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安徽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安徽马鞍山243002]
摘要：尽管辛格的《巴±》和张爱玲的《封锁》出现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学视野中，在这两个文本中，却同样彰显着以现代交通工具为主所构成的特定空间给予人不同的心理与生理、精神世界和社会关系层面的生存体现，与此同时，空间还是权力的容器，用它随身携带的价值和理念框架、挟持该空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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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空间叙事《巴士>《封锁》
长期以来，在人文社科研究中，时间和空间的重要性并不对称，在时间一空间坐标中，人们往往向线性时间一极倾斜，而空间则被忽视、漠视和挤压。20世纪后半期，这一局面发生了变化，空间研究成为后现代显学，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眼光投向该领域。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成为重视空间研究领域、开拓空间研究的重磅之作；此后，福柯的“异域空间”、大卫·哈维的“时空压缩”、爱德华·苏贾的“第三空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空间问题，并把研究的焦点集中转向空间。
国内对空间思想的关注与学界对西方相关成果的积极译介和研究紧密相关。2000年以后，相关译著日渐增多，其中包括包亚明主编的“都市和文化”专辑，景天魁、朱红文主编的“时空社会学译丛”等，国内学者也相继出版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专著，如吴冶平的《空间理论与文学的再现》、童强的《空间哲学》等。空间理论和其他学科相互交叉、结合，形成了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空间叙事学就是其中之一。学者龙迪勇认为空间叙事学是叙事学研究的新领域，学者董晓烨等梳理了文学空间和空间叙事理论，学者程锡麟等运用叙事空间理论重读了一些文学经典作品。空间叙事学，这一尚待完善的新兴领域，为我们解读中外的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空间可以成为我们思维与经验的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尽管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1904-1991)的《巴士》和张爱玲的《封锁》出现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视野中，却同样彰显了以现代交通工具为主所构成的特定空间给予人不同的心理与生理、精神世界和社会关系层面的生存体现，与此同时，空间还是权力的容器，将它随身携带的价值和理念强行赋予每一个被该空间框架、挟持的人。不过，以现代交通工具为主所构成的特定空间却可以成为隐伏的裂口，生产出自我的“他者”，对抗日常空间的挟持，尽管这种对抗是暂时的。
一、巴士空间的诉说
在《空间的生产》中，列斐伏尔指出空间并不是静止的、不动的，它不仅仅包含事物，也包含事物之间的一系列关系，并提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从而从根本上扩展了空间的内涵，并将空间的单元划分为物理空间、思想空间和社会空间。而小说中的物理空间既是故事发生的地点，又是叙事必不可少的场景和背景。叙事学家图兰认为：小说中的场景不仅可以充当背景，还可以影响人物的行为和塑造。也就是说，小说中的场景不是静止的、固定的、非辩证的，空间和叙事可以是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而在《当代叙事学》中，华莱士·马丁也指出，创造可信的陌生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旅行，“到处活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巴士》和《封锁》都以旅行母题为叙事手段，将小说的主要场景设定在以现代交通工具为主所构成的特定空间。