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白露
阳光、文气，绿色卫衣配休闲长裤，总是面带笑容，说话不急不慢，眼镜背后一双神情温和却看尽天机的眼睛，这就是凌斌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走在秋意渐浓的北京大学的燕园里，如果迎面碰上，不认识凌斌的人恐怕都难以相信，这个看起来既像邻家大哥又像刚毕业的学生的人，竟是北大法学院最年轻的教授。
熟悉凌斌的人都知道，他从来都不是那种喜欢哗众取宠的学者，尽管在2014年9月18日的莫干山会议上他一句“请把讲台让给年轻人”让他成为媒体的焦点。凌斌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笑言：“我不是莫干山上的挑战者，我是莫干山精神的继承者。把前辈当作平等的对话者，是对他们最好的尊重；参与改革的大讨论，是对莫干山精神最好的继承。”
感恩老师：“吾爱真理，亦爱吾师”
提起让凌斌尊重的前辈，他能掰着手指把从小学到大学教过他的老师一个一个数出来，细细地讲他们的故事，半天都讲不完。
凌斌是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从小学到高中，他的求学之旅就是每一个普通人家孩子梦想中的星光大道。高考后来到北京，除了中间有一年的时间在耶鲁法学院读L．L．M．（法学硕士），从本科到博士，再到任教，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北大的燕园，是个十足的“北大土著”。
“我的父母教给了我很多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告诉我永远要尊重自己的老师。这是他们给我的最好的教育。”提起他上小学四年级时的班主任巩凤清老师，凌斌现在还记得巩老师在他的作文本上用红笔圈出好句子和把他的作文选出来在全班讲评时他的那份荣耀。“如今看来也许微不足道的表扬，激起了一个幼小心灵对光荣的向往。从那以后，我每次作文都会用心去写，写完了就眼巴巴地盼着下次巩老师的讲评。”凌斌说。
对凌斌报考北大法学院影响最大的，是他上高中时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曲永庆。曲老师教数学能把数学教出美感来，他告诉学生解数学题是写诗，这深深地吸引了凌斌。每当节假日轮到曲老师值班，凌斌准会去找他请教，而且每次他都与曲老师恋恋不舍地聊到深夜。回家后，他还会反复琢磨，赶紧写一篇日记，把曲老师的话整理出来。在中国刚刚开始走向法治的1996年，曲老师告诉他：“你可以报法律专业，进可兼济天下，退可锄强扶弱。”
在曲老师的鼓励下，凌斌如愿考入北大。这里有莘莘学子渴盼的一流的教学资源。他不仅上法学院的课，还在其他院系找“食”。北大中文系的钱理群老师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让他听到了想象中北大该有、北大才有的课程。钱理群讲鲁讯小说中的“看”与“被看”，让凌斌头一次明白了鲁讯文章的妙处。遗憾的是，因为身体抱恙，钱理群只给学生上了半个学期的课。凌斌听说钱老师病了，辗转从昌平园跑到燕园，找到钱老师家探问，也获得了向钱老师当面请教的难得机会。他把所有苦恼都倒给了钱老师，两人一直聊到深夜。临走，钱老师还把他写的书送给凌斌。
上大二时回到燕园本部，凌斌的视野更加开阔了。自己的课上完，他又跑去旁听研究生的课。在孙晓宁、陈瑞华等老师的指引下，他开始接触后来成为导师的朱苏力老师的作品。《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是凌斌读破的第一本书。提起这本书，还有一段笑谈。凌斌向一位女同学借来这本书读，读后还给了她。过几天他又想读，于是再去找女同学借。借了还，还了又借，反反复复，到最后，那位女同学索性买了一本送给他。
