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建学
〔提 要〕2004-2014 年十年间，印度外交政策中的实力政治和民族主义色彩趋浓，进取性日益突出。中印国力同步发展壮大，两国关系容量显著扩大，“或敌或友”传统叙事模式已无法概括其性质及内涵。中印关系的全球战略权重显著提升，经贸投资合作在两国关系中扮演压舱石角色，两国在安全领域着力补齐互信“短板”，积极合作管控边界争端，累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有利变量。未来推进中印关系的着力点应包括：两国高层持续引领；耐心谈判解决边界、涉藏等历史遗留问题；理性处理竞争与合作问题，合作推动国际体系改革；拓展共同利益基础，打造“发展同盟”；完善机制，构建多支柱、全覆盖的双边合作关系网络。
〔关 键 词〕印度外交、中印关系、边界问题、短板效应
〔作者简介〕蓝建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5）3 期0051-13
从2004 年辛格政府上台到2014 年莫迪政府执政，十年之间印度内政外交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印度外交政策日益进取。新时期的中印两国综合国力持续同步壮大，两国关系全面发展，影响两国关系的内生动力及外部因素更趋多元。在亚太及全球秩序逐渐演进的总体国际环境中，印度对中国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的影响愈趋明显。中国应系统盘点十年来对印关系的得与失，主动引导和科学规划下一阶段双边关系发展方向。
一、新时期印度外交的特点
近十年来，印度积极开展“战略自主”外交，巧用国际上各种矛盾，营造有利于自身崛起的战略环境。印度外交战略希望达到两个目标：一是和那些能够助其取得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发展紧密关系；二是以一个世界大国和亚洲主要角色的身份来推行其外交，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南亚国家。早自20 世纪90 年代国大党执政时，印度对外政策理念就开始转变。1998-2004 年印度人民党政府执政期间，更加大胆推进外交政策转型，摒弃了尼赫鲁时代的“浪漫主义外交”，将“利益至上”原则渗透到外交决策进程。
在2004-2014 年国大党领导的两届团结进步联盟政府（UPA）后半期，尤其是2014 年5 月莫迪总理领导的、印度人民党主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DA）政府执政后，印度对外战略及政策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质变，奠定了当前印度对外政策的基本理念和框架。印度外交政策的两面性、进取性更加鲜明，基本围绕“大国外交”和“经济外交”两大轴心运转，力图从外交层面“再造印度”。具体而言，主要呈以下几个特点：
（一）凸显实力政治和民族主义色彩
伴随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逐步提升，印度信心倍增，力求自己做大，拒当其他大国小伙伴。莫迪政府上台后，这一动向尤为明显。莫迪外交政策团队强调，印度外交需要以“和平”（Shanti）为面子，以“权势”（Shakti）为里子，强调外交必须紧紧服务内政、实现印度大国梦的需要；主张印度应与合作伙伴扩大接触，向战略对手划定红线，“更加果断地坚持基于印度利益的实用主义”，[1] 极力向全世界证明印度重要性；淡化印度外交政策中的不结盟色彩，摒弃夸夸其谈做派，与主要全球大国进行实质性交易；加强对外部世界尤其是周边地区的军事威慑能力，认为只有以强大军力为后盾的外交政策才能取得成功。
作为新时期印度外交思想的突出代表，“莫迪主义”植根于印度人民党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的行动理念。RSS 是一个由激进志愿者组成的庞大准军事化组织，秉持印度教至上思想，排斥穆斯林及其他教派，带着清教徒式的宗教使命感，时刻向团员灌输“重塑印度辉煌”等爱国信条，对莫迪本人影响根深蒂固。莫迪团队认为，“世界已认可21 世纪是亚洲的世纪，我们要确保它是印度的世纪，印度必须且必将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印度外交政策不能受别的大国指挥”，“应该建立一个强大、自力更生和自信的印度”。[1] 曾长期与印度打交道的美国前副国务卿伯恩斯的判断可谓一针见血：“美国在学会与印度更有效合作时，要认识到这种大国关系的独特性质。美国与其他伙伴的关系都不同于美印关系。印度太大、太自傲，以至于不能像德国、日本那样成为美国的正式条约性盟友。美国习惯于对欧亚盟国发号施令，但这对印度行不通。印度坚持与美国平起平坐。为有效处理对印关系，美国外交官们必须特别注意印度人的敏感。”[2] 美国高官的观点从侧面印证，当前印度举国上下信心满满，“印度只能做有声有色的一流大国”，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二）力推“邻国优先”政策，巩固在南亚及印度洋“势力范围”
