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李秀平 何照新
时至2014年3月，全国第一家蔬菜批发市场——山东寿光蔬菜批发市场诞生30周年。
在这个事关2亿多农户的“菜园子”、6亿多城市人口的“餐桌”、4600多座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生意”的重要时间节点来临前夕，2014年度的“中央一号文件”于1月19日发布——“强化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和“加强农产品市场建设”位居中央高度重视的32项“三农”问题之列。这意味着，而立之年的农产品市场迎来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时段。
当30年这一时段成为过往，全国4600多家菜市场的“蛋糕”已经成型。此时此刻，我们顺着农产品市场来时的路径对其成长历程做了一次盘点。
在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为蓝本回望农产品市场的30年发展路径时，菜农位居农产品利益链末端、“最后1公里”的蔬菜价格暴涨、农药残留等食品安全问题、外资大举“入侵”农产品市场、种植大国与品牌小国、“小生产”对应“大流通”等问题进入我们的视野——这些问题，急切地呼唤《农产品批发市场法》等制度构建。
张玉玺：新发地掌门人和一座大市场的崛起
张玉玺领衔的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如何从15亩地盘的地摊市场扩张为1800亩地盘的首都80%农产品源头的一级市场？他曾三次上书时任总理的温家宝，给农产品流通带来怎样的变化？
在自己的任期内，向来以民生为重的温家宝总理曾两次视察同一座农产品批发市场，而这座市场的董事长也因为与农产品有关的重大问题先后三次上书温总理。
这座位于北京南部地区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全名叫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人们习惯称它为“新发地”（以下简称新发地市场）。它不仅拥有国家工商总局认定的“新发地”这一驰名商标，而且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
新发地市场凭借“15亩土地、15万元资金、15个人”起家之时，正值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冲破计划经济的藩篱纷纷破土而出的时代。在近30年时间成为历史的今天，这座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市场和他的掌门人张玉玺已成为农产品流通领域的范例和代表。
收菜政策的终结与路边市场的兴起
“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大钟寺建了一个菜市场，你应该去看看。”当张玉玺为日复一日轰赶路边摊贩而苦恼不堪时，田振梅这样提醒他。
当年是1987年。张玉玺的身份是北京市丰台区花乡新发地村办公司——新发地联合公司分管农业的副总经理，田振梅是当地一家工商所所长。听了田振梅的话，张玉玺来到位于北三环的大钟寺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此前一年，北京市海淀区东升乡搭起一个占地面积300平方米的棚子，供当地菜农在里面摆菜摊。自此，北京市第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大钟寺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以下简称大钟寺市场）破土而出。
