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宗友
〔提 要〕面对中国崛起及越来越复杂的亚太地区形势，澳大利亚对华战略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对冲”特征，一方面继续加强对华政治、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则深化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并注意加强与日本、印度等地区大国的经济与安全关系以及地区制度建设，提升澳大利亚的外交战略空间，确保澳大利亚的经济繁荣与国家安全。在澳大利亚对华对冲战略影响下，中澳经济人文合作有望持续加强，但政治安全互信仍将受到制约。
〔关 键 词〕澳大利亚对华政策、对冲战略、中澳关系
〔作者简介〕韦宗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中图分类号〕D822.3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5）4 期0054-14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美国印太安全布局困境及我国应对之策研究”（批准号：14BGJ049）的阶段性成果，也是复旦大学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协同创新中心的研究成果，感谢匿名专家评审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疏漏概由作者自负。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及亚太多数经济体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对此忧心忡忡，担心中国会挑战甚至取代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地区秩序。作为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中等强国，澳大利亚面对中国实力上升和中美竞争加剧，表现出某种矛盾心态：希望继续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又担心在经济上过于依赖中国；在发展对华经济关系的同时，希望进一步加深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关系。在这种矛盾心态下，澳大利亚在对华关系上奉行一种“对冲战略”，其对中澳关系发展的影响值得关注。
一、地区形势中的新竞争因素
中国及亚洲的整体崛起，推动全球战略重心由传统的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亚太地区成为全球战略争夺的重心。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推进周边外交，提出一系列促进地区繁荣与安全的政策倡议，致力于打造与周边国家的命运共同体。美国担心日益强大的中国会挑战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在该地区建立的秩序，甚至取而代之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高调推出“亚洲再平衡”战略，政治、经济和安全三管齐下，全面介入东亚事务，重振美国地区影响。
政治上，奥巴马本人及政府高官一改前任政府对东亚地区的“忽视”，对东亚地区进行了频繁访问，足迹不仅遍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传统盟国，还覆盖了印度、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缅甸、柬埔寨等新安全伙伴国及转型国家，拓展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存在。奥巴马还积极参加包括东亚峰会在内的东亚区域性国际组织，提升美国在东亚区域性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
经济上，面对中国经济影响力急剧攀升和东亚经济一体化加速态势，奥巴马政府高调抛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希望借助“高标准、面向21 世纪的自由贸易协定”重塑亚太贸易规则，影响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方向，提升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存在和议程设置能力。
安全上，奥巴马政府通过热炒中国与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岛屿及海洋权益争端，进一步强化与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的双边军事同盟关系，并拓展与越南、印度及新加坡等印太枢纽国家的安全伙伴关系，将美国塑造成地区海洋秩序和国际规则的维护者。
当然，中美两国作为在亚太及全球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彼此间也存在广泛的合作领域及利益交汇点。在维护亚太稳定与繁荣方面，两国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在气候变化、朝核、伊核、反恐、防扩散、打击海盗和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等方面，两国也在进行着务实合作。此外，两国经贸关系密切、高层互动频繁、人文交流深入广泛，双边互动十分紧密。这些利益交汇点和合作，是两国关系的润滑剂，也有助于防止中美竞争走向失控。
二、新形势下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矛盾心态
