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律师比其他大多数人更需要一个坚强的道德内核，因为在他们的职业领域里，道德是如此模糊，规避道德的诱惑无处不在。这种道德内核对一些人来说来自宗教信仰，对另一些人来说来自哲学上的承诺，对更多的人来说来自加入律协时的誓词。无论来自何处，这种道德内核应是恒定不变的，以此来对职业判断作出评价。
价值衡量标准
有一些律师为了被剥夺公权的人无私奉献，本应获得赞誉，但他们却受到不公正的污蔑；另一些律师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去帮助那些有权有势的剥削者，本应受到谴责，却得到不应有的敬重。
我们中剩下的大多数则是毁誉参半，有时也无意中被忽略，只是因为当事人和业务的多样性。最重要的问题是，使律师饱受攻击的理由往往都是错误的。
每当参加脱口秀节目，我都会因为代理有罪当事人而受到批评。“你明知他有罪还让他重新招摇过市，你晚上睡得着吗？”面对恐惧犯罪，又对律师不择手段、深恶痛绝的观众，如果我只回答因为自己身处一种抗辩制度中，这远远不能使他们满意。
更让人感到诧异的是，铺天盖地的批评直指人身伤害赔偿律师，因为他们“要价太高”。保险公司只关注大客户的企业和某些政府机构，不喜欢这些所谓“跟着救护车跑的人”，这完全可以理解。但为何工薪阶层也对这些私人律师异常反感？他们在风险代理费案、人身伤害案或违反保证案中更有可能成为原告，而不是被告。与那些事故赔偿办事员周旋的恰恰是这些律师，那些办事员被派来的目的是达成有利于保险公司的解决方案。原告律师使原告可以和保险公司在同一个平台上对抗。
由于大多数人身伤害案的原告在获得赔偿前无力支付诉讼费，因此，风险代理收费是指律师事务所在接受委托时只收取基础费用，其余服务报酬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就委托事项应实现的目标、效果和支付律师服务费的时间、比例、条件等先行约定。达到约定条件的，按约定支付费用；不能实现约定的，不再支付任何费用。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费用经常被滥用。尤其是在板上钉钉的案件中，因为这类案件唯一现实的问题是赔偿数额。
判断诉讼意义
关于公众对做广告律师的抱怨，我同样不太理解。我见过一些广告，它们催促生理缺陷儿童的父母就可能存在的医疗渎职行为咨询律师。
总的来说，我认为这种广告可能利大于弊。如果真的是医疗渎职行为导致婴儿生理缺陷，可以提醒一下这些尚未意识到自己权利的原告，他们有可能提出赔偿要求。
更多的诉讼或许对公司不利，却有利于司法和社会，尤其是当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提起诉讼时。当然有许多头脑发热的诉讼，就像针对有效的索赔存在许多轻浮的辩护。但这种过分行为可以通过合理的规则加以控制，前提是这些规则能保持中立，既不偏袒弱势群体，也不偏袒强势群体。
历史上一些值得称道的律师都是高级别的“救护车追随者”，他们使权利被剥夺者意识到自己拥有的合法权利。将当地这些花钱上电视的人身伤害案律师与那些无私的法律界名人归为一类，这似乎有些牵强。但这两种“追逐救护车”的行为却有着相似的目标：让更多本来不知道自己有权到法院投诉的人走上诉讼之路。所以，让我们为“救护车追随者”和法律界的其他各种“麻烦制造者”大声喝彩吧。他们为公平、正义、安全所做的贡献远远大于某些同行，因为那些人为过失（有时是故意）侵权行为人、违反保证者、环境污染者和其他形形色色做坏事的人长时间默默工作，为他们欺骗公众的行为辩护，并获得高额回报。
每一名被告人都有获得辩护的权利，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在刑事诉讼中，当个人面对公权力时，与那些因制造危险或污染环境而被贫穷的受害者起诉的公司相比，刑事被告人更需要这条法律上的金科玉律。事实上，即便在刑事案件里，犯罪组织也无权聘用法律顾问帮助他们继续从事违法活动。然而，许多民事律师的确在协助公司继续从事能为其带来利润的过失行为和不安全行为。关键在于如果你以优异的成绩从顶尖法学院毕业，不声不响地、出色地完成这些事情，几乎没有人会质疑这样做的社会效应，但目前律师所遭到的攻击并不是中性的，而是带有价值取向。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运动，背后的推手是商业利益。大部分利益会随着诉讼的与日俱增而丧失殆尽。没有一个关注正义的人会因为抵制诉讼爆炸运动所喊的口号而屈服。我们可以而且应该采取重要步骤来减少现有制度中的成本、滥用、误用和浪费行为，并引入更高效、廉价和省时的替代性争端解决方法。风险代理费应受到规制，以防止律师在板上钉钉的案件中大发横财。对于那些并无充分理由，完全以骚扰为目的的诉讼应加以制裁，但应有严格的限定。
最后，本应受谴责的律师，我们还应继续谴责；值得尊重的律师，我们还应继续尊重。但一定要弄清楚孰是孰非。
摘自：《致年轻律师的信》
作者：艾伦·德肖维茨（美）
译者：单波
出版：法律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