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稀方
内容摘要 自我殖民化、东方参与了东方主义的建构过程的说法都是从萨义德那里开始的。批评萨义德在东方主义论述中没有提及被殖民者，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东方主义最大的破绽既不是没有注意西方内部的反殖民传统，也不是对真正的东方人重视不够，而是单一主体，即以“我”／“他”、“主体”／“客观”二元对立的方式看待西方人和东方人，从而构建汉学主义。因此，汉学主义研究须突破这种二元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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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汉学主义 东方主义 萨义德知识生产
作 者赵稀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北京100732)
《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0期发表了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顾明栋教授的《为“汉学主义”理论一辩——与赵稀方、严绍璗、张博先生商榷》，其中对笔者的几个观点提出商榷。就我所知，国内批评汉学主义的不乏其人，特别是做汉学研究的学者更为激烈，但我并不属于这一类，我对顾明栋教授的《汉学主义》一书持欢迎态度，认为其中很有建树但也有不足。顾明栋教授应该是看到了我发表在《福建论坛》上的《评汉学主义》这篇文章，所以在《为“汉学主义”理论一辩》的文章里第一部分就回应了我的观点。我很欢迎他的回应，觉得这是正常的学术批评。一种理论的产生，不是一个人能够奠定的，而是多次理论驳难往复的结果。这里对顾教授的商椎，再作回应。
当代东方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过程
顾先生提到，我的一个批评意见是：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已经谈到当代阿拉伯世界的“自我殖民化问题”，并且认为，萨义德谈到当代阿拉伯人“甚至已经接受和生产”“东方主义话语所构造的阿拉伯人的刻板形象”。为此顾教授查阅了《方主义》的英文原著的有关章节，并进行了征引，认为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在他看来，准确的说法是，萨义德只提到了当代阿拉伯人只是西方人从事东方学研究的“信息提供者”，并没有参与东方主义建构。
为弄清楚上下文，我在这里引出我的批评原文，再加以说明。所涉及原文，好在不长，只有一段：“批评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论述没有顾及被殖民者，这是一种常见的批评，不过并不准确，至于顾明栋断言萨义德的书中没有任何关于被殖民者的‘只言片语’的发挥，更加荒唐。的确，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主要是论述西方的东方学话语的，不过在这本书的最后，第三章第四节‘The Latest Phase’，专门谈到了当代阿拉伯世界的‘自我殖民化’问题。书中谈到，近东当代文化已受欧美文化模式的主导，本地学者操持着从欧美贩卖来的东方学话语，自身只能充当一个本地信息的提供者。东方主义话语所构造的阿拉伯人的刻板形象，甚至已经被阿拉伯本地人所接受和生产，如此等等。萨义德的结论是，当代东方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过程。事实上，自我殖民化、东方参与了东方主义的建构过程的说法都是从萨义德那里开始的。当然，萨义德并没有对此多加发挥。”Ⅲ
我的原文开头指出：批评萨义德在东方主义论述中没有提及被殖民者，这种说法并不准确。顾明栋断言萨义德在书中没有任何关于被殖民者的“只言片语”，更加荒唐。这一条看来顾教授已经认了，因为他已经查阅到了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对于当代阿拉伯人的论述，哪怕仅仅是“信息提供者”，那也不是没有“只言片语”。
接下来，我谈到萨义德有关当代阿拉伯世界“自我殖民化”的基本看法， “近东当代文化已受欧美文化模式的主导，本地学者操持着从欧美贩卖来的东方学话语，自身只能充当一个本地信息的提供者。东方主义话语所构造的阿拉伯人的刻板形象，甚至已经被阿拉伯本地人所接受和生产，如此等等”。看起来，顾教授只承认我所提到的当代阿拉伯人“自身只能充当一个本土信息提供者”的说法，对于后面所说的“东方主义话语所构造的阿拉伯人的刻板形象，甚至已经被阿拉伯本地人所接受和生产”的论点不予接受。
