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令远 高兰
〔提 要〕日本“积极和平主义”表面宣称要扩大国际贡献，进一步融入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其实质是扩军备战，结果必将终结战后以来日本式和平主义路线，给东亚地区安全带来重大不稳定因素。对日美关系而言，这一政略在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共同应对中国的同时，也会进一步增强日美之间的摩擦和猜忌。
〔关 键 词〕积极和平主义、日美同盟、日本外交〔作者简介〕胡令远，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高兰，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中图分类号〕D8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5）3 期0036-15
安倍晋三再次担任日本首相后高调祭出“积极和平主义”大纛，引起世界高度关注。作为美国最重要的亚太盟国，“积极和平主义”指导下的日本是继续做美国忠实的战略伙伴，还是将成为美国的战略负担，值得重视与研究。
一、安倍“积极和平主义”的表现与实质
2013 年10 月，安倍晋三在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演讲时提出“积极和平主义”，并誓言要把日本打造成“积极和平主义”的“旗手”。[1] 在日本国会所作的施政演讲中，安倍强调， “随着全球相互依赖程度深化，日本不能继续（只致力于）维护自身的和平，而不去积极履行对全球和平与稳定的责任”，“必须基于国际合作主义，成为对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的国家。”[2] 安倍的所谓“积极和平主义”意在说明，日本在战后宪法的制约下所实行的和平主义是“消极”的，而今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其本意主要指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在和平宪法精神指导下采取的“专守防卫”之安保政策已不适用。日本必须变“消极和平主义”为“积极和平主义”，亦即通过行使集体自卫权强化日美同盟，借助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把所谓维护日本的国家安全与周边和平有机地联系起来，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安倍认为，只有这样，日本才是安全的；只有这样，日本才能逐渐与美国平起平坐；只有这样，才能使日本走出战后体制，成为一个“普通国家”。
日本安保领域的战略派认为，二战后在日美同盟体制主导下，日本缺乏整合外交和国家安全的整体战略。因此，安倍推出“积极和平主义”主张，即是想借此“更新古老的日本，强化新日本”，[3] 为日本安保战略的转向提供思想和理论支撑，同时在安保体制的机制化建设等方面起到引导和塑造作用，亦即将“积极和平主义”作为日本外交和国家安全的指导方针，打造综合性国家安全体制。
“积极和平主义”在日本外交、安全政策中的具体运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为“积极和平主义”政策创造前提条件。日本现行宪法于1946 年11 月3 日公布，1947 年5 月3 日施行，其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真诚地企望以正义和秩序为基调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因有此条，这一宪法又被称为和平宪法。战后日本的和平与繁荣，与和平宪法密不可分。但安倍认为，和平宪法所体现的是“消极和平主义”，现在已经过时，已完全不能适应现在日本面临的国际局势。日本要想获得安全，并为世界和平做“贡献”，就要实行“积极和平主义”，而其前提就是要摆脱战后宪法的约束，亦即只有修宪一途。
自2012 年底重新上台执政以来，安倍多次提及修改宪法。2014 年12 月24 日，安倍将推进修改宪法工作称之为作为首相的历史使命，[1] 并且认为这是自己作为岸信介后人的宿命。[2]2015 年2 月6 日，安倍与自民党宪法改正推进本部长船田元进行协商，具体商定将在2016 年参院选举之后进行国民改宪投票。
安倍推进的改宪核心是修改宪法第九条。2015 年2 月3 日，安倍在参院预算委员会上解释说，修改宪法第九条是为了完成保护国民生命和财产的任务，而现行宪法缺乏作为国家保护国民安全与和平的安全保障条款。此外，宪法前文提及保护国民的安全与生存，而其前提条件是依赖于爱好和平的各国国民的公正与信义，但鉴于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残虐杀害日本人质，以及中国试图以实力改变钓鱼岛现状等行动，这个前提条件是不存在的。[1] 他强调，针对中国的军事扩张以及朝鲜的核威胁，日本中长期课题是必须提高抑止力，提高与美国的共同应对能力，积极做出国际贡献，因此需要施行修改宪法第九条、推进集体自卫权、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一系列举措。