新时期印度政府将“邻国优先”（Neighbour First）作为外交政策基石。[3]莫迪上台后，首访选择不丹和尼泊尔，派遣“中国通”任驻不丹大使，强化尼泊尔与印度之间的基础设施联通。印度加大对尼泊尔、不丹、马尔代夫等国基础设施及能源项目援助力度，与尼泊尔达成“历史性”跨境电力贸易协议，允许尼泊尔、不丹两国取道印度与孟加拉国进行贸易往来。印度还扩大对阿富汗援助规模，对阿输印商品予以零关税待遇。印度积极向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供应装备，夯实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三国海岸联防体系。[4] 此外，印度多管齐下，积极经营与印度洋沿岸国家关系，力求扮演印度洋地区安全的“净提供者”角色，打造印度主导的“印度洋海上防务链条”，向国际社会传递“南亚及印度洋事务由印度说了算”的信号。
（三）强力升级“东进”战略
印度升级其亚太战略，由“向东看”（Looking East）转而“向东干”（ActingEast）。2014 年初，印度与日本在安全战略、海上合作、经贸投资等方面达成重要协议，印度“东进”与日本“南下”遥相呼应。印度从经贸互联、“民主输出”、技术合作等方面拓展其在缅甸的影响。印度与蒙古、韩国显著加强经贸往来及防务合作。印度与越南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介入南海争议海域油气区块勘探作业。印度积极推动与东盟自贸谈判，力推“恒河—湄公河区域经济走廊”建设。印度与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签署国防合作框架协议。此外，印度还积极夯实“印太两洋”战略，打造“两洋国家”的战略优势。
（四）打造和利用“全球平衡者”和“摇摆国家”身份
印度高层认为，“全球平衡者”与“摇摆国家”（Swing State）的国家定位有利于印度左右逢源，可以最大限度满足印度国家利益诉求。莫迪外交团队强调，印度应利用“摇摆国家”身份，对印美结成战略联盟持开放态度。
如果美国对中国政策过于宽松，或虚化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甚或推动“中美共治”，那么印度战略利益将首当其冲。一些印度战略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美国在亚洲存在的针对性更加明确，美国将是印度更具吸引力的伙伴，印美在打击恐怖主义、稳定亚洲秩序、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方面的共同利益也会进一步增强；“中印轴心”会使权力天平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倾斜，美国与日本等国联盟的未来以及美国在全球主导能力都将受到质疑；而美印建立伙伴关系，会使中国更难挑战美国在亚洲及全球的领导力。[1] 换言之，印度自视为“游戏规则颠覆者”（Game Changer)，其偏向哪个阵营，该阵营就会得势。目前，在外交实践中，印度仍根据不同议题和不同领域，在美中之间两面下注，力避公开“联美制华”，主要是因为对美国的承诺及印美关系信心不足。
2012 年初，具有政府背景的印度智库发表了《不结盟2.0：印度21 世纪外交和战略政策》，精准反映了印度在美中之间的游移、纠结心态。该报告主张，印度不能走“联美制华”之路，同时应升级传统的“不结盟外交”。第一，这是由印度国家特征及其利益多样性所决定，世上没有“天然的”国家同盟完全适用于印度。第二，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体系在走下坡路。如果说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国际结盟体系、在金融及能源领域中的支配地位曾是美国霸权四大支柱的话，那么现在这些支柱已不再稳定可靠。第三，美国拉拢印度的意图复杂，印度须避免为美国火中取栗。对美国而言，印度具备的衍生价值（牵制中国）往往超出其内在价值，印度利用这种衍生价值要承担风险；一旦中美关系略有好转，印美关系即成牺牲品。第四，凡与美国正式结盟的国家往往最终都发现战略自主权受损。因此，印美作为朋友而非盟国，将更符合两国各自利益；印度须非常谨慎地处理好与美国、日本的关系，确保左右逢源，最大限度谋求印度利益。[1]
（五）促进经济外交成为对外关系的核心任务