顾教授阅读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已经一年有余，这次又重新查阅原文的有关章节，很让人佩服。不过也很让人奇怪，我阅读萨义德原书已经十多年，有关萨义德的“自我殖民化”的论述都引述于原书，为什么他都没看见。谨慎起见，我也像顾教授一样，重新查阅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英文原著。查阅的结果，是证实了自己的看法。下面，我把萨义德的有关阿拉伯人“自我殖民化”以及有关“东方主义话语所构造的阿拉伯人的刻板形象，甚至已经被阿拉伯本地人所接受和生产”的论述引出几段，注明原版本章节页数，向顾先生请教。至于萨义德说当代阿拉伯人“只能充当一个本土信息提供者”的论述，因为我和顾教授已有共识，不再列出。
这里用的是萨义德《东方主义> 1978年最初版本(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First published in 1978 by Routledge)，引文来自第三章Orientalism Now第四节The Latest Phase。 “的确，有理由对下列事实敲响警钟，即东方主义的影响已经扩展到‘东方’自身：阿拉伯世界的书籍和报刊中（日本、各种印度方言及各种其他东方语言无疑也如此），处处充斥着有关‘阿拉伯心性’、 ‘伊斯兰’及其他神话的二手分析。 (323页)所有这一切所导致的可预期的结果是，东方学生（及东方教授）仍然希望跑到美国东方学家的脚下学习，然后向他们本国的听众重复那些我称之为东方主义教条的陈词滥调。这种再生产的系统，不可避免地使东方学者还优越于他的国人，因为他接受了美国训练，能够‘操纵’东方主义系统。 (324页)这产生了很多后果。这一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趣味的标准化，它不但体现在晶体管飞机、蓝色牛仔衣及可口可乐上，更体现在美国大众媒体所提供了东方文化形象上，它们被本国大众电视观众不假思索地接受下来。阿拉伯人甚至按照好莱坞所创造出来的‘阿拉伯形象’来看待自己，这一悖论是我所说的这一现象的最直接的后果。”
在第一段中，萨义德谈东方主义已经扩展到东方本身，阿拉伯、日本、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学者，处处都在依据西方生产的“阿拉伯心性”“伊斯兰”等东方主义概念对自身进行分析。第二段谈东方学生或教授热衷于去美国接受东方主义的陈词滥调，然后回到东方后进行知识“再生产”。第三段谈，好莱坞所创造的东方主义“阿拉伯形象”，已经被东方人接受下来，并且按照这一形象看待自己。这难道不都是在论述“东方主义话语所构造的阿拉伯人的刻板形象，甚至已经被阿拉伯本地人所接受和生产”？难道不是在谈论东方人自身参与了“东方主义的构建”，顾教授对此视而不见，不知何故？
事实上，顾教授最后自己也引用了萨义德所得出的结论，即“简言之，当代东方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过程”，英文原文是：the modern Orient． in short， participatesin its own Onientalizing，然而他又“确认”：萨义德认为东方人“并没有参与东方主义的构建”。这很让人费解。
突破二元对立的汉学主义研究
顾教授对我的回应的第二点是：“其次，赵稀方先生认为拙作‘完全没有提到中国人挪用西方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情形。这就是说，他们看起来批判了萨义德，但事实上复制了萨义德，他们对于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有关被殖民者发声及东西方主体间性关系的探讨完全没有注意’。的确，拙作没有花很大篇幅去讨论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理论，但有两点笔者在此要澄清。其一，汉学主义理论无论是早期的政治批判还是后期的反思批评，都是针对汉学研究、中国研究和国内学术研究的种种问题，中国人挪用西方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反抗西方霸权，这并不是汉学主义理论探讨的话题。其二，这一批评事实上隐含了一个看法：复制萨义德没有创意，但复制斯皮瓦克、霍米·巴巴是高明的，有创新的。”
