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
开展文化对话，增强包容理解，化解分歧对立，深化互信合作，是普遍的共识，也是正确的选择。历史的经验是重要的资源。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的时代特征，就值得高度重视，充分借鉴。
春秋时期有三个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一是动态性，政治上有大的变革，大国争霸，诸侯称雄，王权下移，争战无已。经济上也在变革，原有的井田制被瓦解，新的生产关系在建立，原有的城乡格局——国野制也被打破，新的城市兴起，人口增长，商业发达，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军事上更有重大的变化，战争的范围由中原地区扩大到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一带，步兵、水兵、甚至少量骑兵的加入，改变了原本以车战、阵地战为主的作战模式。另外，此前的战争讲究堂堂正正之阵，此时的战争却是《孙子兵法》中所讲的“兵者诡道”、“兵以诈立”这一套大行其道。文化领域也同样动荡，学在官府的格局被打破，学术下移，私学勃兴，各种思想学派形成。
第二个特征是过渡性。春秋时期的前脚已经跨入了新时代，也就是与战国时代无缝接轨。实际上，春秋后期的战争、政治变革和战国时代的战争和变革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后脚还停留在旧的时代，即那个讲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礼乐文化时代，是西周古典文明的自然延续，当时核心价值观乃是“尊王攘夷”。
第三个时代特征是不平衡性，地区间的差异非常明显。春秋时期。中原大地及其周边国家，同楚国、吴、越这些国家的发展观念、文化观念、道德伦理是很不一样的，地区性的特征非常明显。这种地区间的差异性使得春秋历史显得很复杂，但同时也使得春秋时期的文化呈现出特别丰富多彩的面貌。
环顾今天的世界，其现实的特征同样可以用动态性、过渡性和不平衡性来概括。这就是旧的格局业已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老的主宰者不甘心退出中心位置，新的势力发展势头已无法抑制。大国关系正在重组，利益结构正在调整。
春秋时期诸侯国众多，但一等强国只有四个：第一个是晋国，辖今天的山西、河南、河北一带，第二个是齐国，辖山东北部和河北的一部分，第三个大国是现在陕西、甘肃一带的秦国，最后一个是以湖北为中心，包括湖南、安徽和河南的一部分的楚国。
这四个一等强国很像当前国际对峙格局中的四个国家。用并不怎么恰当的比喻来形容：晋国相当于美国，他是中原文化的中心，是所谓中原地区“核心价值观、普世价值”的体现者、诠释者，它是最强大的头等大国。中国的境遇似乎接近于楚国，被中原那些自以为是的诸侯列国看作是对旧有国际秩序的最大挑战，而楚国“观兵周疆，问鼎之轻重”的进取姿态，更加深了它们的恐惧。所谓“尊王攘夷”的“夷”首先针对的就是楚国，这些守旧的诸侯总是千方百计一起来和楚国作对，但楚国同时又是新兴的大国，拥有强大的国力，让周边各国忌惮，唯一能跟晋国拍板顶牛，挑战晋国霸主地位的就是楚国。秦国在这四国中扮演的是搅局者的角色，它的力量偏向哪一方，往往会对当时“国际”战略局势变化产生很大的作用与影响，因此秦国就有点儿像今天的俄罗斯，看似综合实力不强，但军事力量还是很强的。而处理国际事务的手法，往往强硬而坚决。齐国好像类似于当今的英国或者欧盟，在一般情况下，总是惟晋国马首是瞻，虽然同晋国有时也会发生一些矛盾，但总的趋势是进行战略合作，对付他们共同的对手楚国。
一等强国的战略地缘优势非常明显。四个一等强国，晋国的位置在北边，齐国的位置在东边，楚国的位置在南边，秦国的位置在西边，他们的战略地缘优势非常明显。现在也是如此，能够发展起来的大国，都占有有利的战略地缘形势，比如美国，一边是太平洋，一边是大西洋，南边的墨西哥、古巴完全不是它的对手，北边的加拿大不如它，而且它们价值观是一致的，一般也不会起冲突，所以美国的地缘位置是最优越的。中国的地缘位置也比较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留下的一些后遗症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俄罗斯也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俄罗斯除了在立国之初曾一度和西边的北欧瑞典诸国长期较量、难分伯仲以外，从乌拉尔山这边往东发展很容易，所以说它有个回旋的空间。