印度前外长辛哈认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无论是从道德出发还是从实用角度考虑，追求国家利益时赤裸裸地动用武力已不再可行。21 世纪的国家实力将来自各方面运行良好的经济。经济指标将成为世界各国竞争的决定性因素”。
印度前总理辛格亦认为，“其他国家对印度的安全关切正逐渐被印度商业及经济机会所塑造”。[2] 莫迪担任总理后着力扮演印度贸易和经济外交“旗手”，将对外政策聚焦在“为印度经济前景提供扶持的方面”，寻求深化与主要大国的贸易联系，因为这些大国对印度经济复兴和地缘政治崛起有重要意义。[3]
新时期印度对外战略转变既是印度对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被动反应，也是印度为实现经济发展和大国崛起的主动作为。纵览印度外交十年演变轨迹，现实主义、实力政治、利益至上、经济考量等理念逐渐成为印度外交政策的主旋律。
二、新时期中印关系演变的重要趋势
近十年来，中印国力持续同步发展壮大。在中印调整各自对外战略过程中，两国关系的性质与内涵也在相应演变，两国在相互磨合中寻求合作与共识。
（一）“或敌或友” 传统叙事模式已无法归纳中印关系性质印度在中国外交议程中的地位相当独特，中印关系兼具多重属性，内涵日趋庞杂。印度既是与中国等量齐观的新兴市场国家，又是与中国存在重大领土争端的关键邻国；既在双多边场合中对华开展合作与借重，又在战略上视中国为重要防范对象；既利用美日等大国牵制中国，又强调自主自尊，拒当他国反华棋子。伴随两国同时发展壮大、调整各自对外战略，中印关系中的合作性和竞争性也同步上升，逐渐呈现出“磨合中不断上升的发展伙伴关系”性质。诚如印度前外交秘书拉奥琪所言，“中印关系复杂且具有多面性，两国的竞争与合作总是相互重叠，适当的健康竞争对两国关系未必是坏事，反而可能会诱发更有意义的合作。”[1]
当前，“或敌或友”、非黑即白的话语体系已无法准确概括中印关系的性质和内涵。随着国际格局呈现前所未有的大调整，发展中国家和亚洲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中印成为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两支重要力量，成为拉动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有生力量。中印关系已远远超出双边及邻国关系范畴，具有日益广泛的地区和全球影响力。2014 年9 月，主席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发表演讲时，用“三个伙伴”为中印关系定性并获印方认可，即“中印两国要做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共同实现民族复兴；中印两国要做引领增长的合作伙伴，携手推进亚洲繁荣振兴；中印两国要做战略协作的全球伙伴，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2] 这集中反映两国高层对双边关系性质的战略判断。
（二）中印关系在全球地缘政治舞台中的战略分量显著提升
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亚洲大国，又同是文明古国和新兴市场国家，中印关系对地区力量格局的塑造能力更加突出。中印关系对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秩序、全球发展议程、亚太区域一体化等方面的影响显著增加。如果说五六年前人们观察中印关系的视角逐渐从南亚转向亚太，那么现在研究中印关系的维度则应从亚太转向世界。当前，受亚太地缘政治变局等因素触动，中印都在“重新发现”对方，着手构建“中印关系新模式”，客观上推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当两个人口加起来有26 亿之多的大国摆脱束缚、释放创造力的时候，中印关系的影响注定是世界性的。当中印关系的战略重要性达到一定高度，其成熟性和抗震性将更强大，对地区及世界局势的塑造力将更突出。
（三）经贸、投资合作对中印关系的压舱石作用持续放大
中印关系中最具活力的方面始终是经济关系，中国已经成为印度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1]20 世纪90 年代末以来，中印贸易增长迅猛，被认为是两国和解进程中最强大、最积极的支撑力量。地缘经济学逐渐在推动中印关系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尽管两国存在边界问题，并且互为地缘政治对手，但贸易将成为印度对华政策的中心考量。[2]
