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江华，王静贤
（西南大学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
摘 要：伴随5·12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快速发展进程，地震伤残儿童进入了互联网应用的活跃期。研究选取集中就学和分散就近入学两种类型的伤残儿童为调查对象，分析伤残儿童的互联网应用行为，探讨“网络交互”对其人际交往行为的影响；在描述伤残儿童“网络交互”的对象、行为表现、问题成因的基础上，讨论如何合理利用互联网满足伤残儿童的人际交往需要等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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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伤残儿童；人际交往；互联网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05－０128－05
收稿日期：2015-04-15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汶川地震致残儿童的数字化学习支持研究》（项目编号DCA100201）
作者简介：罗江华（1968-），四川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教育学原理、教育技术学；王静贤（1990-），女，重庆南岸人，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研究生，教育技术学专业。
一、问题提出
地震伤残儿童是残疾人群体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2008年汶川地震中伤残的儿童，主要为肌肉和骨骼异常型的肢体残疾；从健全人突变为残疾人，地震伤残儿童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创伤。有研究强调伤残学生的心理康复是一个长期过程，需建立跟踪机制，以指导他们的人际交往和学习、生活的适应问题；[1]几年过后，部分步入青春期的伤残儿童仍然存在自卑感、孤独感、敏感等负面情绪累积的情况，需要经常性、长期性的安抚和关注。[2]
灾后重建过程中，为残疾人提供可用的软件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工作得到了快速发展；社区公共电子阅览室、校园绿色网吧等优先作为伤残儿童的文化娱乐场所；[3]在一般性的观念预设中，因肢体残缺和心理创伤，地震伤残儿童的人际交往范围和质量受到了影响；人们期望基于互联网应用的人际交往能给予地震伤残儿童持续的支持，最终引导其回归主流社会，使其适应社会化的要求。不论是鼓励“网路畅游”的举措，或是伤残儿童自发参与的互联网应用活动，对他们的人际交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将此问题扩展，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地震伤残儿童处于怎样的一种互联网应用环境，与之相应的后果是什么？其二，“网络交互”与日常人际交往是否存在交集，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三，就提升人际交往水准而言，如何引导伤残儿童合理利用互联网？本研究正是基于对上述问题的追问而形成。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对D市和G市35所学校中的肢体伤残儿童进行了调查，选取小学四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191名中小学生，年龄在10到18岁之间；小学生70人，初中生65人，高中生56人；其中，D市的学生有123人，除有本地学生23人外，其余来自其他市或县，都集中在一所有无障碍设施的九年制学校就读；G市的学生有68人，全部为本地人，就近选择在34所学校随班就读。
回收有效问卷191份，依照集中就读、分散就近入学两种就学模式对样本进行了区分；研究所使用的自编量表问卷，参照了郑日昌教授主编的《中学生心理诊断》，将其中人际关系测量表和人际交往能力的自我评定两个量表结合，对其进行了适当的修改，用以测量伤残儿童互联网应用与人际交往水平之间的关系；“网络交互”部分的问卷，主要指标涉及互联网应用的频率、时间长度、内容、形式等信息。
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活动涉及不同年龄段的伤残儿童22人、教师9人、家长8人；对其中的22名学生（集中于一所学校就读12人、分散就近入学10人）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追踪访问；并收集伤残儿童就读学校、所在社区的基本信息，了解儿童伤残等级及康复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家长文化教育背景、社区互联网普及程度和学校的网络应用环境等信息。
三、结果与分析
（一）伤残儿童“网络交互”的对象及行为表现