巴士也好，电车也好，都形成了有别于日常的物理空间，而在这物理空间的更迭中，人的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辛格的《巴士》中，（隐含）作者采用了个人型叙事声音，在“我”的叙述中，“时间的表现手段被作者有意识地弱化，叙事的空间特征则相应地得到了强化”。失恋的“我”为了排解失恋之痛，搭乘一辆巴士，进行为期十二天的西班牙之旅。在旅途中，交通工具巴士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成为故事中最先出现并贯穿整个故事进程的最重要的物理空间。按照巴士司机的要求，乘客每天交换座位，好让每位乘客都有机会拥有最佳的观光视野。由于“我”是独自出行，所以有机会在更换座位的时候结识不同的乘客。在途中，“我”结识了韦尔豪弗夫妇和麦塔隆夫人以及她的儿子马克，并和他们发生了一段故事。此外，小说中还出现了不同的餐厅、旅馆、马车、夜总会和火车等诸多的物理空间。随着空间的变更，旅程在继续，故事在发展，“圆形人物”得以塑造，空间的聚焦效应、生产效应也得以彰显。“空间生产不仅体现在空间的生产上，也体现在空间所包含的社会关系的生产上。”“我”、韦尔豪弗夫妇和麦塔隆母子构成了一个与犹太人有着密切关系的群体，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空间。在这个新的社会空间中，人们彼此交往和碰撞，从中折射出犹太人的生存现状和生存困境：“同化”与“异化”，“规训”与“逃离”。犹太人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必须要融入社会的主流群体，他们中有的人是被动的，如有纳粹难民营经历和非犹太人结婚的麦塔隆夫人；也有主动要求被同化的，如有一半犹太血统的少年马克。而在他们被同化的同时，与之密切接触的人也在被其同化，如韦尔豪弗先生和麦塔隆夫人。在规训的过程中，有成功者，如在文本中处处受欢迎的“我”；也有不顺利的，如“变成什么都不是的边缘人”的麦塔隆夫人。而对“我”而言，随着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变化，“我”的精神空间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是一个美国犹太裔作家，一直惧怕土耳其人。然而在旅行中，“我”却和土耳其亚美尼亚基督徒麦塔隆夫人纠葛在一起，上演了一场纠结的感情戏。从最初的相互被动到后面的相互暧昧，终于在马车和夜总会里，“我”与麦塔隆夫人情感发酵，擦出了火花，“我们”甚至谈到了生孩子。然而在旅馆中“我”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没有任何精神上的联系和默契，意识到重重危机的“我”最终决定逃离。“我”退出了旅途，坐上了前往日内瓦的火车，踏上了回国的征途，这场原计划十二天的旅行也宣告结束。
张爱玲的《封锁》则发生在旧上海的公交车上，是一场短途的旅行故事。在作者型的叙述声音中，作为交通工具的电车成了整个故事中最重要的场景，在封锁的电车中，时间停滞不前，处于混沌状态，《封锁》几乎成了空间性的诉说。张爱玲用近乎西洋画的笔墨勾勒出了一群上海人：几个公事房回来的人、长得像兄妹的中年夫妇、男主人公吕宗桢、手里滚动着核桃的老头子、女主人公吴翠远、奶妈和怀中的小孩、医科学生等，展示了旧上海的民间万象。在此处的人一空间的关系中，封锁的电车一举打破了昔日常规的生活空间，面对这突然的变更，商人、股票经纪人、银行会计师、学生、教师、家庭主妇等社会各色人等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填补新的社会层面的空白。“有报的看报，没有报的看发票，看章程，看名片。任何印刷物都没有的人，就看街上的市招”。在形形色色的乘客中，男主人公华茂银行会计师吕宗桢的行为最生动。在封锁的巴士空间中，吕宗桢凑着托着肉包子的报纸上的字，打发这可怕的空当。对吕宗桢而言，生活变成了一场拼凑碎片的文字游戏。而为了躲避表侄董培芝，他调换了座位，坐在吴翠远的身后。为了吓退觊觎成为他女婿的表侄，这个淹没在嘈杂都市中的中年男子，一改自己平日里的循规蹈矩，主动搭讪，开始调情。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实施他的调情计划时，他却一步一步敞开心扉，在不知他底细的女人面前，“他只是一个单纯的男子”。他坠入了情网，开始向“这个可爱的女人”倾诉家常和自己的苦恼，甚至许诺重新结婚。女主人公吴翠远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助教，吕宗桢的搭讪最初让她非常吃惊。在吕宗桢的再次进攻下，她没有断然拒绝，而是享受着电车上这萍水相逢的暧昧。她聆听着他的述说，彼此“坐近一点，再坐近一点”。可是，封锁一旦结束，男女主人公却又迅速奔向了各自生活的起点。封锁开放了，电车继续前行，吕宗桢回到了自己原先的座位上，吴翠远也意识到，一切都没有发生，整个上海只不过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回到家中的吕宗桢，正如那只乌壳虫，又爬回自己的巢中。