由于不少日本国民对修改宪法第九条和第九十六条持谨慎态度，此种修改须得众参两院三分之二赞成票（民主党岡田克也明确宣布封存安倍政权的修宪议论），[2] 故而安倍不得不采取了迂回措施。2014 年7 月1 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决议，正式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2015 年2 月26 日，自民党召开修宪推进总部会议，提出将把2012 年决定的自民党修宪草案中的“在第9 条中写明创设国防军”和“放宽第96 条的修宪提议条件”等作为特别重要项目。鉴于修订宪法第九条遭遇重重困难，自民党宪法改正推进本部长船田元指出，修宪将分为两步：第一步，自民党先从容易获得各党赞同的项目着手，分多次推进讨论，切实推进相关程序，新设紧急事态条款和环境权等内容；第二步，逐步修改宪法第九条。[3]
第二，以“积极和平主义”为指导，创设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进行新的安保组织架构顶层设计。在安倍的积极推动下，日本众议院于2013年11 月7 日通过了设立NSC 的相关法案。[1]NSC 由首相、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组成，定期研讨日本中长期战略性问题，制定涉及外交和安保问题的基本方针。2014 年1 月7 日，安倍内阁又正式组建了作为NSC 办事机构的国家安全保障局，由日本前外务省事务次官、内阁官房参事谷内正太郎出任首任局长，下设总括、战略、情报、同盟友好国、中国—朝鲜和其他地区等6 个部门，由来自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自卫队的60 余人组成，具体负责日本安保战略的情报收集、企划制定、协调危机处理等工作。
日本的NSC 借鉴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理念与模式，职能与其相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创设理念是，在“总体战”时代外来威胁和国际冲突空前加剧的情况下，在联邦政府的各项目标和职责中，国家安全占据着首要的、中心的和凌驾的地位——用美国人的话说，国家安全是一种统御一切政府事务的“高位政治”。[2] 在国家安全的整体目标和框架之下，NSC 在政府的最高层级上对政治、军事、外交、内政、经济、情报等分立的职能领域和部门之间实施集中统筹和全面协调，以求达成决策程序的连续性和一体化。安倍通过这一顶层设计，一是强化了其对外交和安保的高度一元化领导，二是彰显了安保在其政府施政方针中的突出地位。在“积极和平主义”指导下，日本战后安保政策迎来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第三，体现“积极和平主义”的“安保连环套”迅捷出台。在完成以NSC 为核心的安保组织架构顶层设计之后，安倍随即出台安保连环套，将其所谓“积极和平主义”加以具体化。2013 年12 月13 日，颁布《特定秘密保护法》，17 日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及《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要害有三：一是日本的安保战略要由此前的“消极被动”，变为“积极主动”，即要贯彻“积极和平主义”；二是特别强调了来自中国的“物理性威胁”，即中国依靠武力改变现状，包括挑动钓鱼岛争端、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等；三是日本对此要在外交特别是安保方面进行综合性、全方位应对。《防卫计划大纲》最突出的特色是以浓笔重彩描绘了“中国威胁论”，在防卫方针上提出以“综合机动防卫力量”代替“动态防卫力量”，强化以日美同盟为基轴、以海上通道为重点方向的网状安保结构。[1] 与此新大纲相配套同时出台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明确日本将新引进52 辆水陆两用车、99 辆机动坦克、17 架鱼鹰运输机、3 架无人机以及28 架F35 战斗机等，从2014 年到2018 年的防卫预算约为24.67万亿日元（约合2072 亿美元）。这是日本防卫预算自2002 年以来时隔11 年首次增加。2015 年1 月14 日，日本通过2015 年度财政预算案，其中防务预算为4.9801 万亿日元（约合423 亿美元），连续3 年创下新高。[2]
此外，为实现上述安保目标，安倍内阁废除了自1967 年以来一直奉行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制定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为其安保目标提供武器技术和装备支撑。由此可见，安倍政府以“积极和平主义”政策作为日本安保、外交的指导方针，其本意在于，通过融入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与美国等所谓有着共同价值观的西方国家合作，为日本尽早实现“国家正常化”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也为日本更好地突破周边外交困局、解决海洋权益争端等争取主动地位。