1.以“熟人”为主要交往对象
研究以访谈时被访者最近一个月作为基本时间单位，要求被访者填写在此时间段内网络交往对象的频次；如果被访者认为最近一个月的时间段不能有效体现自己应用互联网的活动规律，可选择另外的时间段，但需要在访问表上注明。
从表1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伤残儿童“网络交互”的对象，按交往频次排序，依次为“好友、网友、同学、老师和父母”；日常生活中的好友，亦是网络交往中的主要对象；“网友”是在网络游戏、聊天或其他网络活动中结识且知晓对方身份的；足见伤残儿童的网络交往活动，与“熟人”的互动频率是比较高的。
D市的九年制学校集中就读的伤残学生之间的交往程度更高，从学生提供的QQ好友清单也可以看出，同学、好友是其主要成员；G市分散就读的伤残学生排定的交往对象依次为“好友、父母、同学、网友、老师”，因多数学生的父母外出务工，他们通过网络与父母的互动反而要多一些；D市集中就读学生的网络活动，与老师的网络沟通相比多一些，与网络陌生人的交往频率相对低一些，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学校对儿童上网监管力度的程度不同。
总体而言，伤残儿童利用互联网展开的人际交往，其互动对象在向度、广度、深度、频度上随年龄都会有所变化。低龄伤残儿童往往受游戏、同伴喜好的影响，其“网络交互”过程“熟人”的指向性非常明确，伤残儿童在互联网上的互动与现实生活中面对面的交流在向度、广度、深度、频度等维度上并无较大差异。进入中学后，与低龄儿童多与“熟人”交往的特点相比，这部分儿童“与谁交往”的选择性并不强，“网络交互”过程“陌生人”的指向性增强，人际交往活动对互联网的依赖度提高。
2.“网络交互”的频率较高
表2为互联网应用频次（单次时长超30分钟）的统计信息。D市的九年制学校为集中就读的伤残儿童提供了专门的电子阅览室，香港“无国界”社工组织派出常驻学校的义工对伤残儿童的互联网应用活动提供辅助；伤残儿童平均每月上网次数（每次超过30分钟）“7至9次”及其以上占到79%。由于有学校老师和义工的辅助，提供有较为细致的互联网应用指导，伤残儿童接触网络的主要场所仍以学校为主，单次上网一般不超过一节课的时长。其中，男女生的上网频率、时长、活跃度均没有显著差异。
G市分散就读的伤残儿童平均每月上网次数以“4-6次”最多，占51%；但因上网的时间集中在周末，上网地点多在学校开放的网络教室或临近的网吧，多数伤残儿童单次上网时长超过1个小时。其中，男生平均每月的上网次数明显多于女生，男生的互联网操作能力普遍较女生强；相对于女生，男生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困难且缺乏充分支持时，他们更倾向于网络求助；同时，男生在“网络交互”中往往表现得更为热情、积极和好奇。
3.以即时交互工具的使用为主
伤残儿童的“网络交互”主要以社会性交互软件的使用为媒介，其中QQ聊天软件、QQ空间又是其主要工具；拥有智能手机的伤残儿童往往一打开手机即挂上QQ软件，利用QQ空间发表日志、照片和回帖等活动，这占据伤残儿童上网的大量时间。表3的数据显示，网络游戏亦是伤残儿童上网的主要喜好；许多孩子因喜欢同一款游戏而成好友，女生参与的也不在少数。年龄较长的伤残儿童会经常使用电子邮件、网络论坛等，但学习交互平台的使用仅局限于有学习任务的情形下。
4.“兴趣、情感”是主要话题
受访的伤残儿童，多把摆脱孤独作为“网络交互”的首要目标；与面对面交流时的回避、被动等情况不同，伤残儿童利用“网络交互”时，更愿意谈论“隐私”问题。香港“无国界”社工组织在D市为伤残儿童提供心理辅导及情绪支持等服务也较多利用了“网络交互”方式：“大朋友们”利用网络与伤残儿童保持联系，获得了大量伤残儿童身体康复、心理发展的相关信息。受访的家长和老师认为，与正常儿童不受约束的课外活动范围和活动能力相比，伤残儿童既无法参与学校的大部分体育活动，亦无法在儿童日常生活游戏中获得优胜，实质上这些孩子在实际生活中处于交往的弱者地位。这就不难分析，为什么伤残儿童更易于迷上“网络交互”，从虚拟世界中找寻理解和对自我价值的肯定。
（二）“网络交互”对伤残儿童人际交往的影响
依赖于“他者”来获得自我认同感受，以促进个体的自我意识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环节。[4]地震伤残儿童对现实生活中“他者”的反馈、评价极其敏感，而“网络交往”的身份隐匿特性，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伤残儿童人际交往的自我满足体验；但是，在缺乏监管的情形下，“网络交互”的负面影响亦不可小视。
1.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伤残儿童的探索和求知欲
伤残儿童通过“网络交互”获取人际交往的体验，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人际关系圈子。分析本研究的访谈信息，伤残儿童论及网络交往活动中，“真诚、自信、被关心、自尊、快乐、安全感、好玩、喜欢、渴望”等词汇大量出现：这些表达积极情绪的高频词汇，反映了伤残儿童乐于参与“网络交互”的倾向。