可见，在《巴士》和《封锁》这两个文本中，物理空间的转换给人们的生理和心理、精神世界和社会层面都带来了不同往日的体验。在以交通工具为主的物理空间展现、诉说旅行故事的同时，《巴士》和《封锁》也彰显了人与空间复杂的双重建构的交互关系：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塑造、更改所在的空间，空间也可以塑造人自身的行为和思想。
二、盛载权力的（巴士）空间
人一空间的关系复杂而交互。人可以改变影响所在的空间，而所在的空间也在塑造、框架该空间的人。列斐伏尔指出，空间看起来是均质的、客观的，可是我们一旦探知它，就知道它其实是一个社会产物。“它永远是政治性和策略性的。……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福柯在他的名著《规训和惩罚》中从对法国刑法史的谱系学分析人手，阐述了“微观权力”及其运作策略，而空间也是权力运作的重要手段之一。书中尤其论述了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提出了“全景敞观主义”，从微观物理学的角度分析，认为权力和空间处于一种相互映衬、相互表述的关系。可见，空间是政治性的、有意识的，空间是权力的容器。因而任何一种人化空间形式都具有它所规定的价值取向，“从伦理价值、美学价值直到政治价值，都有特定的指标、内涵、口吻、姿势和成色；空间也注定会将它随身携带的价值强行赋予每一个被该空间框架、被该空间挟持的人。”在《巴士》和《封锁》这两个文本中，交通工具的空间更像是规训权力的抽离，作为日常空间隐伏的裂口生产出自我的“他者”，对抗日常空间的挟持，而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印证了空间可以盛载着权力。当然，这种对抗的成功性只是暂时的。随着旅途的结束，日常空间的回归，自我的“他者”便悄然隐去。
在《巴士》中，为了排解失恋之痛，“我”踏上了旅途。旅行打破了“我”固有的生活空间；在新的空间中，“我”的理念和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在旅途开始，我认为马克试图为我和他母亲牵线搭桥的行为很愚蠢，因为对于一个美籍犹太作家和一个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富有的寡妇而言，这种关系根本没有前途。然而，随着时空的变更，“我”渐渐抛弃了刚开始的想法，和麦塔隆夫人纠葛在一起。坐在一起的“我们”畅所欲言，互吐心肠，“我们”甚至打着哈欠，在睡意蒙咙中继续聊天。途中，马克示意母亲邀请“我”去他们房间洗澡。在麦塔隆夫人的房间里，我恭维麦塔隆夫人的美丽；在马克的指示下，“我”还亲吻了麦塔隆夫人。而在马车和夜总会中，“我”体内的激情在燃烧，“我”和麦塔隆夫人的情感在发酵，我们有了更多的肢体接触，甚至谈论生子，试图融人对方的空间生活。
然而，这种摆脱只是暂时的，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而是许多个——的确是，一组无限多样性或不可胜数的、我们通常称之为‘社会空间’的社会空间。在成长和发展中，没有空间会消失……各种社会空间相互交织也是一条定律”。所以，对“我”而言，那种“把他们逼疯的力量一直存在于世”。在旅程中，巴士窗外的“一片区域”“一片古老的橄榄树林”“烧过一半的平原”和“马匹交易集市”，都让“我”想起了《圣经》中的《旧约》，让“我”仿佛置身于幔利平原的某处。受麦塔隆夫人的邀请，“我”来到他们的房间；在马克的指示下，“我”亲吻了麦塔隆夫人。仿佛情窦初开的小伙子，“我”的脸变得又潮又湿，双脚不听使唤，还糊里糊涂地多下了一层楼。可是，当麦塔隆夫人邀请“我”去土耳其生活时，“我”意识到这是绝不可能的，韦尔豪弗夫人的警告更让“我”意识到“我”正在爬进一滩泥沼。即使在马车和夜总会里，在夜色的催情下，在“我”和麦塔隆夫人像久别重逢的恋人那样拥吻后，夜色中那些本该让人想入非非的靡靡之音，却让“我”想起了在犹太教赎罪日前夕做祈祷时唱的歌。回到旅馆房间的“我”，终于下定决心，对于一名美籍犹太作家而言，和基督徒恋爱是不可能，“我”决心抗拒一切诱惑。第二天早上，“我”便兑换了支票，购买了前往日内瓦的火车票。登上列车的“我”开始修改一份手稿，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在列车用餐车厢中，“我”和韦尔豪弗夫人不期而遇，“我”被告知，这趟旅程并不能使“我”忘记“我”想要忘记的人，“你什么也不会忘掉”。过去的一切都无法割舍。旅行尽管让“我”和以前的空间相剥离，然而“我”却只能暂时摆脱该空间给予“我”的理念和信仰。最终，“我”踏上了归途。