第一，在双边贸易方面，两国合作潜力巨大。中国海关总署年度数据显示，2014 年中印贸易额为705.9 亿美元，同比增长7.9%。未来5 年，中国将联手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国家，力争与南亚双向贸易额突破1500 亿美元。中印在包括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成果显著，成为新时期两国经贸合作的亮点。但同时，不断增长的贸易赤字开始对中印经济合作产生负面影响。印度强调，“不能总是充当中国的原料和初级商品出口国，只能在有限期间内忍受对华贸易赤字，超过这一时限，经贸关系的积极性就会呈现负面基调”。[3] 客观上看，贸易赤字系国际经济交往中常见现象，中印贸易失衡缘于印度对华出口的结构性问题。铁矿石贸易长期占中印贸易大头，但近几年来印度政府单方限制采矿和铁矿石出口，导致印度对华出口骤降，短期内凸显了中印贸易失衡局面。从长远看，解决中印贸易失衡，不能走政治化和贸易救济的老路，而应回归市场手段，印方应主动扩大对华出口适销对路的商品和服务。2014 年习主席访印时，中印在经贸方面签署了若干重要的备忘录，敲定了中印五年期经贸合作计划，强化在药品、农产品、IT 行业等领域合作，以扩大中国从印进口，推动两国贸易再平衡。
第二，在工程承包方面，印度已成中国工程承包产业最大的海外市场之一。据统计，截至2012 年底，中方在印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累计金额为601.31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335.18 亿美元。[1] 截至2014 年6 月，中国在印工程承包合同金额累计已达633 亿美元。在印度亟需改善基础设施大背景下，工程承包已成为中印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强合作的灵活、管用、可靠模式。
第三，在双向投资方面，提升空间巨大。为培育国内制造业，提高制造业占比，应对规模庞大且不断增加的赤字问题，近年来印度政府逐渐把目光投向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莫迪经济学”核心是吸引外资发展制造业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这便需要中国资金和技术助力。据印度政府数据，2000 年4 月至2014 年5 月，中国累计对印度投资仅4.10 亿美元，占印度利用外资总量的0.18%，几乎可忽略不计，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28 位。[2] 习主席访印期间宣布，中方将争取在未来五年内向印度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项目投资200 亿美元，拟在印度建立两个工业园区，考虑升级印度现有铁路线路及合建高铁。鉴于中资企业在印频遭安全审查，中印在投资方面的新共识显然是重大突破，这表明印方终于解放思想、欢迎中国资金和技术。从长远看，这种变化将有利于营造相对均衡的中印贸易结构，促进中印市场的“无缝对接”。
第四，在经贸关系制度化方面，相关制度日趋完善。中印战略经济对话、财金对话、经贸联合小组等对话磋商机制日臻成熟，两国务实合作逐渐从商品贸易、工程承包向制造业、服务贸易等领域拓展。尽管受国际经济大环境不利影响，中印贸易摩擦有所凸显，但两国经贸领域的制度性合作依然保持在上行轨道，双边贸易大盘保持基本稳定，工程承包合作进展顺利，相互投资潜力逐渐释放。
（四）中印在安全领域努力攻坚，着手补齐互信“短板”
根据“短板效应”理论，如果组成盛水木桶的木板参差不齐，那么它所能盛水的容量不是由最长木板决定，而是由最短木板决定。如果将中印整体关系比作盛水木桶，那么两国安全互信赤字就是中印关系的短板。实践证明，低度安全互信与战略猜疑是阻滞中印关系的最大障碍。
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印遵从求同存异、着眼大局原则，冷冻、管控、隔离两国之间的重大安全分歧，优先发展其他领域的合作关系，维护中印关系大局，为解决两国矛盾与分歧创造条件。近年来，双方认识到，通过平等对话磋商，实质性减少战略互信赤字，也是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的重要途径。在两国高层直接引领下，两国在继续挖掘和扩大利益汇合点、做好“加法”的同时，也以积极姿态推动解决或缩小两国分歧，做好中印关系的“减法”工作。