在大钟寺市场内，新鲜蔬菜的买卖在市民和菜农之间进行得热热闹闹。目睹这一情景后，张玉玺的心弦被轻轻地拨动了。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张玉玺是土生土长的新发地村人。在他儿时，拥有4600亩菜地的新发地村是北京近郊区的一部分，包括他父母在内的父老乡亲都是吃商品粮的“菜农”。
1970年，“菜农”的儿子张玉玺应征入伍，成为东海舰队的一名海军战士。1976年，他退伍返乡后，先后做过统计员、放映员等多种工作。由于他既有灵活的头脑，又有吃苦耐劳的品质，所以受到新发地村领导的重点栽培。1981年，他带着每月高达150元的薪水进入丰台农校学习。4年后学成毕业时，他被委以新发地村科技大队长的重任。
正是在这个时间节点，“菜市场”这一新生事物沐浴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风破土而出。
张玉玺在丰台农校求学的最后一年即1984年，全国第一座蔬菜批发市场——山东寿光蔬菜批发市场诞生。这座市场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农副产品的流通体制由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
在山东寿光蔬菜批发市场创立的次年即1985年年初，实施30多年的统购派购政策宣告废止。这一年，和北京市众多村庄一样，张玉玺所在的新发地村的菜地被分到菜农名下。
作为这一革命性变化的亲历者，张玉玺在接受《法律与生活》记者采访时，详细地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变迁故事。在计划经济时期，新发地村生产的蔬菜由张玉玺等人统一拉到北京市二商局的指定地点。新发地村所产的蔬菜对口供应宣武菜站，如果擅自买卖会构成违法。在菜地被分田到户的次年，北京市出台了“打开城门，放开价格”的蔬菜供应政策。与此同时，北京市二商局收菜的比例逐年下降。到1987年4月，北京市的蔬菜“统购统销”政策退出历史舞台。
在计划经济时代，承担北京市40%蔬菜供给任务的丰台区堪称北京市的“菜篮子”。取消统购统销政策，意味着政府放开了管控蔬菜种植和销售的那只手，把蔬菜生产经营的自主权还给了菜农。但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经历了一个阵痛过程。
告别“统购统销”后，菜农开始骑着三轮车进城卖菜。为此，菜农面临“顾得上卖，顾不上种”的问题。渐渐地，一些先知先觉的菜贩子从北京市区跑到郊区低价收菜后，到市区加价出售。从此，新发地村出现了这样一番情景：每天凌晨三四点，大批二道贩子会从市区来新发地村收菜。日久天长，一个买卖蔬菜的路边市场在此自发形成。
路边市场的热闹景象，一般会从凌晨三四点持续到上午八九点。这个时间段，正好覆盖公交车的早高峰。随着路边市场这张“饼”越摊越大，途经此地的353路公交车的通行受到影响。为此，公交公司把“状”告到了丰台区人民政府。
在马路市场形成之初，张玉玺因能力出众已升任新发地联合公司副总经理。在马路市场形成后，他负责收拾交易结束后那一片狼藉的残局。当丰台区人民政府要求新发地村解决“堵公交车”的问题时，“心里有火”的张玉玺开始带着人轰赶那些二道贩子和菜农。但轰赶的效果并不理想，“一轰就走，第二天又来了。”张玉玺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新发地村的路边市场，从1985年持续到1987年。在此期间，大钟寺市场建成，并处于快速发展之中。于是，田振梅对张玉玺提出“别轰了，你也搞个市场”的建议。
从大钟寺市场回到新发地村后，张玉玺采纳．了田振梅的建议，开办市场一事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1988年5月16日，新发地市场这棵在日后成长为奇迹的树苗得以栽种。
在上述理当载入北京市乃至中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史的日子里，张玉玺等15位新发地村民、用15万元（丰台区3万元、花乡2万元、新发地村10万元）资金、在新发地村投入的15亩土地上建起今天新发地市场的前身——新发地农贸市场。
在“菜园子”和“菜篮子”之间架桥