澳大利亚地理上紧邻亚洲，甚至被视为亚洲一员，但在文化传统和心理认同上，一直自视为西方国家。与亚洲在文化和心理上的疏离感，导致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在安全上积极谋求英美的庇护。二战前，澳大利亚在安全上长期依赖英国。二战后，与美国的军事同盟被澳大利亚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经济上，二战后澳大利亚一直仰仗美国的资金、市场和技术。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投资来源国和海外市场。[1]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济交往日益紧密。中国逐渐取代美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海外市场，澳大利亚的经济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健康程度。澳大利亚首次面临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脱钩现象。[2]
面对“经济上依靠中国、安全上仰仗美国”的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剥离，澳大利亚人心理上充满矛盾。一方面，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支持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认为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对澳大利亚是个机遇，澳大利亚可以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益。澳大利亚政府在2012 年发布的一份题为《亚洲世纪的澳大利亚政策白皮书》中指出，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的强劲崛起，将给澳大利亚的采矿业、工业、农业及教育、旅游等服务行业带来无限商机。[1] 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Policy）2012 年的民调显示，70% 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对澳大利亚资源的强劲需求是澳大利亚避免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该研究所2013 年的民调显示，76% 的澳大利亚人认为，当前中国是澳大利亚最为重要的经济伙伴，而认为美国是其最重要经济伙伴的仅占16%。[2] 2014 年的民调显示，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好感度达到60%，是历史上最好时期。另外，有31% 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是澳大利亚在亚洲的最好朋友，远超过排名第二的新加坡（28%）和第三的日本（12%）。[3] 2015 年的最新民调显示，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好感度为58%，77% 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是澳大利亚的经济伙伴而非军事威胁。[4]
但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对与中国经济交往过密也心存疑虑，特别是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在澳投资感到不安。自2009 年以来的民调显示，大多数澳大利亚人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许可过于宽松。[5] 在2012 年的另一项民调中，54% 的受访者认为澳大利亚的矿产及农业公司应该掌控在澳大利亚人手中，51%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源源不断的投资最终会导致很多澳大利亚公司都被中国人控制和买走。[6] 为“管控”中国投资，澳大利亚财政部于2008 年初制定了专门针对外国国有企业对澳投资的6 条“国家安全标准”，加大了对来自中国国有企业投资的审核力度。澳大利亚财政部官员甚至私下向美国透露，新标准就是要“对中国在澳大利亚资源部门日益增长的影响采取更加严厉的政策”。在这一新标准下，仅2008 年4 月至2010 年6 月间，就有4 起中国对澳矿产部门投资被否决，包括曾轰动一时的中国铝业公司收购澳大利亚力拓集团失败案。2012 年3 月，澳大利亚政府又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否决了中国华为公司竞标澳大利亚国家宽带网络的合同。[1] 近年来，这种情况虽有所好转，但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企业的投资依然不太放心。2015年的民调显示，有70% 的澳大利亚人认为，政府允许了太多来自中国的投资，比2010-2014 年间大约56%-57% 的比例大幅攀升。[2]
澳大利亚对中国投资的顾虑，还有一个未言明的深层次原因，是对中国战略意图的怀疑。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利于澳大利亚的经济繁荣，但澳大利亚人并未完全改变对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刻板印象与成见。在他们看来，中国名义上还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曾经对东南亚国家奉行“输出革命”外交，这一事实依然可能让澳大利亚对中国存有戒心。其次，中国国力迅速崛起，自然使深谙现实主义思维的澳大利亚决策群体想起历史上崛起大国挑战既有国际秩序的权力冲突景象。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正在改变澳大利亚人熟悉的地区秩序，中国迅速崛起和美国优势的衰落，将意味着自越战以后形成的亚洲秩序的终结。这同时也预示着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对亚洲海洋控制时代的终结，而这正是澳大利亚建国以来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最后，澳大利亚人认为，近年来中国的外交行为“盛气凌人”，中国似乎不愿意通过国际制度约束自己，不愿按照国际规则行事。在中国军事力量迅速现代化的背景下，中国外交政策行为加剧了澳大利亚人的担忧，认为崛起的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试图挑战现存地区秩序。[3] 2014 年的民调显示，48% 的澳大利亚人认为在未来20 年中国有可能成为澳大利亚的军事威胁；高达85% 的人认为，一旦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将对澳大利亚构成威胁。