基于上述思路调整，近年来中印关系在若干敏感领域取得一些进展。比如，双方决定举行首轮海上合作对话，就海洋事务、海上安全交换意见，议题包括反海盗、航行自由和两国海洋机构合作。双方还决定尽早举行裁军、防扩散和军控事务磋商，同意保持两国防务部门和两军领导人定期互访。双方同意在两军总部、相邻军区和边防部队之间建立定期会晤机制，在两国边境地区增设边防会晤点，在两军总部之间建立热线电话，在双方一线边防部队之间建立电信联络。两国还同意适时举行陆军联合训练，适时开展海空军联合演练，加强维和、反恐、护航、海上安全、人道主义救援减灾、人员培训、智库交流等合作。[1] 此外，双方还签署关于加强跨境河流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同意加强跨境河流合作。中印以积极姿态，在敏感的安全领域“啃骨头”，补齐互信“短板”，将能增大中印关系的容量和抗震性。
（五）中印积极合作管控边界争端，累积解决争端的有利变量
边界问题是中印关系中最大的问题，时常刺激两国民族情绪的敏感神经，也时常被第三国用来离间和破坏中印关系。边界问题如能解决，中印关系将迈上新台阶。但是，边界问题的解决过程必将异常复杂，需要双方保持足够的战略耐心，共同营造和累积各方面成熟条件。诚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所言，“当前中印边界谈判正处于量变的积累当中。有如登山，虽然辛苦，但走的是上坡路。”[1] 迄今两国已达成一些基本共识，包括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边界问题，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本着互相尊重、互相谅解的精神，对各自在边界问题上的主张做出富有意义的和双方均能接受的调整，一揽子解决边界问题；确立解决边界问题的三步走战略，即先确立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原则，再确立落实指导原则的框架协定，最后在地面上划界立桩；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共同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中印日益认识到管控边界争端的紧迫感。2012 年1 月，两国正式签署《关于建立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的协定》。该磋商机制将由两国外交部门司局级官员牵头，由双方外交和军事官员组成，旨在处理有关两国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的事务，研究边境地区双方军事人员和机构间交流与合作的方式，为双方加强信息沟通和协调配合提供渠道和平台，以利于从外交层面及时有效地处理相关边境事务，为谈判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和促进两国关系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近一两年，中印在边界争议地段偶发对峙事件时，两国均能通过相关涉边事务磋商和协调机制，及时有效地阻止事件升级，实现偶发事件的“软着陆”。
（六）中印关系重心“由官向民”下放, 人文交流日盛
人文交流是培养中印民众相互好感、促进中印关系顺畅的重要润滑剂，有利于扩大两国高层决策的回旋空间。随着中印关系重心渐趋下放，日益“低政治化”，两国着手夯实双边关系的民意及社会基础。习主席访印期间，中印同意启动“中国—印度文化交流计划”，进一步推动两国文化及人员交往，其中包括2015 年在中国举办“印度旅游年”，2016 年在印度举办“中国旅游年”；中方同意协助印方在华宣传与公元7 世纪中国僧人玄奘相关的印度旅游产品和线路；双方决定继续开展青年互访，2015—2019 年每年各派200 名青年互访；两国还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为两国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机构交流搭建了框架；同意成立文化部部级磋商机制，互相支持中国印地语教学和印度汉语教学，加速推进中印经典及当代作品互译工程，在电影、广播和电视领域加强交流合作，签署了视听合拍协议等。[1] 在2014 年《中印联合声明》中，有关民心相通的合作条款占据较大篇幅，反映两国意识到人文交流对双边关系的“加分价值”和战略意义。
三、推进中印关系再上新台阶的主要着力点
未来，中印关系对两国及其他利益攸关方的价值将进一步提升。随着双边经贸、政治、安全、人文关系深入发展，中印两国需要协调处理的细节问题越来越多，夯实更多的基础性工作。