“读朱老师的书，我想见其人。”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前夕的一天上午，凌斌在校院里帮忙。听说需要有人到朱苏力老师那里取一些材料，他立刻自告奋勇。到了朱老师家，朱老师在门口把材料给了他。他略有犹豫，磨磨蹭蹭地不想立刻转身就走。朱老师看了出来，问凌斌是不是想进来聊聊。他脱口而出：“想！”于是他进门，与朱老师一直聊到中午，从学问到学习，海阔天空。“说来奇怪，我的所有师兄弟、师姐妹都说怕朱老师。我打一开始就没有过这种感觉。而且相反，我仿佛回到了失散多年的父亲身边，感觉他是那么的和蔼可亲。”从那以后，他找遍机会向朱老师请教。朱老师到昌平园上课，他早上6点钟就起床赶班车去昌平园听朱老师的课。后来，他又写文章请朱老师指导。2000年，他正式成了朱老师的研究生。
凌斌读破的第二本书，是冯象的《木腿正义》——法学院学生书单上的必读书。冯象每年都到清华园讲学、任教，凌斌经常跑去向他寻求指点。后来，他到耶鲁求学，回北大任教，都认真地考虑了冯象的意见。
在《法治的中国道路》这本书的后记《吾爱真理，亦爱吾师》里，凌斌用了很长的篇幅或详或简地回忆了一路走来给予他用心指教的老师们。他放弃少年时治国平天下的从政理想，最终选择留在北大任教的原因，就是他要成为和他的老师们一样的好老师。用凌斌自己的话说：“从这些老师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学者同样可以通过研究学问和教书育人有益于社会和他人，并且贡献于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和这个世界的美好未来。”
拒宅书斋：让理论与实践交汇
凌斌从来就不是那种深藏书斋的“学霸”，从小到大，只要有机会，他总是愿意参与到各类社会实践中，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再用自己总结的方法去指导实践。读本科时，他是学校各类社团活动的活跃分子，上大三时还成为法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别人做学生干部工作，都是把精力放在上传下达、贴近老师上。凌斌却不同，他在真正地思考做这件事的意义和价值。在学工实践中，凌斌深深地感到，要想在实践中做好一件事，包括学生干部工作，仅有热情和才干还不够，还需要远见卓识和开阔视野。就这样，他一边读书，一边做事，在北大度过了从本科到博士长达9年的学习时光。
2011年年初，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受时任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院长蔡慧永的邀请，凌斌走进房山区人民法院，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副院长挂职锻炼。那段时间里，凌斌既要认真完成教学工作，还要确保每周至少两天到法院上班。每次去法院，凌斌都要从北京的最北边跑到最南边，距离很远，但他从未觉得烦，反而觉得在法院的时间还太少。他把这段早晚高峰拥堵不堪的上下班路途走得格外愉悦，因为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这段时间里，他通过向基层法官、向农民兄弟俯身学习，再一次打通了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的坦途。
在法院挂职期间，凌斌接触到大量形形色色的矛盾纠纷，对基层法院法官的审判工作也有了深入的了解，真切地感受到了以房山区人民法院为样本的基层司法生态环境。他高兴地发现，这些基层法官在日常审判工作中的一些工作方法和技巧，是理论研究很好的选题。同时，他们又有对理论学习的主动性和强烈愿望，需要理论界拿出相应的研究成果。
带着这些问题，凌斌一边认真考察中国城乡的司法现状，一边努力为房山区人民法院和其他行政机关的官员带去理论界关于基层法治实践的最新思考。更让他得到成长的是，他接过了房山区人大对他担任法院审委会委员、审判员的任命书，参与审委会讨论，穿上法袍亲自开庭，亲身积累了难得的司法经验。其中，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一起拖了13年的信访老案在他手里得到了化解。