[4]对中国的这种担心与疑虑，导致澳大利亚更加希望在安全上拉住美国，借助美国力量平衡中国的影响。澳大利亚人认为，美澳同盟是澳大利亚安全的基石，特别在亚洲秩序面临转型背景下，这一联盟对确保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尤为重要。对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澳大利亚积极支持和配合，同意将其北部达尔文港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轮训场所，并于2014年签署了《美澳驻军协定》，落实美军在澳轮训，强化双边军事合作。在东海、南海等海洋争端问题上，澳大利亚极力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2015 年的民调显示，高达80% 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美澳军事同盟对澳大利亚的安全相当重要；77% 的澳大利亚人认为澳大利亚与美国拥有诸多相同的价值观，美澳同盟是这一价值观的自然延伸；70% 的人认为如果没有美澳联盟，澳大利亚将被迫在防务上投入更多。[1] 澳大利亚资深记者和媒体评论员格莱哥·谢里丹（Greg Sheridan）认为，澳大利亚应该利用美澳同盟增加与中国打交道的分量。澳大利亚“科科达基金会”创始人罗斯·巴比奇（Ross Babbage）更露骨地指出，尽管澳大利亚在与中国合作共事方面拥有持续的利益，澳大利亚能够也应该在经贸、反恐和防扩散等方面与中国继续合作，但是澳大利亚不能忽视中国军力的迅速发展及中国对西太平洋安全局势的潜在威胁。澳大利亚应该加强与美国同盟关系，抵消和平衡中国军力的威胁性发展，遏阻中国的军事冒险行动，恢复地区信心。[2]
然而，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也并非全然没有风险，因为这可能招致中国的不快。2011 年，针对美澳达成驻军协定，中国外交部明确表达了不满：“中美和中澳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要进一步发展双方互利合作，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领导人也在多个场合向中方表达了这种意愿。我们认为，各方应采取切实行动，增进互信，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加强合作。中方不搞军事同盟，对外政策有自己的理念，那就是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与包括亚洲国家的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3]2013 年12 月，针对澳大利亚新任外长毕晓普对中国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问题上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见毕晓普时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中方的不满：“澳方在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的言行，损害了双方互信，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中国社会各界和中国人民对此深为不满。”[1]
澳大利亚国内一些学者也反对澳大利亚与美国在军事上走得太近，认为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这样做并不能确保澳大利亚的安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研究教授休·怀特(Hugh White) 指出，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仅是时间问题，美国在世界和亚太地区的主导优势将日益下降，澳大利亚的未来发展会更大地依赖于中国，因此澳自身及美国都必须进一步“适应”中国的崛起，特别是认真对待中国的政治和战略利益。他认为，澳大利亚应该积极游说美国，让美国接受与中国在亚洲分享领导权，撮合中美两国在亚洲和平共处，避免中美关系恶化和出现对抗。“我们不想生活在中国的掌控之下，但也不愿忍受中美对抗的挤压。”如果中美关系恶化，那么澳大利亚面临的风险将是巨大的，澳大利亚与任何一方站在一起都将“危险而代价高昂”[2]。
如何兼顾澳大利亚的经济与安全利益？如何在中美之间维持某种微妙的平衡关系，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如何尽可能拓展澳大利亚的外交与战略空间？这些都是澳大利亚面临的外交难题。
三、澳大利亚的对华对冲战略
为摆脱战略困境，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奉行一种较为精致的对华对冲战略，在深化发展对华关系的同时，注意加强与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关系，同时大力发展与日本、印度等地区大国的经济安全关系，积极参与地区多边机制建设，拓展外交空间，全面维护澳大利亚的经济与安全利益。
第一，继续加强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及人文交流，全面深化对华关系。在西方主要大国中，澳大利亚与中国一直维持着较好的政治关系。自1972 年中澳两国建交以来，两国政治关系发展迅速，高层交往较为频繁。2013 年，在工党吉拉德任职总理期间，中澳两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并建立了两国总理年度定期会晤机制，极大提升了两国政治关系。同年中澳两国启动了首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进一步加强两国在外交与战略领域的沟通与磋商。2014 年11 月，主席访澳期间，与澳大利亚新一届政府总理阿博特一致同意将中澳关系升格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政治关系进一步深化。