（一）高层引领，夯实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由于特殊的历史及现实因素，中印关系需要两国高层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手腕来引领，不断给双边关系注入新活力。2013 年10 月，习主席会见辛格总理时提出中印关系的“四个结合”，即要推动中印关系“同国际大势相结合，同各自发展需求相结合，同两国复兴进程相结合，同振兴东方文明相结合”。[2] 2014 年9 月，莫迪总理提出中印关系“从英寸迈向英里” （Inchtowards Miles）新理念，其中“Inch”代表印度和中国，“Miles”意指“中印卓越协作的新千年”（Millennium of Exceptional Synergy）。[3] 在中国“一带一路”构想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计划中，中印可对接发展战略与区域合作构想，促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
中印高层的顶层设计将为两国战略合作提供有力的牵引，“迫使”两国职能部门持续保持经常性合作，防止两国关系走形变样，引导双边关系持续上行。
（二）累积共识，为解决边界等历史遗留问题储备条件
涉藏问题与边界问题是西方殖民者遗留给中印双方的包袱，牵制了两国政府较多精力，对双边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只需要高超的谈判技巧和外交智慧，更需要两国从战略高度来看待和处理问题，需要相互妥协的勇气和引导舆论的能力，同时也需要国际环境的积极配合。目前，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条件尚未成熟。中印两国应善用各种涉边机制，采取更多边界地区互信措施，妥善管控边界争端，扩大边贸往来，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两国政府及民众应营造共识，即在当前历史条件下，以武力解决涉边问题根本不可行，唯有通过耐心、艰苦、互谅互让的和平谈判，最终才能形成一条清晰的、同时得到两国人民认可的友好边界。
（三）理性处理相互间竞合问题，合作推动现存国际体系改革
如何理性看待对方发展壮大、坦然面对竞争与合作问题，将是发展中印关系的“常态性课题”。中印同步崛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国际政治现象。近年来，印度不同层级的官员在不同场合强调，中印关系并非对抗性的“零和游戏”，为全球和平、稳定和繁荣做出了贡献。两国贸易关系日益壮大，双方在国际经济秩序、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保持密切磋商，将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四）务实合作，最大限度拓展两国的共同利益基础
中印应继续落实已达成的有关共识，在各领域加强务实合作，强化两国利益交融、趋同之势。两国应在基础设施扩建及现代化、城市化经验交流互鉴、制造业与服务业优势互补、共同应对能源安全、合作应对粮食安全、联手维护开放稳定的国际贸易体系、共同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协力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与和平的周边环境等领域强化合作。中印应并行推动贸易与投资合作，实现平衡发展，早日启动两国区域贸易安排谈判，加强产业园区建设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合作，促进中印两大市场融通与对接，充分发挥经贸合作对稳定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作用。当前，莫迪政府正在推进“印度制造”战略，而中国制造业发展正面临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型升级的历史性机遇期，由于中国与印度位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上的不同位置，彼此不存在同质竞争问题。两国可结成梯度不同的“发展同盟”，实现优势互补，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印发展伙伴关系。
（五）完善机制，构建多支柱、全覆盖的双边合作关系网络
冷战后中印关系的发展表明，高层互访是推进两国关系的利器，两国需要保持制度化的最高政治层级互访，保证各层级官员之间经常性交流。两国军方需保持高质量的定期对话，减少战略误判。随着两国国际影响和海外利益拓展，双方还需建立双方海外利益的协调机制。此外，应加强两国学术界、媒体、文化界的交流对话并为民间往来提供便利，这对双边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完稿日期：2015-5-6】
【责任编辑：曹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