在我看来，顾教授所回应的第三点和第二点是一回事，所以这里先把第三点也列出，一并回答： “再次，赵稀方先生还认为，汉学主义理论接受了德里克的观点，即东方人的参与给东方主义提供了合法性，却忽视了德里克受普莱特影响提出的‘接触区’的关键概念， ‘在德里克看来，接触区不仅仅是一个殖民支配和控制的领域，同时也是一个交流的领域。在接触区内，被支配的东方文化其实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决定自己对于西方文化的吸取，而西方文化甚至也会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也许赵先生没有注意到，笔者确实探讨过这样的文化互渗现象，提到中国学者如何对汉学的发展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提到经过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从事汉学研究的人力资源和身份主体性都改变了。”
顾教授提出，为什么复制萨义德就没创意，复制斯皮瓦克、霍米·巴巴就是创新？汉学主义并不是沿着后殖民理论的逻辑走的，为什么一定要提斯皮瓦克、霍米·巴巴呢？这种回答看起来振振有词，事实上却经不起逻辑的推敲。我并不认为顾教授在构建汉学主义的时候，一定要提斯皮瓦克、霍米·巴巴，或者其他什么人。我的意思是，汉学主义是根据东方主义而来的，而萨义德自提出东方主义之后，受到了很多质疑，建构汉学主义必须正视和解决这些质疑，才能成立。东方主义最大的破绽既不是没有注意西方内部的反殖民传统，也不是对真正的东方人重视不够，而是单一主体，即以“我”／“他”， “主体”／“客观”二元对立的方式看待西方人和东方人，没有注意到西方东方两种主体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互动关系，这样也就看不到其中产生反抗的可能性。这一质疑主要由霍米·巴巴提出，所以我才提到他。事实上，汉学主义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无论你是否提霍米·巴巴，都必须要回答这一问题。
霍米·巴巴的说法有点抽象，下面接着谈顾教授第三点回应中所提到的德里克，问题会变得比较清晰。我在《后殖民理论》一书中曾提到，德里克的“接触区”概念虽然来自Mary Louis Pratt，但他的思路其实颇为接受他所批判的霍米·巴巴。在德里克看来，东方西方不是截然二分的，而是存一个“接触区”，东方主义本身就是在西方人来东方，或者东方人去西方这样的区域里产生的，而接触交流、互相影响之后，东西方思想其实已经变得不像萨义德说的那么分明。西方在了解了东方的现实以后，虽不免对待东方有居高临下的态度，但他们可以从东方出发，批判西方社会，例如德里克提到的19世纪德国和法国的东方主义学者提出的“东方文艺复兴”。东方主义甚至可以成为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武器，例如德里克提到的当代美国柯文提出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东方主义家觉得自己比西化的中国历史学家更有资格提出中国本土历史观。东方主义家甚至可以被东方接受为一员，如杜维明将非中国人的汉学家也包括到他的“文化中国”的概念中去了。
德里克认为： “与其将东方主义视为欧洲现代性的自发产物，不如将其看作‘接触区’的产物更容易理解，在‘接触区’里欧洲人遇到非欧洲人，欧洲现代性既生产了作为他者进入现代性话语的另一种现代性，同时又受到后者的挑战。”“又受到后者的挑战”是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它指在接触区内，被支配的东方文化其实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决定自己对于西方文化的吸取。即以20世纪中国对于西方现代文化的吸收而言，我们既应该看到它不自觉的自我东方化的一面，还应该看到它挪用转化西方现代性为我所用的一面。陈小眉的《西方主，义》-书，顾教授应该是看过的，这本书讨论中国1980年代的西学热。她认为，1980年代以《河殇》等美化西方贬低中国的西方主义很容易被看作是自我东方主义，但这种西方主义却为国内的知识者反对左倾思想提供了武器。
顾教授的汉学主义在中国人“自我东方化”这个方面，较萨义德有更多的论述，这是他的贡献。然而，汉学主义和东方主义有共同的问题，就是单一主体和二元对立，他们都只谈到了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及东方的自我东方化问题，没有注意霍米·巴巴和德里克所谈到的东西方主体互动的问题。因此既没有注意到西方汉学家可以客观地书写东方，甚至批判西方中心主义——例如德里克提到的柯文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还有我在文中提到的作为西方汉学一个部分的汉学主义可以反过来批判汉学主义，更没有注意到中国人可以策略性地转换西方知识，为我所用，而不是像顾教授那样一股脑地把中国人对于西方知识的接受打成是汉学主义。这里的荒谬是非常明显的，难道五四对于西方民主科学的引进完全是东方主义？鲁迅接受了传教士史密斯（伎那人之气质》的话语，转而进行中国的国民性批判，这难道也是东方主义？