汶川地震伤残儿童的心理康复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时间、精力和资金所限，长期面对面的咨询交流显然有困难。同时，受地震后家庭重组、隔代抚养、父母外出务工等因素的影响，部分伤残儿童人际交往与学业发展缺失应有支持。依托“网络交互”，一部分地震伤残儿童受到了外界的关注。一些在北京、上海、广州等都市异地学习过的伤残儿童，至今更乐意在课余生活与异地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网络交互”。尽管不是面对面的交流，但在网络上与救助过自己的志愿者、异地的老师和同学聊天，这些伤残儿童产生较为强烈的“被关注”的情感体验。地震后，伤残儿童由于身体、心理和环境的变换等原因，很难适应现有的学习方式。一些学校开设网络应用实验班，给伤残儿童带来了便利：依托QQ群、博客或学习论坛，伤残儿童能够有效地与老师和同伴进行联系。
2.依赖“网络交互”引发新的孤独情绪
肢体不便、自主活动受限，使得伤残儿童很难真正融入正常儿童的日常生活与娱乐圈子。因地震伤残的儿童身心遭受了极大创伤，相似的遭遇使得他们容易抱团，乐于和残疾同伴相处。观察学龄初期伤残儿童的日常活动，我们发现：在和正常儿童相处时，多数伤残儿童容易产生急躁、敏感、自卑等情绪；进入青春期的儿童多呈现“沉默寡言”的现象；高达90%的伤残儿童自认为在沟通方面与家长交流困难。
伤残儿童“网络交互”活动中建立的人际关系圈子，经历了一个“情感卷入”和交往由浅入深的过程。参与伤残儿童救助的志愿者也证实这样的情况：教师和家长“介入”越早、越多，儿童对网络的利用越是趋向合理。伤残儿童家庭大多支离破碎，健在的亲人亦多外出务工。乡镇学校周边网吧林立，伤残儿童因不便参加体育活动，更喜爱上网，由此伤残儿童沉溺网络游戏的现象普遍。此类孩子所占的比例较大，高达40%。调查发现，孤独情绪易多发生在性格内向或在现实中与家人、朋友、老师关系处理不当的伤残儿童中；他们在网络中寻求帮助，投入更多的时间。调查数据表明，17.22%的伤残儿童认为上不了网的日子很煎熬，心里闷得慌；又有8.6%的伤残儿童对除了电脑网络以外的任何事物都毫无兴趣。不能很好地控制上网时间和上网频率已直接影响到伤残儿童的学习和生活。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到虚拟的网络世界中，会不断减少伤残儿童在现实生活中与他人交往与沟通的机会，导致其社会交往能力下降。
我们亦发现这样的事实，伤残儿童在与来自网络的“陌生人”交往时，绝大多数伤残儿童愿意与对方交流情感隐私，却有意无意隐匿身体伤残的事实。即便是在人际交往对象的身份明确的情况下，82%的伤残儿童亦不愿意讨论身体伤残的相关信息。通过互联网虚拟场景所支持的互动活动，容易瓦解现实生活中伤残儿童与人面对面交往形成的人际关系模式，也造成部分伤残儿童陷入了仅仅与虚拟世界打交道的困境，由此忽略其在生活交往中已经建立起来的情感关系。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伤残儿童呈现网络成瘾倾向，沉溺于虚拟交往；这种极力逃避现实而转向虚拟世界的交往模式使其逐渐丧失实际社会交往的技能。
四、讨论和建议
如前所述，相比于健全儿童“朋友多在身边”的情形，伤残儿童更多把残疾同伴、QQ聊天对象、网络游戏玩伴等选择为朋友。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互联网应用能力的提升，伤残儿童的网络交往对象亦在发生变化，“网络互动”的远距离、隐匿的特性，网络游戏角色的“虚幻成功”，亦使得伤残儿童在虚拟空间的“情感卷入”程度深化，并引发网络依赖等新问题。
（一）着力于提升伤残儿童的网络媒介素养
已有类似研究强调，在尊重残疾学生人格、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利用“网络交互”形式激发伤残儿童与他人交往的主动性，以促进其社会化水平的提升。网络媒介是伤残儿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环境，它侧重于将网络作为载体，传播具有网络社会特征的各种信息。采取禁止或隔离的方法肯定是不足取的，也许不用过度担心虚拟关系给儿童的现实社会交往带来的损害。[5]但是，我们需要对伤残儿童的“网络交互”活动进行监控和引导，提高他们在虚拟交互中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
从社会适应角度，我们应当教会伤残儿童甄别互联网信息，教会他们从互联网获取生活、生存资源，提升这些儿童的网络媒介素养。首先，为伤残儿童提供必要的互联网技术与设备，是为其提供个性化教育项目的重要环节；[6]其次，就培养伤残儿童网络媒介素养而言，学校无疑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应当利用互联网资源开展各种学习活动，增进师生交流，及时掌握学生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和引导；第三，引导伤残儿童的互联网应用活动，教师应该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以合作、协作等方式，引导伤残儿童善于从互联网获取学习资源，进而形成自主学习的能力。
（二）构建个性化的网络交流平台
