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实际上有很多重要的机会没有把握住，或者说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正确外交战略，比较多的是适应当时需要的临时战术。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年，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个时候，我们如不能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巩固二战反法西斯的成果，为中国在世界上真正能起到一个负责的大国的作用制定完整战略，有时就会碰到局部与全局、国内与国外、过去、今天与未来等之间难以避免的矛盾，给自己造成被动。
中日关系不能只局限于具体问题
二战的发动实际上是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际法西斯势力合谋的结果。甚至还有美国当时为了自身狭隘的民族利益，坐视日本扩大侵略战争，欧洲有一些国家支持德国，英国当时采取绥靖政策，企图把祸水东引，这些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结果。同样，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只有大家在共同利益、共同追求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实现。不管怎样，这种格局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效，联合国到今天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不管有些国家是否愿意遵守，或是否赞成，但都不敢公开挑战。所以，中日关系要把它放在世界的大格局里谋划，这样才能够在大的方面取得成就。
同样，中日关系中的钓鱼岛问题、领土争端、东海争端只是一个方面，如果我们陷在这些冲突中不能自拔，就会缺少全局的战略。我一直主张钓鱼岛问题要放在中日历史背景下处理。我们今天不是简单地控制钓鱼岛，而是要消除日本侵略所造成的后果。从表面看，时任中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确存在没有处理好的地方，当时尽管有了《开罗宣言》，但是台湾光复的时候，没有明确同时收回钓鱼岛，造成局势的复杂化。当时，原来分配给中国的是占领名古屋，美国也曾经一度希望中国共同管制琉球，但中国没有及时行使一个战胜国应有的权利，这些机会都失去了。而苏联占领了北方四岛，它的理由很简单，这是日本为侵略战争付出的应有的代价，这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所以今天处理钓鱼岛的争端，一方面我们要有所行动，但是更重要的，不要让别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来判断谁是谁非，这样正中了日本的计，日本正希望把它引到国际社会上。因为这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争端，第三者很难介入。
我们应该着重把目标放在揭露日本的法西斯战争对中国、对东南亚、对世界造成的恶果。如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曾饱受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残害，就应该让日本承认对他们造成的巨大灾难、损失，对盟军战俘犯下的罪行。
同时，大家要一起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及时吸取历史教训，从一开始就要揭露它、制止它，而不是局限于中日两国间的利益和恩怨。防止日本军国主义重新抬头，防止一些日本人篡改历史、歪曲历史，才真正能够保得住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
寻求当下共识中的最大公约数
今天各个国家之间达成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就是不能拘泥于一个个具体的问题。比如现在的反恐，反对极端势力，反对任何形式的军国主义、防止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这个问题不仅在日本有，在德国也有，那些“新纳粹”抬头，还有现在欧洲某些国家使用法西斯手段来对待外来移民。今天的恐怖主义、极端势力的手段残忍至极，毫无人性可言。如过去日本有过“赤军旅”这样的极端组织，如今中国国内也有宗教极端势力，现在极端恐怖事件在局部地区有蔓延趋势，我们应当在这一点上形成共识。
同时，我们也要用二战的教训告诉世人，当初张伯伦等人就是纵容希特勒的侵略，结果造成恶果。现在有些西方国家当时为了达到所谓“人权高于主权”，推广它的价值观念的目的，都曾经一定程度上利用过塔利班、叙利亚反政府势力中那些活跃至今并不断膨胀的极端势力，正是由于某些国家历史上蓄意纵容恐怖极端势力，造成了今天一些发达国家的青年长期受到这种蛊惑，去投奔恐怖主义极端组织。还有民族问题，这些曾经别有用心的国家把这个潘多拉宝盒打开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当时这些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一味地攻击部分国家的正常宗教行为是宗教迫害，结果酿成了今日以宗教为名义的极端势力横行的恶果。在新的形势下，反对恐怖主义，反对宗教极端势力，对这些反人类罪行共同制止，在这一点上要形成共识。
在世界格局中确定外交总战略