晋、楚、齐、秦成为大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具有非常有利的战略地缘优势。它们在战略上处于外线作战的主动、有利位置，而不处于内线作为战场的位置，所以在战略上很主动，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例如，秦国励精图治，养精蓄锐至秦穆公时，决定向外扩张，东出函谷关向中原发展，但却在崤之战为晋国所大败，“匹马只轮不返”，东进中原的道路被阻断。秦穆公暂时放弃东进，调转矛头，转而吞并了周边的小方国、小部落和少数民族。《史记·秦世家》上记载，秦国公曾经“灭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国就是通过蚕食周边，扩张并积蓄实力，逐渐成为了地区强国乃至天下强国的。楚国也是如此，北上争霸多年，城濮之战为晋国所败，争霸暂时遭受重大挫折之后，转而对付汉水、淮河流域的少数部族和小国家，“汉阳诸姬，楚实并之”，至于那些淮夷小国，更是在楚军兵锋所到面前，顷刻覆亡。有了这样的积累，其在楚庄王时终于等到机会，再次北上中原，“陈师周疆，问鼎之轻重”，高调门逐鹿中原。
这些国家之所以成为一等强国，除了明显的地缘优势之外，还因为除晋国外的其他三国都不在中原核心文化圈内，文化上受周礼的传统影响不是那么的严重。这些国家不受传统的礼乐文明的规定的束缚，反而可以放手一搏。这也就是为什么春秋时期，许多制度的变革都是从晋国、楚国、秦国首先兴起和推行的缘由之所在。
事物的利弊一定是相杂的，于国家发展而言，传统既是一种资源，但同时也是个沉重的包袱。美国自建国以来，只有短短两百多年的历史，没有太多传统可言，但相对来说，发展起来也没什么包袱，可以轻装上阵。马丁·路德·金在20世纪60年代演讲《我有一个梦》的时候，没有人能想到，五十年后，一个黑人成为了美国的总统。没有传统束缚的国家，敢想敢做，反而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春秋时代列国的举措，如国与国之间的结盟，中小国家对大国的依附，都和这些国家的战略地缘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这些国家的许多战略措施、方案的选择也与其地缘关系直接相关。
“远交近攻”作为一个军事专有名词，始于秦国，是在战国时代，由范雎向秦王提出的，与远方的国家交朋友，打击周围附近的主要敌人。“远交近攻”由此成为秦国的一项国策。在这一国策的指引下，秦国暂时把齐国、燕国放在一边，集中力量进攻韩国和魏国。
“远交近攻”成为秦国国策始自战国，但在春秋时期，“远交近攻”就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是各个国家制定国家战略方案的时候优先考虑的策略。春秋时期最喜欢打仗的两个二等强国是宋国和郑国，它们始终在打仗，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国家紧挨着，宋国依附的是晋国，郑国大部分时间依附楚国，少部分时间依附晋国。宋郑两国之间互相攻打，然后远交鲁国、齐国、卫国这些国家。
大国之间的同盟或分化，也受到战略地缘关系所制约。有一个成语，叫“秦晋之好”，指的就是秦晋两国之间的结盟。晋文公重耳能当上晋国的国君，是由秦穆公一手策划的。秦穆公在把女儿嫁给重耳的同时，派兵护送他回晋国，颠覆了晋怀公政权，让重耳当上了晋国国君。秦穆公这样的举动当然不是出自对晋国的感情，而是在晋文公身上投注感情成本，以便晋国日后回报，为秦国东进中原，称霸天下提供便利。但事实证明，秦穆公失算了，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都是这样，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不变的利益。晋文公同样也是利益至上，尽管娶了秦穆公的女儿，依靠秦穆公的资助夺位成功，但是他仍然站在晋国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晋国的立场就是要独霸中原，不容许他人染指，因此晋文公一定要死守函谷关，不能让秦国东出。尽管在核心利益上秦晋两国互不相让，但由于有较为老练的政治家晋文公从中斡旋，秦晋两国也不至于撕破脸，晋文公在位时始终维持着表面的和平，因而“秦晋之好”这个成语也就流传了下来。然后，晋文公去世后，其继承者的做法就很冒失了，两国矛盾迅速激化，而一直发展到兵戎相见，彻底破裂，崤之战就是标志，“秦晋之好”变成了“秦晋死磕”。