第四，解禁集体自卫权，以武力推行“积极和平主义”。所谓集体自卫权，就是在与本国关系密切的国家遭受其他国家武力攻击时，无论自身是否受到攻击，都有使用武力进行干预和阻止的权利，是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但是，为确保战后走和平发展道路，此前日本一贯通过法律解释放弃行使集体自卫之权。
安倍政府认为，日本是一个独立国家，自当拥有集体自卫权。2014 年7月1 日，日本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了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案。该决议案推翻了此前日本历届内阁遵守的“自卫权发动三条件”，提出了新的“武力行使三条件”：一、日本遭到武力攻击，或与日本关系密切国家遭到武力攻击，威胁到日本的存亡，从根本上对日本国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构成明确危险；二、为保护国家和国民，没有其他适当手段可以排除上述攻击；三、武力行使限于“必要最小限度”。[1] 该决议案称，在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情况下，允许日本“自卫”行使武力。解禁集体自卫权，标志着日本战后以“专守防卫”为主的安保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意味着日本今后将可能以“自卫”为由在全球行使武力。
综上所述，一系列对应所谓“积极和平主义”的政策环环相扣、密切关联。其一，通过宣传“积极和平主义”，为修宪提供思想基础，而修宪则成为推行“积极和平主义”的法律保障。其二，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可提供制度保障，确保安倍政府对安保、外交的全面掌控。其三，安倍版《防卫计划大纲》及《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体现了安倍政权安保政策的具体推进路径与时间表。其四，解禁集体自卫权大大突破了战后日本“专守防卫”的安保理念及其体制，为今后海外派兵、行使武力提供了“合法”依据。
由此可见，所谓“积极和平主义”，实质上是日本扩军备战的战略。安倍政权通过不断渲染所谓来自外界、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威胁，模拟包括“离岛夺还”等各种所谓紧急事态的发生、对应场景等实战性场面，制定日本与美军密切合作应对战事的具体战术，同时还以“积极和平主义”为口号介入国际事务，打造相应军事网络。可以预见，安倍政权推行的所谓“积极和平主义”必将终结战后维系日本70 年和平、繁荣、发展的日本式和平主义路线，将日本带入高危境地，同时也必将给美日同盟带来重大变数和重大挑战。
二、“积极和平主义”对日美同盟的冲击
因为要制衡中国，日美同盟是日本安保政策的核心。安倍推行“积极和平主义”的近期目标之一是强化日美同盟，并借日美同盟打造日本自主的安保体系。但这与美国通过美日同盟控制日本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2012 年12 月，安倍再任首相后踌躇满志准备首访美国，却被美国婉言谢绝，直至2013 年2 月才获准访美，而美方对安倍接待十分简单，以致有人称安倍访美是“一日游”。此后，日美之间也达成了一些协议。例如，安倍在2013 年2 月访美期间力排众议答应奥巴马总统，日本将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自2014 年4 月奥巴马访日以来，美日双方确定了推动农产品和汽车业市场准入谈判的路径，双边TPP 谈判步入新阶段。在农产品方面，美日开始按照逐项产品削减关税的方式进行谈判。在汽车业方面，美日开始就汽车业标准、争端解决机制等敏感议题进行协商。由于日本坚持保留部分农产品的进口关税，致使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建议奥巴马政府将日本排除在外，先行与其他TPP 成员达成协议。此外，由于安倍政府的努力，双方在久议不决的美军驻冲绳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上终于达成一致意见。
另一方面，安倍在上台之后与美国的矛盾不断出现。例如，2013 年5 月中旬，安倍背着美国派出内阁官房参事饭岛勋秘密飞抵朝鲜进行私下访问。美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要求日方做出合理解释。此外，安倍不顾美国多次劝告，选择在其执政一周年之际参拜靖国神社，令美方非常失望。
