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照干部任用的规定，从普通科员升至副处大约需要12年左右。此后出现了一个分水岭——能否以尽量短的时间完成副处到正处的升迁非常关键，因为这往往意味着这个官员是否能在有条件升迁的情况下、确保年龄不过线。
徐韬 也是受害者？
2013年5月7日，湖南湘潭市有关部门通报称，湘潭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提名免去“火箭提拔”的徐韬湘潭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按科级职务安排相应工作。
对于处理结果，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在其个人实名认证微博上表示“客观上也会为这起舆论事件划上一个句号”。陆群称，据了解，因“火箭提拔”被推上舆论风口浪尖的湘潭县27岁副县长徐韬日前向组织提出辞去副县长一职。
2013年4月22日，湖南省委宣传部通报了对“湘潭提拔27岁副县长徐韬”一事的调查结果：没有发现人为操作、弄虚作假及其他严重违规问题。
但“在提拔徐韬为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的过程中，岳塘区委组织部只进行了谈话推荐，没有进行会议推荐，没有就破格提拔事项向上级组织部门报告；在运用郴州公开选拔的考试成绩和考察成果提名其为湘潭县副县长人选过程中，湘潭市委组织部未严格履行推荐和考察程序。”
6名涉事官员因此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批评教育、诫勉谈话等处理。
徐韬事件源于2013年3月中下旬。有网帖质疑湘潭县副县长徐韬一年半时间完成从正科到副处的晋升，其间还在湘潭大学攻读全日制硕士研究生。随后，湖南省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去年4月4日，湘潭大学对徐韬进行退学处理。理由是徐韬在读研期间有三门功课挂科。
徐韬事件不是个案，山东韩寒与徐韬有着惊人的相似经历。去年4月21日，山东省金乡县鸡黍镇25岁女镇长韩寒辞职，同日，其父济宁市组织部副部长韩东亚也辞去现职。此前，韩寒的升迁被指得益于其父韩东亚。据济宁市宣传部有关负责人称，去年4月10日，在鸡黍镇人民代表大会上，韩寒“以高票当选为该镇镇长”。
陆群在微博评述徐韬事件时称“从某种意义上说，徐也是受害者。”“说他也是受害者，是因为他可能是被拔起来助长的那根‘苗’。”
隐形台阶过多 一步落后步步落后
按照《公务员职务与级别管理规定》，副科级就是进入了领导序列。因此，副科级对于许多基层公务员的升迁来说尤为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冯军旗有着两年的县乡挂职经历。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记录了一个县级政权的人员组成、结构、晋升方式和相互关系，完成了毕业论文《中县干部》。根据他的观察，在中原地区某县，干部们从一般干部晋升到副科，需要8年；从副科晋升为正科，需要3年；从正科晋升到副处，需要7年；从副处晋升到正处，需要7年。这样，1名22岁毕业的大学生，30岁成为副科，33岁成为正科，40岁成为副处，47岁成为正处。
县乡官员的晋升空间很小，一个县，大约也就100多个正科级实职岗位，30多个副处级实职岗位，4个正处级实职岗位。僧多粥少的结果就是在每一个级别之间和内部都衍生出大量的隐形台阶，比如乡镇的副科级隐性台阶，根据职务所含权力和资源的大小，以及排名先后，从小到大依次为：综治办主任、工会主席、人大副主席、乡镇长助理、武装部长、党委委员、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等，这是8级隐性台阶，而这些职务都是副科级。县里副处级的隐形台阶则包括：县政府党组成员、县长助理、副县长、统战部长、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等。
过度竞争和隐形台阶演化的结果，是不仅不同级别的上位是晋升，就是隐形台阶的前移也是晋升，这就使得大部分县乡干部的政治生涯都在隐形台阶上度过。
《廉政瞭望》早前一篇文章《基层升迁揭秘：副县官员升县委副书记须经9岗位8台阶》也指出，假设某人任副县级干部时仅30岁，每个岗位仅需干3年即往上升迁，干满这9个岗位时已是57岁。而且，在一些地方还有规定，副县级干部55岁即须退出领导岗位。虽然这是理论上的极端，但现实中在这几个台阶辗转、磋跎的也不在少数。
按照干部任用的规定，从普通科员升至副处大约需要12年左右。长期关注官员成长规律的北京市委党校教授鄯爱红说，此后出现了一个分水岭——能否以尽量短的时间完成副处到正处的升迁非常关键，因为，这往往意味着这个官员是否能在有条件升迁的情况下确保年龄不过线。通常，如果一个官员能在3-4年内由副处晋升为正处，那么他由正处升为副局、正局的空间就较大，而如果由副处升正处的年限太长，那么再进一步升迁时就可能遇到年龄的瓶颈。
冯军旗指出，这种机制往往造成官员晋升时一步落后，步步落后，也就是关键的机会就那么一两次，错过了，这辈子的仕途也就到顶。
交叉锻炼和“福地”助跑
前述《基层升迁揭秘》一文还曾指出，按照正常程序，乡镇领导要攀上县级领导层必然难上加难，就必须另辟蹊径了。
文章指出四条“蹊径”：一是招考，招考是选拔年轻干部最为便捷的方式。二是下派，下派的优点就在于：打破了传统上的论资排辈和逐级提拔的框框，因而具有年龄上的优势。三是经过团委升任。如2年前曝出的河北馆陶县代县长闫宁，其在副科级的共青团县委副书记位置上晋升为正科级。冯军旗分析称，这是不常见的高明手法，因为这之后调任正科级岗位就是平级调动，比直接提拔到正科级岗位要容易得多。四是特殊需要。按照规定，在县级班子的6个副职中，必须有一个是非中共党员，有一个是35岁以下，有一个是女性，如某人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结果是皆大欢喜。
官员在其成长过程中，普遍经历多个岗位。北京市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成长规律调研组所做的《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官员六成以上认为轮岗交流是干部成长的重要途径。
北京市委党校教授鄯爱红认为，交叉任职可以使官员的综合能力得到提升。尤其是机关官员，适时至区县任职锻炼是一种必要的经历。人们常常因此认为从市直委办局进入区县是“升格”，而区县的优势在这个特定的层面上明显起来。
据统计，不论是区县还是市直委办局，都有几处升迁“福地”存在，事实上这是全国的普遍现象。与北京各级官员长期接触的北京市委党校教授张勤说，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区县和部门中，稳健型或创造型的官员都更容易获得提升，而在“看摊型”单位的官员则上升的空间一般不大。
鄯爱红认为，所谓“福地”的形成是一系列互动作用的结果——能够担任重要区县和部门领导的官员一般都是得力之人，而在重要地区和部门的“锻炼”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能力，拓展了他们的人脉，引得了更高官员的重视，这种“强者愈强”的效应最终导致了“福地”现象的出现。
（转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