经贸关系一直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亮点。在1990-2014 年间，中澳双边贸易由不足31 亿澳元猛增到近1600 亿澳元，增长了50 多倍。中国由澳大利亚的第10 大贸易伙伴跃居第1 大贸易伙伴。2014 年澳大利亚对华贸易总额相当于日本、美国及韩国（分别为澳大利亚第2 至第4 大贸易国）对澳贸易额之和，占澳大利亚外贸总额的23.9%；对华出口额则比对日本、韩国和美国三国出口总额还多5%，占澳大利亚出口总额的32.5%。[1] 阿博特总理执政后，进一步加强两国的经贸关系。2014 年11 月，两国宣布实质性完成中澳自贸区谈判，2015 年6 月17 日两国最终签署自贸区协定。根据协定，在货物领域，两国85.4% 的产品将在协定生效时起立即实现零关税。减税过渡期后，澳大利亚最终实现零关税的税目占比和贸易额占比将达到100%；中国实现零关税的税目占比和贸易额占比将分别达到96.8% 和97%。在服务领域，澳方承诺自协定生效时起对中方以负面清单方式开放服务部门，中方则以正面清单方式向澳方开放服务部门。在投资领域，双方自协定生效时起将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澳方将对中国企业赴澳投资降低审查门槛，并作出便利化安排。除此之外，协定在包括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竞争等十几个领域，就推进双方交流合作做出规定。[2]2015 年3 月，澳大利亚在经过数月的犹豫和权衡后，最终决定加入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积极参与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显示澳大利亚新政府在发展对华经贸关系上的决心。
在人文交流方面，澳大利亚政府在2014 年访澳期间宣布，自2015 年起在华实施旨在加强两国学生交流的“新科伦坡计划”，支持建立中澳省州负责人交流合作机制。
澳大利亚认为，通过与中国保持较为密切的政治、经济及人文关系，一方面可以部分打消中国对澳美军事同盟关系的疑虑，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也可借此在中美关系中发挥桥梁作用，引导中美关系朝着良性方向发展，降低中国崛起及中美战略竞争可能给澳大利亚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二，积极发展与美国、日本、韩国、印度、东盟等亚太国家的经贸关系，寻求澳大利亚对外经贸关系的多样化。尽管澳大利亚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但其并不想“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除了与中国发展紧密的经贸关系外，澳大利亚还大力发展与美国、日本、韩国、印度、东盟等在亚太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体的经贸关系。在澳大利亚的对外经贸关系中，日本和美国是其第2 和第3 大贸易伙伴，分别占其外贸总额的10.8%和8.7%。[1] 美国、新加坡和日本是其主要投资来源国，2014 年分别占据澳大利亚吸引外资总额的26.7%、5.3% 和2.5%。[2] 澳大利亚还是较早与美国签署自贸区协定的亚洲国家，并率先加入了美国倡导的TPP，是首批TPP 谈判国。
2014 年，澳大利亚完成了与韩国及日本的自贸区谈判，并加速启动与印度的自贸区谈判。对东盟主导的“10+6”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自贸区倡议，澳大利亚也持积极态度。澳大利亚成为少数几个与中、美、日、韩等主要亚太经济体完成了自贸区谈判，又同时参与了TPP 及RCEP 谈判的亚太国家之一，显示了澳大利亚对经贸关系多样化的高度重视及经济外交的娴熟。
第三，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与美国军事同盟关系一直被澳大利亚视为最重要的对外防务关系。在中国崛起和亚洲地缘格局变动背景下，澳美军事联盟关系更被视为平衡中国影响、确保澳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基石。澳大利亚2009 年国防白皮书指出，“自二战以来，澳大利亚的战略观及防务计划一直立足于全球权力分布，特别是立足于美国的（全球）战略优势，美国在全球特别是亚太地区一直扮演着稳定器角色。”[3] 工党吉拉德政府在2012 年发布的澳大利亚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再次强调，美澳同盟是澳大利亚最为重要的安全关系，是澳大利亚国防及安全合作的基石。“同盟的价值不仅体现在防务层面，还提升了我们的安全及繁荣。美国对全球经济增长及繁荣不可或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1] 正是基于对美国军事同盟的重视以及对中国崛起的潜在担忧，澳大利亚政府对奥巴马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积极欢迎，同意2500 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澳大利亚北部军港轮训；加强两国在情报、太空、军事研发、海上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2013年5 月，美澳双方签署《美澳防务贸易合作条约》，加强双边军事技术合作，确保两国军队能够“以最快的方式获得最好的技术”。2014 年8 月，美澳签署驻军协议，涉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美国空军在澳大利亚北部的轮流驻扎安排。[2] 据媒体报道，该协议将在未来25 年的时间里，允许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空军在澳大利亚北领地进行训练和驻扎，澳美将加强弹道导弹系统的合作。[3] 此外，在东海、南海问题上，澳大利亚也加强与美国的政策协调。在2015 年5 月召开的香格里拉亚洲安全对话会上，澳大利亚与美日共同发布的三国防长联合声明中公然涉及东海及南海问题，表示在维护和平与稳定、遵守国际法、维护航行自由及南海和东海地区不受阻碍的商业活动方面享有共同利益；强烈反对使用强制或武力单方面改变东海及南海地区现状，对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填海造地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南海声索方保持克制，停止填海造地行为，采取措施缓解紧张局势，避免采取导致局势升级的单方面行动，呼吁东盟与中国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4]
