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 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
作为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一生专于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史的研究，而《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①（以下简称<如何改变世界》）是其生前整理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它既是作者对自己一生所坚持的史学观念的概括和总结，也是他对自己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的反思和探寻”（中文版序，第2页）。虽然全书“实质上是对马克思（和不可分开的恩格斯）思想发展及其后世影响的研究”，但作者却始终能够透过时代的迷雾展现给读者一个清晰的、实践性的现实主义路线，即对如何改变世界进行方法论意义上的理论研究。霍布斯鲍姆从特定时代的现实出发，试图探索马克思主义超越时代的现实意义。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性的“改变世界”的方法，而非意在提供一种世界应该朝着哪个方向改变的固定结论。就此而言，“从马克思那里能够学到的东西是他从事分析和完成任务的方法，而不是从经典文本中得出的现成教诲”（第82页）。事实上，这也深切寄托了作者“帮助读者反思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在21世纪将会拥有何种未来”的期望。
一、马克思、恩格斯与历史唯物主义
霍布斯鲍姆认为，“从未失去意义的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时代的人类经济模式的看法与他对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张、不断集中、不断制造危机和不断自我改造的运行模式的分析”（第10页）。通过这种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扬弃了在他们之前的圣西门、傅立叶以及普鲁东等人的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演变。在霍布斯鲍姆看来，相对于先驱者们，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有如下三方面贡献：第一，在确立经济关系是资本主义根本关系的基础上，它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批判代替了对它的局部批判；第二，它把社会主义放人到一种进化论的历史分析框架内，强调新社会发展一般的历史客观性，而非早期社会主义者设想出的人为主观性；第三，它阐明了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过渡方式只能通过无产阶级进行“剥夺剥夺者”的革命。由此，“社会主义不再是一种‘空想’，因而变成一种科学”（第41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清楚地预见到了社会主义未来的发展图景，“马克思和恩格斯严格地拒绝描绘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任何把他们在这个主题上的只言片语或一般理论拼凑成完整图画的企图都是误入歧途，必须予以避免”（第54页）。
同时，关于人类历史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霍布斯鲍姆忠于马克思而否定了“历史决定论”或者关于社会的单向度线性发展的说法。在霍布斯鲍姆看来，“关于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形态是‘递进的’陈述并不意味任何简单的、线性的历史观，也不意味着那种认为一切历史都是进步的简单观点。它仅仅是说，其中的每一种制度在关键的方面进一步摆脱了人类的原始状态”（第142页），正如马克思虽然蔑视和憎恨资本主义，但却依然承认它是“一种非人道但却具有历史进步性的力量”。历史发展线性化的“铁律”并不存在。苏东剧变带来的教训就是：“在实际上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历史条件下，最好不要做‘必须做的事情’”（第113页）。
二、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属于那种把历史学纳入社会科学中的一般趋势，尤其是那种强调社会经济因素在政治和思想发展中的根本地位的趋势。正因为这种‘最全面、最有说服力和最连贯的理论’，显示出他（指马克思——引者注）的影响是‘实质性的’’’（第230页）。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其思想随着世界性移民、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世界大战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得到了最为广泛的传播和影响（包括文学和艺术等方面）。在霍布斯鲍姆看来，其原因在于：第一，马克思主义始终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批判现状的强大的政治运动；第二，马克思主义是国际性的理论，并“始终是一种带着严肃思想外表的对现状的革命批判”；第三，马克思主义对知识分子具有不同寻常的吸引力，在特定的时期，“知识分子之所以走向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高举资产阶级已经抛弃的理性和科学的旗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捍卫了启蒙思想的价值观”（第268页）。
在霍布斯鲍姆看来，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创造性地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政治遗产：“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是他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第299页）。在作者看来，葛兰西的理论更富于实践性和操作性，“实践推动并滋养了葛兰西的理论，也是其理论的目的”（第319页）。在肯定“社会主义的基础……是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社会化”基础上，葛兰西的政治理论更为具体地指出：对于革命，其基本问题是如何使迄今为止的从他指出属阶级能够成为霸权阶级，相信自身是一个潜在的统治阶级，并使其他的阶级相信它会成为这样一个阶级；在政权转移之前、期间和之后，必须发动把工人阶级转变成潜在统治阶级的斗争，同时必须发动夺取霸权的斗争；霸权的基本问题不是革命者如何夺取政权（尽管这很重要），而是革命者如何被承认是政治上已经存在或不可避免的统治者，它包括如何赢得同意和革命者是否准备好行使领导权这两个方面。由此，“人民在新的霸权阶级及其运动的领导下改变并创造自身”（第309页）。
然而，自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随着工人阶级的整体变化而发生了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下，霍布斯鲍姆对于一直走在马克思主义前列的西方激进知识分子有了新发现：他们的主要批判方向不再是经济，而是社会或者文化；同时，无论在理论上多么支持工人和农民，新一代知识分子由于与传统工人阶级的现实生活脱节，极易演变为民粹主义者；此外，马克思主义受到了纯理论和学术上的抽象学科——哲学的偏爱。此时，马克思主义不再代表着某种占据支配地位的或具有纽带作用的国际正统，不再单独存在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领域而进入到了一般的学术和文化领域，然而“任何一种反思或修正后的马克思主义都不可以说确立了自身的主导地位”（第355页）。
我们都很熟悉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霍布斯鲍姆以其一生累积的历史性经验完成的这部《如何改变世界》，不仅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更给读者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在历史实践中的宝贵启示以及作者的独特洞见，从而深刻描绘出了马克思主义在“如何改变世界”当中发挥的关键作用。透过全书，我们看到的是始终以实践为导向的马克思主义，而只有知道了它如何改变过去，才能领悟到它会怎样帮助人类寻找通往未来的实践之路，才能真切地体会出它的当代意义。
（责任编辑：罗松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