应当为伤残儿童构建引导性的、个性化的网络交流平台，以特别加强他们的身体康复、职业发展和社会适应能力。G市Q县的实践经验，包含Q县残疾青少年关注项目、电子商务援助项目两个部分。前者由山东泰安爱艺文化发展中心发起，以Q县新增伤残儿童为服务对象，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志愿者队伍，通过“网络交互”给予伤残儿童身体康复、学业发展等方面的沟通、交流，帮助伤残儿童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后者为阿里巴巴集团在Q县的互联网培训，提供电子商务实践、网络应用等训练课程，目标在于帮助地震伤残人士发展通过互联网创业的能力。两个项目的成功实施为我们提供了经验，以互联网应用为契机，通过“网络交互”拓展其人际交往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扩大伤残儿童认识自我的社会参照标准范围，进而将互联网应用融入伤残儿童的日常生活。
此外，合理应用互联网增强伤残儿童的人际交互体验，需结合伤残儿童互联网应用的偏好，分析其人际交往需求。一些爱心人士发起的援助活动，往往预设伤残儿童的物质或精神需求，以“施舍者”的面目出现，在与伤残儿童的话题互动时找不到共同主题，无法产生情感共鸣。在志愿者毛智文的援助案例中，来自娄底的一群残疾人志愿者，利用经常性的网络联系，互动交流的话题随意、广泛，却比较频繁地得到伤残儿童类似“真诚、务实”等积极评价。不难看出，伤残儿童对“网络交互”对象产生“是否真诚”的主观评价，既建立在多次互动交流的前提下，更归功于“互相尊重与平等相待”。
（三）强化“家-校-社区”的互动功能
一般性的观点认为，如得到适宜的指导，网络交往反而使青少年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增加了。[7]家长往往出于补偿的心理，乐意为伤残儿童购置电脑、智能手机或其他电子产品；学校亦多开设有专门的网络教室，提供互联网操作、辅助软件等培训课程。但是，新型的教育方式需要学校、家长、社区的共同参与，相互协作。这既要求学校、社区沟通家庭，增进家长和教师、社区工作人员之间的联系，又需要伤残儿童家庭积极主动地配合，支持学校、社区的工作，共同做好伤残儿童的教育工作。针对伤残儿童的社区教育项目，通过移动互联网和基于WEB的视频服务，为伤残儿童、社会辅助团队提供了良好的互动交流，也证实了上述的观点。[8]
具体来讲，增强“家-校-社区”的互动功能，可从以下几方面作好工作：首先，完善“家-校-社区”网络联系平台，为老师、家长和学生提供家校互动信息服务，包括家长短信、考勤短信、成绩通报、家庭教育等信息服务；其次，社区、学校与家庭需建立协作机制，鼓励儿童将网络活动与社区活动结合起来，激励他们利用网络参与社会事务，引导其利用网络针对学校活动、社区事务献计献策，进而及时把握伤残儿童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情况；再次，组织伤残儿童交流他们“网络交互”的经验教训，拓展伤残儿童基于“网络交互”的现实人际交往圈，将他们的虚拟现实体验拓展到真实的社会生活中，从互联网走向现实世界，提升伤残儿童现实的人际交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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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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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乔治·H·米德，赵月瑟.心灵、自我与社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41.
[5] JULIE M.Albright.Impression Formation, Attraction in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paper for Degree Doctor of Philosophy[EB/OL]. http://www-rcf.usc.edu/~albright/dissertation.htm,2013-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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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GUSTAVO S. MESCFH,ILAN TALMUD. Making Friends Online:Personal Needs and Social Compensation.University of Haifa "Computer Networks and Social Networks: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EB/OL]. http://soc.haifa.ac.il/~gustavo/resume.html,2013-01-20.
[8] Inclusive Transdisciplinary Practices through Collaboration[EB/OL].http://education.jhu.edu//PD/ newhorizons/ITPC/index,2013-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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