在强调美澳军事同盟对维护澳大利亚安全重要性的同时，澳大利亚也注重加强本国的军事力量。澳大利亚2009 年国防白皮书强调，在防御澳大利亚本土及捍卫澳大利亚独特的战略利益方面，澳大利亚依靠自身军事力量，同时确保能够与其他盟友一起捍卫共同的战略利益。为履行这些使命，澳大利亚需要建立更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上军事力量，如反潜能力、海上防空能力、空中优势、战略打击能力、情报监控和侦查能力和网络战能力。[1]阿博特政府上台后表示将增加澳大利亚军事开支，到2024 财年将军费逐渐提升到占GDP 的2%。目前，澳大利亚新国防白皮书正在酝酿之中，预计于2015年年中发布。澳大利亚还积极筹备新的十年防务能力计划及国防工业政策声明，重新筹划澳大利亚的国防力量。[2]
第四，加强与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双边军事合作与交流。积极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安全伙伴关系，也是澳大利亚应对亚洲权力变化和确保自身安全的重要举措之一。冷战结束后，澳大利亚逐渐加强与日本的安全联系，将日本视为“澳大利亚在亚洲最紧密的朋友和最强有力的支持者”[3]。新世纪以来，两国军事安全合作越来越制度化。2007 年3 月，澳日两国发布安全合作联合声明，表示加强两国在军事演习、训练、人道主义救助等方面合作。2010 年双方签署了《采购和跨军种协定》（ACSA），加强在联合军事演习、训练及人道主义救援及其他国际安全领域合作，该协定于2013 年1 月正式生效。2012 年两国签署《信息安全协定》（ISA），促进两国战略信息交流与共享。2014 年7 月，两国签署《防务设备和技术转移协定》，推进在防务装备上的联合研究、开发和生产，并成立联合委员会决定双方可以相互转移的防务设备和技术。[4] 阿博特政府还积极邀请日本军工企业参与澳大利亚新一代潜艇建造的投标工作，对日本先进的柴油动力潜艇表现出极大兴趣。[5] 此外，2007 年澳大利亚与日本启动外长和防长的“2+2”部长级会谈，截至目前已经举行了5 轮。在2014 年会谈中，双方表示要进一步加强防务安全合作，特别是推进联合军演，提高两国军事上的兼容性。双方还表示要加强在救灾、人道主义救援及联合国维和活动领域的合作。[1]
澳大利亚还加强与印度的政治与防务关系。2008 年以来，澳大利亚主动接近印度，扩大两国之间防务对话和务实合作，特别是印度洋海上安全合作。2009 年，双方签署联合安全声明，确定防务对话、信息交流及地区政策协调、在多边论坛中的双边合作、反恐、跨国有组织犯罪、灾害管理、海上及空中航行安全以及执法合作等8 个合作领域。2014 年9 月，阿博特访问印度期间，双方签署《和平使用核能备忘录》，澳大利亚同意向印度出口发展核反应堆所需的铀燃料和相关技术。尽管这一协定不涉及军事领域，但考虑到澳大利亚一直以来对核扩散的敏感性，此举从一个侧面说明澳大利亚对发展与印度关系的高度重视。
第五，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多边制度建设。作为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中等强国，澳大利亚还通过积极参与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多边制度建设来提升澳大利亚地区影响力，主动塑造有利周边环境。澳大利亚不仅是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及东亚峰会的创始会员国或首批参加国，还是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东盟防长扩大会等地区安全论坛的积极参与者，并通过加入亚投行、RCEP、TPP 谈判等方式努力融入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四、结语
澳大利亚马克·比森（Mark Beeson）等学者指出，在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作为夹在中美两个巨人之间的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必须努力在经济和战略需要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都无需在中美之间选边站。”[2]展望未来中澳关系，可以预期，经贸合作将继续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支柱。特别是澳大利亚加入亚投行，签署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将极大提升两国经济合作水平和经贸关系，推动两国在服务贸易和金融领域的深入合作，形成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
人文交流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新亮点。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海外留学生来源国，在澳留学生高达20 多万。中国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国外游客来源地，每年赴澳大利亚的中国游客超过100 万。2014 年主席访澳期间，双方同意建立省州负责人交流合作机制，中国在澳增设中国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中澳相互承认学历，澳为中国公民简化签证手续。这些举措将有力推动两国的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
当然，在政治与安全领域，特别是在地区海洋争端问题上，澳大利亚未来可能进一步倒向美国及其东亚盟国一边。近一两年来，围绕东海、南海问题，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等官员一改先前的谨慎态度，多次点名批评中国，并加强与美国、日本等国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协调。这些言行与中澳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框架显然有不相协调之处，不利于两国战略互信建设和地区热点问题的降温，也偏离了澳大利亚在中美关系中发挥建设性桥梁作用的既有立场。
【完稿日期：2015-6-15】
【责任编辑：李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