由此可见，虽然在共同应对中国方面，“积极和平主义”与美国“再平衡”战略相符，日美同盟可借此得以深化。但“积极和平主义”的实质是打破美国塑造的“战后日本”，加强日本自主性外交、安保政策，将给日美同盟带来重大变数和挑战。因而，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诸多实际问题上，日美之间的矛盾势必进一步扩大。概括起来，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安倍的保守历史观挑战了美国的道义观与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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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是“积极”，其面临一个逻辑起点的难题，即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要“积极”地贯彻和平主义、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吸取历史教训应是其出发点。因此，如何认识看待二战，是“积极”贯彻和平主义的逻辑起点和试金石。但是，安倍对待历史问题表现出顽固的保守历史观和历史修正主义，不仅引发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韩等国质疑，同时也愈益引起美国不满，成为日美同盟的政治负资产，并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美国主张的道义观与价值观。[1]
安倍的保守历史观有其否认“侵略”的一面，这对亲历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并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的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2013 年10月3 日，美国国务卿克里与国防部长哈格尔联袂到日本千鸟渊战殁者公墓祭扫，暗示安倍放弃参拜靖国神社。但安倍并未理会美国的暗示，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对此，美国驻日使馆罕见地发表评论表示失望，认为此举激化了东北亚地区紧张关系。而安倍的首相助理卫藤晟一则表示，美国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表示“失望”的发言令日本“失望”。
2013 年1 月，安倍表示希望发表21 世纪“安倍讲话”，以取代1995 年日本政府发表的“村山谈话”。[2] 在美国的压力下，安倍在2014 年3 月3 日举行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将继承历代内阁的立场”，但当民主党议员那谷屋正义要求首相明言是否继承谈话中明确提到的“殖民统治和侵略”这部分内容时，安倍则显示出消极冷淡的态度。2014 年6 月9 日，安倍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指责自民党前总裁、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承认二战期间日本当局和军队强征慰安妇的事实并进行道歉和反省的做法给后代留下了很大的祸根。[1] 安倍还推动调查“河野谈话”出台过程，声称受到韩国政府的影响云云。与否认侵略有所不同的是，安倍在“慰安妇”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已触犯了美国的价值观和道义观的底线，美国政府、国会及主流媒体都予以各种形式的批评。2015 年1 月25 日，安倍在电视节目中表示，战后70 周年计划发表的“安倍谈话”不会原封不动沿用“村山谈话”中“殖民统治”、“侵略”等关键措辞。对此，美国驻韩大使马克·利伯特重申美方立场，希望安倍重申“村山谈话”和“河野谈话”精神，为过去的战争暴行和侵略行径道歉和反省。
综上所述，日美之间在二战历史认识问题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除在安保领域可推动日美同盟进一步深化外，在政治、理念等层面，日美同盟不仅难以走远，而且龃龉将不断扩大。安倍的保守历史观不仅会直接影响日韩关系及美国东亚战略，也势必会间接影响日美同盟。
（二）日本提高自主性与美国强化控制之间的摩擦
冷战后，随着国际体系由两极向多极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增强，日本外交开始试图突破冷战时期的非自主性模糊战略，[2] 安保战略也在日美同盟捆绑中增强了“借船出海”的自主意识。进入21 世纪以来，日本新生代政治家认为，随着美国力量的相对衰落及多极化国际格局的形成，日本应相对降低对美国的战略依赖，建立自己的21 世纪综合战略棋盘。
第一任安倍政府在外交方针上大体采取“自主型外交”。二次上台以后，安倍以“积极和平主义”为旗号，打出所谓“地球仪式全方位外交”战略，[3]并以空前“积极”的姿态，频频出访，活跃于世界舞台。美国一方面对安倍通过外交活动打造围堵中国的“民主安全菱形”、“自由与繁荣之弧”等表示赞赏，同时对其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强化“自主性”外交倾向保持高度警惕。问题的关键是，所谓“积极和平主义”的实质是扩军备战，就必然引发日本周边曾遭受其侵略国家的强烈反弹，安倍的“地球仪外交”看似热闹，实际上其近邻外交却陷入空前孤立。这就给美国在外交上增强对日本的控制留下了空间，日美间的外交博弈会因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而更趋复杂。