到2014年5月，新发地市场创建已经26年。曾任北京市丰台区花乡党委书记的李新民在市场创建第19年时，对新发地市场和张玉玺给出这样的评价：“在市民的‘菜篮子’和农民的‘菜园子’当中，架起了一道桥梁。”
在26个寒来暑往之间，张玉玺领衔的团队不仅把新发地市场做成行业龙头企业，而且他本人也成长为一名在全国数得着的农产品流通和“三农”问题专家。在政府要员、商业领袖和知名学者参与对话的平台——亚洲博鳌论坛2013年会议上，他所做的粮食安全问题演讲获得与会者阵阵热烈掌声，便是一个生动的注脚。
对农产品流通领域的问题信手拈来的张玉玺，将新中国的农产品流通历程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至1978年这个无论农产品数量还是品种都很稀少的时段，被称为“短缺阶段”；1978年至2000年这一因经济体制改变而带来的蔬菜种植面积大幅提高和市场大量诞生的阶段，被称为“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因蔬菜种植面积和产量大幅提升而出现“卖出去比种出来还要难”现象的时段，被称为“过剩阶段”。
踏着时代变迁的节律一路走来，张玉玺从“短缺阶段”的旁观者、“发展阶段”的参与者到成为“过剩阶段”的引领者，他所经历的一切充满励志色彩。
故事从张玉玺挨了一巴掌讲起。
张玉玺他们建立新发地市场的初衷，是为了方便本村人卖菜。但市场建起来后，由于买卖兴旺，附近村庄的村民也跑来卖菜。面对市场里人满为患的情形，张玉玺接受了田振梅“适当收一点儿费”的建议。
一天早晨，张玉玺带着几个人来到市场收费。面对3名农家兄弟的5筐茄子，他让对方交5毛钱管理费。谁知，一看有人要收钱，3兄弟一下急了。在争执中，3兄弟中有人伸手朝张玉玺的脸上打了一巴掌。
挨了这屈辱的一巴掌后，张玉玺说自己“被打醒了”。在挨打事件发生后，他在当地工商局的帮助下制定了详细的收费标准。
有了规定和标准后，张玉玺他们的收费工作顺利多了。当时，他对一车菜“收个块儿八毛钱”并没有当回事。但到年底一算账，纯收入竟然达到8.5万元。面对这个在当时来说不算小的数字，他被“吓了一大跳”。
在获得收费好处的同时，张玉玺也不得不面对“到市场里来交易的人越来越多”的问题。为此，市场的地盘逐年扩大。在随着场地扩大而日益增加的经营和管理问题面前，张玉玺意识到驾驭市场应该有一套管理办法。可是，当他来到书店“取经”时发现，连一本农产品市场管理方面的书都没有。
在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张玉玺开始通过实践摸索管理办法。
1990年6月，张玉玺变身“二道贩子”。当年，1斤西红柿在北京卖5分钱，而在内蒙古的集宁能卖2毛多钱。为此，张玉玺从北京买了两大卡车西红柿独自带着司机上路了。在连续行驶一天一夜后，他成了集宁一家市场里的客商。
夜半时分，正当张玉玺以每斤2毛5的价格兜售西红柿时，一伙纹身的人强行要以每斤1毛钱的价格把西红柿全部买走。在惊恐无助之际，市场管理人员出面保护了他。
最终，因为全国各地西红柿纷纷涌进集宁之故，张玉玺这次做商贩的经历以5分钱甩卖西红柿尾货告终。这次“差点儿赔钱”的贩菜经历，让他切身感受到“身处异乡做生意的商户最关心什么、最反对什么、最需要什么”。
在把北京的西红柿贩运到集宁的次年，张玉玺又有了一次从外地贩运蔬菜进京的体验。他从河南漯河收购了一车大蒜，雇了2名司机往北京赶。由于驾驶室内没有他容身的空间，在长达四五天的旅途中，他一直趴在车顶的苫布上颠簸着回到北京。
前后两次换位做商贩的经历，让张玉玺悟出“一些市场管理的真谛”。这样的“历练”，最终催生出新发地市场“让客户发财，求市场发展”的经营理念和“三大纪律，八项原则”的市场治理原则。
在新发地市场管理的相关规定中，既有禁止市场工作人员在市场内购买一切物品的规定，也有“不许放走赔钱客户”的规定。
张玉玺告诉《法律与生活》记者，对赔钱的客户，新发地市场在退还管理费的同时，还要帮他们找到赔钱的原因。“有的是信息不对路，收菜的时候价格出高了；有的是品种不对路，如河北产的大白茄子，北京人就不习惯吃。”这些都是张玉玺所说的“原因”。在弄清楚原因后，市场管理者要请客户吃一顿饭，才放他们走。