顾教授一方面说，他不需要接受霍米·巴巴，另一方面在谈到德里克的时候，又自我辩解“确实探讨过这样的文化互渗现象，提到中国学者如何对汉学的发展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顾教授没有注意到，有关主体互动的思想，是霍米·巴巴首先提出来的，并且被知识界广泛使用；他也没注意到，霍米·巴巴的思想和德里克“接触区”论述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正因为如此，他虽然提到了“文化互渗”的情形，却无力解释这一现象。在全书的结构中，一边倒地论述西方的汉学主义及中国的自我汉学主义化，从而变得十分偏颇，这也是国内汉学家根本否定汉学主义的原因，因为研究汉学主义的专家深知他们所研究的汉学对象，很多都是博大精深之作，并非全部是汉学主义的产物。
提倡鼓励相对公正客观的中国知识生产
顾先生回应我的第四个问题是：“最后，赵稀方先生质疑笔者构思的汉学主义理论的终极目标：即把追求客观公正知识生产和不受政治意识形态干扰的学术作为终极理想。赵先生认为： ‘这个说法，连作者自己都不敢自信……顾明栋要寻找不受政治形态干扰的知识生产如何可能呢？’这里赵先生显然对我的论述产生了误解，不是笔者要寻找‘不受政治形态干扰的知识生产’，而是提倡鼓励和促进相对中正客观的中国知识生产，尽可能远离任何形式的歧视、偏见、主观性和政治干扰。”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自己和顾教授其实没有什么分歧。因为，顾教授自己在书中已经同意了我的观点，追求客观公正不受政治意识形态干扰的学术是不太可能的，他在书中的“结论”中说： “有人或许会说笔者对知识去政治化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毕竟，特里·伊格尔顿、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和其他很多理论家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一切批评都是政治批评，一切知识都有意识形态性。”有关于此，我在文中指出，还可以加上一大串名字，如萨义德在炼方主义》一书中运用的福柯的知识／权力学说、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即使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强调知识的阶级性，等等。所以我的质疑是： “顾明栋要寻找不受政治形态干扰的知识生产如何可能呢？”不过，顾教授声明，他是要“提倡鼓励和促进相对中正客观贩中国知识生产，尽可能远离任何形式的歧视、偏见、主观性和政治干扰”。这一说法我是同意的。尽管寻找“不受政治形态干扰的知识生产”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如果把这一目标作为理想来追求，并且促进相对客观公正的知识生产，这当然是应该的。
最后，顾教授在文中进行概括： “总览赵稀方先生的批评意见，他似乎隐含了这样一种看法：由于汉学主义理论没有沿着后殖民理论的路径走，因而实际上是复制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如果这一理解没有错，笔者对这一批评是不敢苟同的。相反，笔者认为，如果我们照着赵先生指出的路径走下去，才可能会复制东方主义，结果不但不会有什么创意，只会步后殖民主义的后尘。” 对于这一疑问，我在对于第二、第三问题的回答中已经有了足够的说明。实在并不存在是否沿着后殖民理论路径走的问题，霍米·巴巴在批评萨义德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是后殖民理论，由萨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神圣三剑客”所构成的后殖民理论不过是后人——主要是罗伯特·扬的建构。问题是，东方主义的缺陷已经受到严重批评（无论是不是后殖民理论），我们在建构汉学主义的时候却看不到，仍然落入其陷阱，重复其缺陷。其中的教训，应当深刻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