在安保领域，随着美国影响力的下降，日本担心其周边安全环境将日益严峻。目前，日本国内关于本国的安全保障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是坚定地继续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维护本国安全；二是跳出现有框架，摆脱宪法束缚，发展独立的国防力量。后一种观点越来越占上风，并集中体现在安倍所谓“积极和平主义”的安保战略上。在联手制衡中国方面，日美之间虽有共同需求，但战略诉求有很大差异。无论是美国的“重返亚洲”，还是所谓“亚太再平衡”，其战略内涵和诉求都在于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平衡整个地区内的各种力量，其中也包括平衡中日两国关系。而安倍的所谓“积极和平主义”在安保方面的主要战略诉求之一，即是把中国作为“准敌国”程度的假想敌，其一系列的军事布局也主要剑指中国。为此，安倍试图通过激化钓鱼岛危机，利用《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牢牢拴住美国。
另一方面，美国综合实力相对下降，在东亚安全战略上希望日本分担更多责任。日本利用此点在实际操作中有意识地不断提高安保方面的“自主性”，以求在必要时彻底摆脱美国的控制。这是安倍“积极和平主义”的重要内涵，美国对此也心知肚明。众所周知，日美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它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特性。根据权力政治的原理，主导方控制力的下降一般意味着服从方自主意识、自主能力的增强。现今，日本将更多地自行其是及利用日美同盟，而不是一味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这也就决定了“积极和平主义”在外交和安保领域将给美日同盟带来更大风险，美日间摩擦的加剧似乎势所难免。
（三）日本试图挑战美国主导打造的战后体制
日美同盟成立的基础与由美国一手打造的日本战后体制密切相关，美国主导制定的“和平宪法”以最高法的形式规定日本放弃战争、不维持武力、不拥有宣战权，与此同时，美日之间通过缔结《美日安保条约》以保证日本的安全。而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的核心前提就是要修改“和平宪法”，其逻辑是：只有摆脱了经美国之手而定的“和平宪法”的束缚，由日本自己来制定宪法，日本才能重拾自尊。[1]
出于在东亚战略中利用日本的现实功利考量，美国对安倍以“积极和平主义”推进修改“和平宪法”的做法，以不宜干预内政为由表态模糊，但同时通过其驻日、驻韩大使发表指责安倍在二战历史认识问题上所持的态度，表达了美国对安倍试图摆脱二战后体制的“不满”。随着安倍推进“积极和平主义”的步伐，日美间围绕突破还是维持日本二战后体制的博弈将不断加剧。
（四）日本推行多元化同盟关系试图摆脱日美同盟的单一型体制
安倍推行“积极和平主义”，标榜要在地区层面和全球范围做“贡献”，这就引发了单一化的日美同盟体制使其受到限制的问题。美国在全球拥有50个以上的军事同盟国，而日本只有美国一个盟国。因此，日本战略家认为，不应再拘泥于日美同盟这种单一双边同盟，日本应与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新加坡等也建立同盟关系。[2] 为此，安倍首先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数个国家建立了“2 ﹢ 2”（外长、防长）关系——其实质是加强军事方面的合作。在乌克兰危机前，日本曾计划与俄罗斯构筑协作关系（准军事同盟关系），以摆脱过度依赖日美同盟的单一型体制。[3]
安倍把打造结构多元化的同盟关系作为实施其“积极和平主义”的平台和推手，其意在增强日本在国际舞台的独立话语权，降低日本对于日美同盟的依赖程度。对此，美国一方面对日本通过这种扩大同盟关系国的形式在地区和全球“主动”分担责任并不反对，甚至进行撮合，但另一方面也对安倍过分积极挥舞“积极和平主义”大旗背后要达到的真正目的及包含的离心倾向保持着高度警惕。
（五）美国力避介入中日冲突令日本暗中不满
安倍高调祭出“积极和平主义”的理由之一是所谓日本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变化，日中之间围绕钓鱼岛领土主权及东海海洋权益的争端成为安倍拿来利用的主要注脚。日本试图以此为抓手，利用日美同盟，拉美国下水。美国出于自己的战略利益考量，既希望中日两国维持一定的冲突烈度，同时又防止两国争端升级引发武装冲突，因而其策略是希冀通过动态平衡手段加以协调和掌控，这集中表现于2014 年4 月奥巴马访日期间双方的博弈。安倍对首次将钓鱼岛问题写入“日美首脑声明”文件给予高度评价，声称具有划时代意义。但事实上，奥巴马关于钓鱼岛问题表态表达了三层意思：其一，《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钓鱼岛；其二，美国关于钓鱼岛主权问题不持立场；其三，警告安倍日中要构建信任关系，用对话解决问题，不希望日中岛争升级。安倍有意推高钓鱼岛危机，以便为其推行“积极和平主义”寻求最佳理由，这也便使日美同盟面临严峻考验。因为钓鱼岛一旦有事，美国可能被迫介入，这既非美国的政治意愿，也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等于把美国逼入两难境地。美国力避介入中日冲突，其以协调为策略手段坐收渔翁之利的做法难以令日本满意，也使日本对日美同盟能否真正确保其安全产生怀疑。因此，安倍的所谓“积极和平主义”给日美同盟带来的并非更加紧密的福音，而是扩大罅隙的腐蚀剂。
