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事务所出走
1712年6月28日，卢梭的母亲生下他后就死去了。卢梭自幼背负罪恶感。他在《忏悔录》中写道：“我的出生使母亲付出了生命，我的出生是我无数不幸中的第一个不幸。”他的父亲是一位粗通文字的瑞士钟表匠，其外祖父倒是一位博学的牧师，家中藏书甚多。
在卢梭七八岁时，他就能读小说和历史故事给父亲听。然而，这样相依为命的日子没过多久。在卢梭10岁那年，他的父亲跟一个叫高济埃的法国陆军上尉发生了一场纠纷，后法庭判决卢梭的父亲离开日内瓦，在异乡度过余生。这场变故使10岁的卢梭只能去舅舅贝纳尔家寄居。舅舅希望卢梭继续做一名钟表匠或者进城学习法律或神学，成为一名律师或牧师。
13岁那年，卢梭按照家人设计好的法律之路，被送到了本城法院书记官马斯隆那里，在他的手下学习“承揽诉讼人”的行当。这个行当名义上是法院书记官，却负责接洽形形色色的原告和被告，给他们提供法律建议，并“适当”收取费用。
卢梭在《忏悔录》中写道：“我对‘承揽诉讼人’这个雅号讨厌透了……不想用卑鄙手段去发财。天天干这行业务真是枯燥无味，令人难以容忍，加上工作时间又长，还得像奴才一样听人驱使，我心里就更不高兴了。我每走进事务所大门的时候，总是怀着憎恶的心情。”马斯隆也很不满意卢梭，对他抱着轻蔑的态度，经常骂他懒惰、蠢笨，像一头驴。不久，卢梭被赶出了那家事务所，并开始了长达13年的流浪生活。
虽然卢梭遭遇了许多冷遇和白眼，但是，他也得到了别人的许多帮助，甚至有过许多离奇的爱情邂逅。流浪的路上，他看到横行乡里的税吏和被称为“酒耗子”的地方治安官们横征暴敛，不禁为农民的贫苦和社会的不公感到愤慨。这些观感和他童年时的不幸，成为他未来致力于探讨人类不平等根源的动力。卢梭对于人民所遭受痛苦的同情和对压迫者不可遏止的痛恨，从这里开始萌芽。
1742年，30岁的卢梭来到法国巴黎。在这里，他结识了狄德罗、伏尔泰和其他的启蒙巨子，并很快崭露头角，进入另一种生活。
法国宪法与人权宣言之父
1749年，狄德罗因言获罪，被关入范赛纳监狱。卢梭等人为营救他而四处奔走，并每周去看望他一次。
这是一个炎热的夏天，从市区到监狱有好几里路。卢梭手头拮据，只能步行去看望狄德罗。他随身带着一本书，以便走累时消遣。这一天，他带了一本《法兰西信使》杂志，在路上边走边读。突然，他看到第戎学院的有奖征文公告：《科学和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利于敦风化俗》。一看到这个题目，卢梭头脑中长期孕育的许多富有生气的思想如潮水般涌出。当他在兴奋中走到范赛纳监狱时，《论科学与艺术》的文章已经在他的脑海中成型。在这篇文章中，他并没有就艺术而谈艺术，而是将视野投向宏大的人类历史。在他看来，一切文明并非理所应当，而是一种人造的、不平等的阶级世界。下层人的贫困与上流社会的靡烂并不是自然成立的，要回到最初的美好状态，就要打碎早已腐坏变质的不公秩序。
一年后，这篇文章竟然获得了第戎学院征文的头奖。一时间，卢梭名声大振，成为法国文坛上风靡一时的人物，这也成为他一生中“从以笔谋生转向以笔战斗”的重大转折。
1753年，卢梭完成了后来成为法国大革命思想纲领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文。这篇论文解剖了人类历史文明的过程，从经济和政治上挖掘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将社会的贫困、奴役和全部罪恶归因于私有制的建立。
两年后，这部著作在荷兰出版后震动了整个欧洲。各个沙龙都在讨论“人类历史的起源”究竟是卢梭所说的“黄金时代”，还是伏尔泰所讽刺的“茹毛饮血”。与此同时，卢梭对于现行秩序正当性的挑战，也达到了最高峰。在随后的《社会契约论》中，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什么才是好的政府？哪种政府在性质上最接近于理想状态？如果现行政府不够接近理想状态，予以改造甚至重建，是否有足够的正当性——这些后来成为推翻等级制、创建共和国理论基础的问题，在当时激起了宫廷和官僚们的愤怒。
于是，卢梭准备逃回日内瓦，但日内瓦的议会因为卢梭撰写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而对他恨之入骨。不久，日内瓦当局下令烧毁了他的书，并在巴黎通缉令下达第9天，也下令通缉他。两份通缉令传遍欧洲，卢梭只得逃往伯尔尼邦统治下的小岛圣皮埃尔岛。不久，伯尔尼邦下达驱逐令，要他马上离境，卢梭只得继续流亡。
1764年9月，卢梭接到一封来自科西嘉革命者的信，邀请他去该国担任制定宪法的工作。逃亡生活严重地影响了卢梭的健康。卢梭回信称，因为“眼前障碍重重”和身体“不适宜海上行程”而无法前往，但他对于这项事业的热忱不减，并“大包大揽”地代拟了一部宪法——这部宪法在30余年后成为法国革命的纲领之一。
1778年7月2日，卢梭去世。艰难不幸的一生终结后，卢梭的理念才由法国大革命得以实现。1789午的《人权宣言》明确承认，“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县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