那么，齐国为什么和晋国结盟，一起对付楚国呢？第一，齐国和晋国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利益追求，都是中原文化圈的主要成员。第二，出于战略地缘关系的考虑，齐国和晋国不会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因为两国之间还隔着郑国、宋国、曹国、卫国等许多国家。第三，两国都觉得楚国是最大的威胁，因为在其眼中，楚国人受周礼的影响不深，不按规矩出牌，难以揣摩。
因此，这些大国的战略格局的变化，由战略地缘关系的角度看，是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如果以“千年古今一线牵”的穿越性思维看问题，我们能够发现：春秋列国的战略地缘关系，实际上就是现代国际关系的一个缩影。它对今天世界上的大国，尤其是当今的中国来讲，至少具有三个启示意义：
首先，要明白国际战略的大势，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不能妄自尊大，又不可妄自菲薄。在战略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要能够做到“藏巧守拙”“韬光养晦”，不要急于“亮剑”“秀肌肉”，所谓“时不至，不可强究”。但这种忍耐，这种内敛，决不是被动的、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攻势防御，是以时间换空间，一旦时机成熟，就要敢于展示大国的力量，“得时无怠”。就像当年的楚庄王那样，“南方有鸟，三年不鸣，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而要能够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关键在于“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兵法·形篇》），懂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生活常识，立足于自己的发展，做大做强自己，“卧薪尝胆”，坚韧不拔，就像当年楚国所走的立国之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其次，要正确对待对手，不能以自己的价值观、文化观为区分文明高下、文化优越的标准。这对当今世界上的“龙头老大”美国来说，尤其有必要。就像当年的楚国虽是中原列国“尊王攘夷”的对象，但楚庄王的识见、格局、功业，较之于齐桓公、晋文公，可谓毫无逊色，他的“止戈为武”的卓识，他人是望尘莫及；他在邲之战后反对筑“京观”炫耀武功的做法，反映了他崇尚和平的胸襟；而他对“武有七德”的诠释：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制止暴力、消弥战争、保障强大、成就胜利、安定民生、团结大众和繁荣经济）。更是历久弥新的崇高理念和正确道路，堪称春秋大国关系处理上的伟大准则。总之，楚庄王的许多做法比中原的那些诸侯国更加有人道关怀精神，今天的中国也一样，传统文化所蕴涵的价值观比起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所强调的普世价值毫不逊色，“和而不同”、“亲善友邻”，是受到全世界大多数人所高度赞赏的。当年，晋国一味打压，到头來，是自我毀灭，走上“三家分晋”的末路，而给秦国提供了坐收渔利的机会。今天的欧美西方世界，最好不要沉湎于所谓的“历史终结”的幻觉之中，重蹈当年晋、齐的覆辙，而应该理性地对待和包容、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和平发展的双赢、多赢的理想局面。
其三，在国家核心利益的追求过程中，大国有矛盾乃至冲突，是正常的、必然的。应该选择正确的方针策略去应对，对冲突进行有效的控制，要善于妥协，懂得在国际关系处理上，妥协是最大的政治与战略智慧，要善于做到漫天要价而就地还钱，用对话、谈判为主要手段来处理分歧，解决问题，尽可能避免诉诸武力，公元前546年“向戌弭兵”的成功，就是当时大国关系处理上的一个很好范例。
在今天看来，向戌所倡导的弭兵运动之实质，是典型的春秋时期“G2”，是所谓的晋、楚“共治”天下，是当时中原长期角逐的两大主角晋、楚正视现实，承认战略均势，互相妥协，分享权力。在这次“弭兵大会”上，晋、楚两个大国终于达成共识：中小诸侯国对晋、楚要同时朝贡，“晋、楚之从交相見”，楚国的盟国要到晋国去朝聘，晋国的盟国也要前往楚国去朝聘。唯有齐国、秦国这两大列强享受特殊的待遇：“晋之不能于齐，犹楚之不能于秦也”。应该说，这是当时国际战略格局平衡上的最好选择了。即使在今天，依然让人们遐思不已，悠然神往，从中汲取有益的启迪！换言之，我们何不把春秋战国这段历史，各国彼此间的关系布局、格局，控制要害的战略和思维运用起来，作用于当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