三、结语
日美同盟的成立有其特殊背景，这种特殊性使日美同盟从结成之日起就具有内在结构性矛盾，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给日美同盟带来挑战，既缘于这种结构性矛盾，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日美同盟发展的必然。展望未来，二者之发展趋势将直接影响日美同盟的发展方向和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
首先，安倍推行“积极和平主义”的最大国内政治诉求在于借此修改和平宪法。根据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情形，虽然现在日本大部分国民对此心存疑虑，诸多在野党甚至包括联合执政的公明党也持否定意见，但由于安倍利用各种政治资源不遗余力地加以推动，所以安倍在任内实现修宪之可能并非不存在。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对此虽然存有疑虑和不满，但出于在东亚战略的安保方面不得不更多借重日本的无奈，会采取“鸵鸟政策”。虽然美国意在借此巩固日美同盟关系，但其间的悖论也显而易见——日美同盟赖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本来是日本的“和平宪法”，动摇了根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其次，安倍推行“积极和平主义”的“地球仪外交”方式收效甚微，引起美国对日本的亚洲邻国外交政策的担忧，相对降低了美国对日本未来的战略作用的期待。东亚一直是美国的重点关注区域，特别是美国坚持推行亚洲“再平衡”需要得到其核心盟国——日本的高度支持。然而，由于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及否认慰安妇等历史问题，日本与中国、韩国首脑会谈迟迟未能实现，中日、韩日关系目前尽管出现改善征兆但仍然处于僵持局面，潜在冲突依然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东亚政策的顺利实施。
在中日关系方面，由于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实质是修宪扩军，重点剑指中国，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的严厉批判。如前所述，日本以“积极和平主义”为口号展开的所谓“地球仪外交”收效甚微，为了突破邻国“空心菜外交”的孤立状况，安倍在策略上频频向中韩发出希望实现领导人会谈的信息。2014 年11 月7 日，在北京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召开前期，出于改善中日关系的良好愿望，中日双方就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1]中日之间的高度紧张对峙局面有所缓解。2015 年1 月12 日，中日两国于东京启动“海空联络机制”谈判，双方就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相关内容及有关技术性问题进行协商，对建立联络用无线电频率、中日军方高层间的热线、共享的行动规范达成一定共识，并计划于2015 年4 月启动该机制。但是，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中日两国依然存在重大分歧。此外，2015 年适逢二战结束70 周年，即将发表的“安倍谈话”也有可能给中日、中韩关系带来变数。以上表明，无论是在历史问题上，还是在钓鱼岛领土争端、以及日韩围绕领土主权发生的纠纷等方面，都可以看到安倍“积极和平主义”的阴影。日本与亚洲邻国，特别是与中国、韩国等关系的真正改善，依然任重道远。
从近期看，随着安倍极力将“积极和平主义”具体化、加以贯彻和实施步伐的加快，日美同盟在安保领域合作会有所加强。2015 年4 月27 日，在安倍访美期间，日美双方在纽约联合发布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决定把美军与日本自卫队的合作范围扩大至全球，显示出日美军事合作越来越紧密，更加强调其全球化的性质。但从长远看，日本偏离日美同盟既有轨道的离心力也会逐渐显现并不断加剧。特别是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难以顺利解决，美国想做一个渔翁得利的调停人角色的难度势必越来越大，从而将成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沉重包袱，这显然不符合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利益。
【完稿日期：2015-5-4】
【责任编辑：曹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