在这起案件中，原告诉称在2000年承包了一家渔种场的200余亩土地和地上的42间房屋，并成立园艺公司开始经营。2007年，安某（原告）又和村里约定合作经营园艺公司。之后，安某以股权转让的形式将公司资产作价118万元转让给村里，但一直使用着承包地上的5间房屋。2009年，原告与园艺公司发生纠纷。法院审理后判决原告败诉腾房。原告以临时用地合同纠纷为南起诉了园艺公司，要求返还土地。
一起并不算复杂的案子，历经一审、二审、信访、再审，历时4年，迟迟不能解决。凌斌是案子再审开庭的审判长。开庭过程中，他发现双方水火不容，矛盾已经白热化。如果这次解决不好，双方都会重复上诉、信访，导致恶性循环，案子将久拖不决，对当事人、法院、社会都是很大的损失。在所有人都认为只能以判决结案的预测下，凌斌确立了调解结案的办案思路。
凌斌基于自己提出的“法民关系”理论，认为调解的关键在于着眼于双方的共同利益，不管双方利益分歧看起来有多么大，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都想尽快结束官司，让生活回复平静。当事人一方是78岁的老人，每次见面，凌斌都嘘寒问暖、端茶倒水，极其尊重对方；另一方是村委会，他们总是强调全体村民的利益，凌斌对他耐心说服，不卑不亢。渐渐地，剑拔弩张的双方当事人情绪缓和下来，开始信任他这个年纪轻轻的一介书生。
就这样，凌斌靠着双方当事人的信任，争取各方面的支持，一点儿一点儿地化解冰冻三尺的敌意和矛盾。同时，他还向庭里、院里有丰富调解经验的老法官请教，通过调解，最终让双方的利益都得到了保障。通过三次开庭，在凌斌和另外两位合议庭成员的主持下，案子最终得到顺利调解。现场签署了调解协议书之后，双方当事人和审判长凌斌激动得相互拥抱，一笑泯恩仇。
凌斌用自己的理论指导了自己的实践，用自己的实践印证了自己的理论。“我们的实务工作人员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他们是赤脚的‘波斯纳’。如果这些经验能上升到理论，对学术界一定是很大的贡献。”凌斌这样评价他从基层法官那里得来的感受。
组团读书：与众不同的“星期五”
在凌斌的办公室里，三大排书柜装满了书，办公桌上堆的也全是书，据说北大法学图书馆还有他捐出的一书架书。这些书对凌斌来讲，是他带着学生一起研读、一起思考、一起收获成长的纽带。现在，凌斌有三个读书小组，组员主要是来自不同专业、甚至不同学校的师生，还有些是来自于政府、媒体、律师事务所的专家。其中，最有历史的一个小组已经成立了14年，从未中断。这个小组最初成立的时候，叫做“星期五”读书小组。这个名字是凌斌提出的。他说之所以叫“星期五”，一是因为成立当天是星期五；二是《鲁滨逊漂流记》中有一个野人“星期五”，象征的是一种对文明世界的反思和批判；三是当时流行一个电脑病毒“星期五”，这个病毒每周五发作，其实它是推进电脑系统不断完善的重要因素。凌斌希望他们的“星期五”读书小组能以读书的方式对社会、对文明有积极的贡献。
这么多年来，无论教学科研和实践工作有多忙，读书小组的成员也不知道换了多少人，凌斌通过读书小组一起研读经典、碰撞火花、商讨改革发展大计的热情从未消减。现在，他又组织了一个阅读国学经典的《春秋左传》读书小组。他还组织了一个名为“改革与法治”的当代问题学习小组，户籍制度改革、新土改政策等都是他们探讨的内容。
“教学相长的确是我与学生一起读书过程中的真实感受，我希望我们的读书小组在研读经典著作的同时也关心现实，关注我们身边的问题和正在发生的一切。”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正是他们最近正在研究的课题。
凌斌的教学风格与很多老师不一样，他喜欢苏格拉底式的提问教学法，喜欢提问学生，也喜欢被问，尤其喜欢听到质疑和挑战的声音。他的课堂总是在提问中开始和结束。他在莫干山上如此，在未名湖边也如此。他说，这只是一个学者的本色。
很多北大法学院的男生都这样调侃：“凌老师的课一般占不到座位，因为座位都被女生提前占满了。”的确，法学院的很多学生都喜欢凌斌，就像凌斌喜欢他的学生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