括为一种成德之教或为己之学的根本原因。
人格教育以养成人格为目的，其前提是对自我独立人格的自觉，这构成一个人自我意识的核心部分。当代人格心理学认为，自我意识的发展是人格形成的基础。先秦儒家特别是《论语》中“仁”的思想与自我意识和人格发展的关联最为密切。《论语》言仁，虽看似复杂，而其基本共性是就自我的自觉与自决立论，尤为突出的是《颜渊》篇中“为仁由己”的思想和“我欲仁斯仁至矣”的观念。《中庸》亦言：“成己，仁也。”以上观念皆充分体现了先秦儒家对人格发展中“我”之自觉的肯定。人的自我认同并非独立而内在地发生，而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现实发生。“人的造就是人际交流和相互作用的过程，借此，人才能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完善自己。”③人在与他人相对时意识到自我之现实性与独特性，而发生自我认知，并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获得他人之承认，实现自我肯定。自我的观念恰是在与他人共在的群体生存结构中才得以建构和发生，因而内在地包含了他人和社会的维度作为其观念的结构要素。因此，人的自我也必须在与他人和群体的交往中得以发展，这一点尤其为先秦儒家所重视，并认为形成个体人格稳定性的关键因素是礼，这正是《论语》中将仁与礼之密切关联的根本原因。孔子称：“不学礼，无以立。”所谓立，乃是以自我之发展与实现为关切的人格生成。礼之所以成为“立”的必要条件，是因为在礼中，人对自己的“分”即各类社会角色和由此而生的特殊身份有了明确认知，而使自我得以获得其人格独立性。礼并非过去曾被广泛误解的那样意在摧抑个性，而恰是人之自我意识得以发生的根本方式和依据。人的自我意识来源于与他人共在的反身自觉，而自我认同更是缘于与他人关系的协调与稳固，这一切都建立在礼的基础上。礼乐之所以构成古代人格教育的基本方式，原因正在于此。礼乐本即围绕人格生成而设置，故《礼记·文王世子》云：“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礼乐分别由内外两个方向调养身心，促成一个健康而和谐的人格的实现。
二
儒家对人格建构的一大基本理解是将德性自觉视为人格成长和自我意识成熟的核心标志。虽然道德只构成人格世界的一部分内容，其在人格建立中的作用却至为关键。人的自我意识与道德自觉是共生一体的，正如自我的本质恰以人己关系建构为基础一样。道德内在地包含了自我的参与和理解，因为道德的现实性即在于人与人之交往，而道德作为一种包含了价值的行为又必然依赖于我作为一个参与者和观察者的评判和理解。因此，自我意识内在地包含了我与他人之道德性联系，而且构成自我与他人关联的主要方式，我们可以由此思路理解儒家以德性为中心的人格养成方案。
自我从来不是封闭的，而具有内在寻求成长的动力机制，因此一种理想人格的追求也将是其内在目标，理想教育也应是人格教育的重要内容。先秦儒家人格理想的关键是德性，养成德性的方式是礼乐。礼乐是养成性的、参与性的、引导性的，与刑政之强制性方式不同。如孔子所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论语》中的“成人”观念也可以有助于我们的理解：“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礼乐在“成人”也即一个理想人格之养成中乃起一种“文”的作用。所谓“文”并非简单的文采修饰而已，而恰是协调人之各种才性、德行如知、不欲、勇、艺等，使之在人的生命中通贯融合的根本力量。故孔子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质彬彬意味着文与质的协调和谐，群体认同、人的社会化不再与个体性情相互对立，而是相互彰显，相互促动，使人之生命成为整全而和谐的，此即一种以音乐之和乐为本质特征的理想生命形态。因此，儒家的理想教育寻求人生之内在的、自然的和谐生长，是与人之天性相协调的现实的可能性，这也是儒家反复强调“道不远人”的思想意图。与之相应，正是作为现实的生活方式的礼乐构成儒家人格教养和社会教化的根本途径，即是要通过此礼乐而协和人伦，陶冶情性。
三
具体而言，古代礼乐典制对人格之养成有系统规划和潜移默化的渗透和熏陶。人自出生之日起即被置于一礼乐环境之中。如《内则》记古代童子教养之制：“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即席饮食，必后长者。九年，教之数目。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衣不帛襦袴，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所学。是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悖行孝弟。博学不教，内而不出。”
成人之后，则有冠礼、昏礼及其他社会、政治礼仪在人的生活起着重要影响。《礼记》中有冠义、昏义等篇，专门阐发诸礼仪对人格养成的巨大效应。如《冠义》云：“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将责四者之行于人，其礼可不重与？”冠礼的目的在于“责成人之行”，通过冠礼，人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家族、社会对自己的期望，这将成为推动一个人成长的根本动力。