从理论上讲，日本要做一个正常的国家，要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甚至想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都是容许的，我们不必一味反对。我们应该坚持的是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要求日本彻底地清除军国主义的残余；坚持和平宪法；老老实实地承认战争罪行；不翻历史旧案；要学习德国严格铲除法西斯土壤，吸取历史的教训，对受害的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必须赔偿、道歉、承认罪行。但是，日本上述的前提条件都没有做到，甚至到现在还不承认慰安妇问题。我曾经参加过村山富市亚洲基金会在日本的研讨会，专门讨论慰安妇问题。我也在日本联合国大学做过演讲，专门对日本人讲这些问题。其实，从这里可以看到，日本还是有爱好和平的有识之士在积极地做工作，但是日本政府、某些日本政客、日本右翼势力，到现在还极力否认侵略罪行。
我们既要有前提条件，也不能像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只要是日本人做的事情，我们就不同意。我认为不应该如此，这样中日关系永远没有出路。在思维方式上，不是反对日本，而是要促使它向正确方向转换。但从日本政府和大部分政治家目前的表现看，离这样的标准还差得很远。确立这一思维方式，我们在外交上、在国际战略上就能处于主动地位。
另外，只考虑防范的想法同样缺乏战略眼光。如当初世界只是一味防范德国，那么从二战以后到今天，就没有这样一个为世界做出贡献的德国。所以在如何对待日本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思维绝不是永远让日本处于一个不正常的国家的状态，如此一来，恰恰是培植了右翼的土壤。
在亚洲，真正的和平稳定，实际上决定于中日两国之间。我们应当首先公开地向日本、向世人揭示日本的罪行，并敦促它承认罪行，并积极促进中日和平，这样的做法是充分体现我们中国传统真正的天下为公的一种仁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再顽固不化，那么我们非但占据了道德上的高地，也占据了国际上的战略高地。正如我们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大阅兵的宗旨是“铭记历史、面向未来”，就很清楚地表明了我们不是针对哪个特定国家，我们反对的是整个法西斯。然而，捍卫和平光靠诚意是不够的，必要的武力也是需要的。所以对外交政策、国际战略，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很明确的具体解释，以及很明确的调整。
“不干涉内政”在新形势下面临新问题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中一项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有些国家的政策明显损害我国利益，或支持敌对的势力，危及我国的安全和利益，我们要不要采取措施？这是一个崭新的问题。当初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时，中国基本上是封闭的，在国外没有什么利益，国际交往也有限，所以当然用不着干涉“别国的内政”。那么到了今天，什么叫内政？比如利比亚的内乱是内政，可它如果给我们撤退制造阻力，我们要不要采取相应措施？它国内的战乱将给我们造成上百亿美元的资产损失，还算不算内政？又如缅甸，本来果敢和缅甸政府之间的斗争是它的内政，但其战乱导致中国边民丧生，我们难道还是袖手旁观？为了国家利益，为了人民安全，有些国家损害我国利益、威胁我国交通线、威胁我国油气资源、威胁我国边疆利益的时候，我们就要采取强硬措施，必要时应显示或动用武力。
因此，我们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应该有一个新的界定。如果某国的内政直接损害中国利益，我们要不要采取包括经济制裁、必要封锁，甚至必要的时候要动用武力，这个就是新的课题。这体现在今天的维护国际秩序、维护国家间的协议和条约、维护联合国宪章方面。比如现在“一带一路”中“一带”是经济带，这就是多国在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如果某一方不守信誉，或者某一方违背协议，或者某一方受到了安全的威胁，那么这个威胁不仅损害它自己的利益，而且切断了我们的经济带，这时，我们就不能无所作为。这正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具体的新问题，如果这些问题累积起来不解决的话，中国就面临着战略被动。
对一个国家而言，它选择什么制度、哪个政党执政，这些都不应该干涉。我们判断它在国际上起到了什么作用，特别是对我们中国是什么态度，这是最重要的。现在意义上的战略伙伴，就是不结盟，但有一定限度的战略或经济联系。曾经有人问起，邓小平同志当时提出来“共同开发”，那么万一他国不共同开发怎么办？我认为，这无非两条解决方案：第一，在我们的目标决定以后，如果损害到我们的利益的时候，可以在经济上、政治上施压，甚至采取必要的军事打击，明白无误地把我们的目标告诉世界；第二，同时也要明白无误地通过外交途径，告诉这些相关国家让它们权衡利弊，作出明智的抉择。这就是大战略，而不是就事论事的策略。
众所周知，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主动考虑对方利益。以前我们片面强调国际主义，其实只要有国家存在，任何国家都是本国利益至上。今天，中国只有捍卫了自己的根本利益，才能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才能震慑那些蛮不讲理的小国，才能获得共赢的结局。但是为了国家利益，也不能什么都做，必须明白有所得有所失。有的时候经济上要放弃一点，但是获得了战略等其他方面的好处；有的时候在具体问题上做一点让步，但是赢得了另一方面的更大利益。现在有人认为中国历年的外交都吃了亏，但这个事情具有两面性，我们的一些领土交换，也有成功的、稳定的，不能一概而论。然而，我们的外交战略的确没有一个很完整的考虑，理论上也片面地遵守了以前列宁斯大林定下的教条，而不是真正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来行使。这也是抗战留给我们的教训。
[本组文章在组稿中得到苏州科技学院江苏省重点学科世界史和亚太国家现代化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帮助，特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