而在《封锁》中，这种空间对于人的挟持性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直接。在《封锁》中，由于封锁，电车停滞，本该流动的空间一下子变成了静止的。巴士空间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裂口，让故事中个体自我的“他者”脱壳而出。为了吓退表侄，吕宗桢一改自己平日里的循规蹈矩，自导自演了一场调情游戏。他一次次向他认为“没有款式”的女人发动进攻，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平日里中规中矩的中年男人竟然真我流露，身陷其中。他一步一步敞开心扉，坠人了情网，倾诉家常和自己的苦恼，甚至许诺重新结婚。吴翠远受过高等教育，是个典型的乖乖女。不过家长更希望她能腾出时间找个有钱的男人，而在学校里她觉得谁都看不起她。她并不快乐。所以，当这个突然被封锁的电车一举打破了昔日常规、固定的空间，成为日常生活中一个隐伏的裂口时，个体生存的“她”试图挣脱固有的框架，另一个吴翠远从这个裂口中脱壳而出。对她而言，吕宗桢“不很诚实，也不聪明，但却是一个真的人！”她觉得炽热而快乐，甚至想嫁给没钱又有太太的吕宗桢来气气自己的家人。她从最初矜持的女子变成了恋爱的女子，和吕宗桢谈婚论嫁，为他脸红，为他流泪，给他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在这个发生在旧上海的一幕中，一个并非天生的情种，另一个也不是无畏的勇者，却在这突然封锁的电车中，将平日里被压抑的、蜷缩在暗角的自我的“他者”一下子唤醒，上演了一场活色生香的调情游戏。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我们的空间具有奇特的影响力。其中之一就是它可以释放欲望。空间将欲望‘透明化’，它鼓励欲望透明清晰地涌现出来。”
然而，当封锁一结束，电车恢复行使的时候，吕宗桢便突兀地结束了他的调情。他突然站起身来，挤到人群中，消失不见了。吴翠远还以为他下车了，然而当车内点上灯时，她才惊愕地发现“他遥遥地坐在他原先的位子上”。当电车恢复行驶，一切又恢复原貌，自我的“他者”不得不隐退，吕宗桢和吴翠远又恢复了本来的自我。吕宗桢迅速结束了自己的艳遇，从一个单纯的男子回归成一个丈夫和父亲。他回到家中，一边吃饭，一边看女儿的成绩单。他最终没有勇气打电话，成为一只爬回巢中的乌壳虫。而吴翠远也明白过来，“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而整个上海只不过打了个盹，做了一个模糊的梦。封锁解除，如同梦醒时分，一切都不着痕迹。
三、结语
1943年11月，《封锁》发表于上海《天地》月刊第2期，收入《传奇》。而在辛格的《巴士》中，小说在开头就明确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年代是1956年。尽管这两篇短篇小说发表的时间相差十多年，出现在东方和西方不同的文学视域中，但有着不同生活背景的作者却都异曲同工地以巴士空间为叙事背景，为我们彰显了交通工具所构成的巴士空间给予人不同的心理和生理、精神世界和社会关系层面的生存体现，而空间作为权力的容器，也无时无刻不框架、挟持该空间的人。在《巴士》和《封锁》中，物理空间的变动打破了固有的生活空间，人们在新的生活空间构建新的社会关系，形成了新的社会空间，也就具有了新的理念和价值取向。然而，社会空间相互交织、彼此渗透；因此，人们无法彻底摆脱原有生活空间的影响；旅途一结束，随着空间的回归，人再次被原有空间所携带的价值理念所挟持。
诚然，空间理论的本意并不是为文学解读服务的，它是伴随着全世界范围内城市的急速扩张和社会的普遍都市化成长起来的一种哲学。随着大都市的兴起，列斐伏尔等思想家意识到物理空间的变化对于人的精神层面和社会关系层面的影响；无独有偶，某些小说类的文学作品则反映了这种契合，比如《巴士》和《封锁》，而这也印证了“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一说。笔者相信，随着国内空间理论研究的不断完善，“空间叙事”必然为东西方文学文本的解读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可能。
作者：王敏，硕士，安徽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
编辑：张晴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