又如《乡饮酒义》对乡饮酒礼的仪式细节之象征意蕴进行分析，指出其意图在于致尊让、致絮、致敬等，认为“尊让絮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让则不争，絮敬则不慢。不慢不争，则远于斗辨矣。不斗辨则无暴乱之祸矣，斯君子之所以免于人祸也。”并由此阐发其礼仪教养论云：“仁义接，宾主有事，俎豆有数日圣，圣立而将之以敬日礼，礼以体长幼日德。德也者，得于身也。故日：古之学术者，将以得身也，是故圣人务焉。”
与乡饮酒礼相比，射礼的人才选拔和培养意味尤其突出。《礼记·射义》云：“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乡大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上述礼节之实施，为射礼奠定了一个和平优雅的环境氛围，使射礼不致成为纯粹的军事训练或体育竞赛，因为射礼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观德行：“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
上述古代礼制对今人而言已经颇为陌生，但在古代生活中却是日用常行的一部分，因此对群体和个人都发挥着教化功能。今天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恢复这些古代礼仪，但其中蕴含的礼仪教育精神却可资借鉴。将当前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和时代精神融人人们的各类日常礼俗和仪式之中，使之以更普遍、更亲切的方式作用于人的生活，实现潜移默化的效果，应该作为思政教育和德育的一个重要展开方式而受到更多关注。
与礼同时在人格养成中发挥根本作用的是乐。先秦儒家认为礼乐二者乃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功能有别，而彼此互补，不能偏废。如《礼记·乐记》所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官也。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由上述论断可以看出，在儒家看来，乐与礼的根本不同在于其更直接地体现人的情感诉求，因而具有沟通协调群体关系的效能。《乐记》还详细探讨了音乐对人之性情心态的可能影响方式，指出：“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咩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滁滥之音作而民淫乱。”好的音乐具有培养德性，提升人格的功能：“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
从孔子开始，儒家就特别强调音乐在人格养成方面的根本作用。孔子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次序描述理想人格的成长过程。相比于礼之立，乐在成就人格方面更进一步，最终推动理想人格的完成。这里对乐教的评价超出了《乐记》礼乐并举互补的格局，而将乐视为高于礼的陶冶人格的终极方式，因为直到乐才实现了人之性格因素的完美和谐与协调。古人对音乐的教化功能的强调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将音乐视为德性养成的根本途径可以说是中西方古代哲人的共识，同样这也应成为现代养成教育的核心形态之一。
礼乐所以能最大程度地实现上述效能，从根本上讲在于二者是践行性的。古代经典中礼的常训是“履”和“体”，这意味着礼的根本特性在于对礼仪的躬行实践。礼不是一套抽象的形式、规范、法则之类，而是只有在人的践行中才具有现实性的人伦关系和交往形式，在对礼的践履中人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去领会和体验其中包含的意义、价值与信仰，并发生一种内在的、自然的认同。如《礼记·檀弓》所言：“墟墓之间，未施哀于民而民哀；社稷宗庙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这样一种价值传承方式对人之影响的持久与深刻相比于各类知识的、说教的形态自不可同日而语。当今思政教育越来越重视养成教育，礼乐教化传统若经合理的现代转化定能发挥积极的时代效能。
(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2012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先秦儒家礼乐政教思想研究”(2012-oN-239); 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礼记》诠释史及其经典诠释学意蕴研究(13CZX041)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王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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