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原本自恐惧而来，来自于对生命与岁月的恐惧，人们用狂欢把那恐惧压下去。
闫 红
春节期间，频见年轻人吐槽。吐槽父母逼婚、吐槽亲戚问收入、吐槽春晚不好看、吐槽进得少出得多要是身体也能像红包这样减肥就好了……撇开年终奖与七天假，年轻人对这个节日还真是感情复杂。
一时想起《红楼梦》里，元宵、清明、端午、中秋，哪个节日都过得神采飞扬，唯独说到过年，要么是一带而过，要么就写得很无聊。
前八十回里，两处写到过年，一处是元春省亲前，“朱批准奏：‘次年正月十五上元之日，恩准贾妃省亲’。贾府领了此恩旨，益发昼夜不闲，年也不曾好生过的。”一句话，就把个新年打发掉了。但也有情可原，那么大一件喜事放在元宵夜，过年意思一下就可以了。
到了五十三回，曹公正儿八经要写一回过年了，细细地写贾府里祭祀、焚香、吃年酒、进宫朝贺，写得排场极大，像一幅画儿，画上的每一个人，做的都是规定动作，不像其他节日里，欢声笑语间，便凸显了各自的性情。
两处描写加起来，可以凑成曹公对于过年的感觉，这是一个既乏味又充满繁文缛节的节日。假如我们认同《红楼梦》是一部自传体小说的话，这，也基本上是贾宝玉的春节印象，他十有八九是不喜欢过年的。
宝玉不喜热闹，而过年太热闹。贾府里其他节日，比如元宵中秋等等，都是自家人在一起吃饭，贾宝玉深受宠爱而如鱼得水，但除夕就不一样了，他要见到的人不只是亲人，还有亲戚。
且看看文中描述：“老嬷嬷来回：‘老太太们来行礼。’贾母忙又起身要迎，只见两三个老妯娌已进来了。大家挽手，笑了一回，让了一回。”
这些老妯娌，是贾府旁支亲眷，宝玉也该上前喊一声奶奶。她们坐在一起，会聊些什么呢？书里没说，二十九回里，倒有个样本。那个无聊的张道士，见了贾母，先是夸老太太气色好，又赞宝玉发福了，然后自然而然地就说到宝玉的婚事上，提起前日在哪个人家见到一位小姐生得好模样，要给宝玉做个媒。
黛玉和宝玉因此狠狠地呕了一场气，但我总怀疑那位小姐是张道士现编出来的，半生不熟的亲朋好友，见了面，拿孩子的婚事闲磕牙，简直是情不自禁的事，既满足八卦心理，又安全保险，还证明自己是一个有主张负责任的长辈。催婚，多少年前就是亲戚间的保留戏码了。
大年下，与贾母握手相见的老太太们，大抵也是按照这个格式走。但宝玉的婚事，因贾母与王夫人、元春的博弈悬而未决，他做不得自己的主。催婚以及随即引发的做媒，只是徒然增加黛玉心中的阴影，长辈们的快乐，是建立在晚辈的痛苦之上的。
逼婚话题之外，年轻人最烦的，还有问收入。当他们问收入时，其实问的是你在社会上的定位，你的现状和前程。无业游民贾宝玉一样会碰到这类问题，孔子说他自己十五岁有志于学，贾宝玉的侄子贾兰也在好好读书练习射箭，准备参加科举，唯有宝玉，成天家东游西逛，既看不到他的未来，也看不到他在干什么。
荣国府的人见怪不怪，外面的人，则不免啧啧称奇，贾母的陪房赖嬷嬷见了他，都指着他教训：“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爷不过这么管你一管，老太太护在里头。当日老爷小时候挨你爷爷的打，谁没看见的。老爷小时，何曾像你这么天不怕地不怕的了。还有那大老爷，虽然淘气，也没像你这扎窝子的样子，也是天天打……”
从前看这回，总觉得赖嬷嬷太不会说话，有了生活经验，方悟到，她其实是在变相跟贾母示好，这些数落，是“我都为你好”的另一种比较狡猾的表达。那些老妯娌们，也许不会像赖嬷嬷这样直接，可面对宝玉这么个半大男孩子，问他的现状，又是另一个情不自禁的话题，况且，她们比赖嬷嬷更有资格倚老卖老。
还有那些来拜年的叔伯，以及那个最让宝玉头疼的贾雨村，他们会问得更仔细，让逃避学堂成天跟姊妹们混得不亦乐乎的贾宝玉情何以堪？贾政在家的日子，虽时常把宝玉骂个狗血喷头，但亦有当父亲的虚荣心，没准儿会像某些章节里曾有过的那样，把他拎出来，让他当众做首诗什么的。总而言之，让当代年轻人在春节里备受困扰的那些，贾宝玉或者说曹公应当预先都体验过，那些不快乐的记忆，让他懒得再提。
说到底，是新年这节日太主流，跟非主流的贾宝玉犯呛。
最初“年”是个吃人的怪物，人们用鞭炮，用喧天锣鼓去驱逐它，这个故事也许可以说明，年，原本自恐惧而来，来自于对生命与岁月的恐惧，它的到来，提示你离死亡更近一步，人们用狂欢把那恐惧压下去。
驱逐恐惧的另外一种做法，是确定自己的坐标，在“适当”的年龄做“适当”的事，会让人觉得心里踏实，觉得把握住了光阴，所以过年一定要总结，总结完自己，再总结别人，一总结，就感觉到缺失了，就顺理成章催上了。差别只在于，催自己孩子，那是真心实意，催人家的，不过是坐实对方的缺失，在心里反刍自己儿孙满堂的快意。
人们还喜欢在过年时算计收成，以加强内心的安全感。连贾珍这个“到三不着两的”，心里都有一本清账，在年节来临之前，算算荣国府人又多，收入状况更差，入不敷出，顿时踏实很多。
新年的快乐与满足感里，是对俗世的执迷，自我被抽离，人们变成一个个符号：在祖宗灵牌前虔敬的后代、与鬼神巧妙周旋的凡人、必须融入欢乐海洋的一分子，还有，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在生命坐标上不偏不倚稳稳立住的那个点。
可是，对于曹公来说，哪有什么适当与不适当，只有我想与我不想。家财万贯可能瞬间成空，算收入因此很无聊，不能与心爱的在一起，举案齐眉又如何？新年只是时间的节点，而非人生的节点，何必这样欢天喜地又禁忌重重地，去制造噪声、垃圾和狂欢后的虚空。
牛人都把过年看得淡。曾看过周作人一篇日记，说到过年，他淡淡地说，这一天不喜不悲，只是看书度日。而我，在今年除夕下午，收到少年时一位老师的短信，还没打开时也愕然，高冷如他，居然也会群发拜年短信？打开来，却是在谈钱锺书和周一良，想来是读得有滋味，随手发上一记。
更为称意的，还有宋朝那位和合肥颇有瓜葛的姜夔先生，他在新年这天写道：“柏绿椒红事事新，隔篱灯影贺年人。三茅钟动西窗晓，诗鬓无端又一春。慵对客，缓开门，梅花闲伴老来身。娇儿学作人间字，郁垒神荼写未真。”他屏退人声，闹中取静，在诗歌、花朵与孩童的陪伴中，清清静静地，过这自在流年。
这样的新年，想来才能让宝玉心生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