依托以人性化为底色的管理，新发地市场日渐强大。如今的新发地市场，每天向北京市民供应1.6万吨蔬菜和1.6万吨水果。
在新发地市场自创发展模式和管理规则求发展的过程中，在全国各地每年有新的市场诞生也有老的市场死去的生死之间．4600多家市场成为蔬菜从农村田间到城市餐桌的物流港或桥梁。
装在“菜篮子”里的政治和法治
在张玉玺的词典里，菜贩子一词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果菜经纪人”。
这一转变的背后，是蹬着三轮车贩卖蔬菜的小商贩变身为各类蔬菜和水果大王。张玉玺亲眼看见，一些当初蹬着三轮车来新发地市场的商户，很多人已买了汽车，其中一些人成了市场里的“大户”。一位名叫潘孝海的商户，一直潜心做西瓜销售，通过他销售的西瓜约占北京市总需求量的2/3。而像潘孝海这样的商户，在新发地市场并非孤例。
在商户们“做大”的同时，新发地市场的规模也从最初的15亩地盘、15名工作人员的小市场扩张为一座占地1800亩、有1700多名员工的大市场。与此同时，北京市丰台区作为首都“菜篮子”的内涵，也从“蔬菜种植”变为“蔬菜物流”。
从计划经济年代走过来的张玉玺知道，那时的丰台大地上栽种的蔬菜能满足北京市40%的需求。但在今天，随着城市化脚步的快速前行，包括新发地村在内的城市边缘的村庄，原本绿意盎然的菜地上已“长”满了硬化的道路和高耸的楼宇。北京市民餐桌上的菜，90010以上来自遥远的他乡。
通过新发地市场20多年的统计情况，张玉玺总结出北京人的吃菜规律。当年的12月到次年的4月，是北京的蔬菜淡季。每年三四月，有全国人民“冬季菜园子”之喻的海南蔬菜满足北京市场50%的需求量；其余时间内，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的豆角、圣女果、冬瓜和产自河北、山东大棚里的黄瓜、西红柿各自满足50%。在每年的7～9月这3个月的小淡季里，甘肃、宁夏、河北北部地区、东北地区的蔬菜（土豆、胡萝卜、大白菜、洋葱）大量进京。
换句话说，就蔬菜供应而言，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已经从“产地市场”变成“销地市场”。当一座城市失去了自己的菜地，绝大多数蔬菜和水果需要从北至黑龙江、南到海南岛的地方长途贩运而至时，对果菜经纪人来说是机遇，对一个城市的管理者来说则是危机甚至风险。就这样，首都的蔬菜供应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项政治任务。
面对每天7000多辆载重25吨的大货车把蔬菜和水果等农产品从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拉到新发地市场后再由3万多辆小型车辆把这些货物转运到北京市的8个二级市场和其他角角落落的情景，张玉玺深知自己肩上扛着的绝不仅仅是新发地一个村庄和新发地一座市场。
一座城市的蔬菜供应只有达到一定的自给率、可控率和调控率才是安全的。对北京来说，自给率意味着扩大当地种植数量，可控率意味着产自某一地区的蔬菜“在关键时刻能运到北京”，调控率意味着在极端天气等情况下通过冷库储存蔬菜入市来平抑物价。
张玉玺清楚地记得，2009年年底至2010年年初，北京接连下了两场几十年未见的大雪。雪后，新发地市场在把3000吨储备菜抛向市场的同时，迅速组织经销大户从海南调运4000多吨蔬菜。这样做的结果是，别的下了雪的城市蔬菜价格都涨了，唯独北京有5天时间的菜价在下降。
在上述情景发生不久的2010年1月16日，时任总理温家宝来到新发地市场视察。他在对新发地市场的做法充分肯定的同时，提出了“如果下七天大雪，高速路封了，新发地市场能否保证首都农产品供应”的问题。温总理的这番话，再一次让张玉玺深切地体会到“北京的农产品不仅是供应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因为裹挟其间的政治问题，新发地市场12万吨冷库工程于2013年动工。
温总理对张玉玺并不陌生。在他任总理期间，张玉玺曾先后三次上书与他。其中的两次，发生在温总理此次来新发地市场视察前。
张玉玺第一次上书温家宝总理，是在2009年3月5日。这天，在聆听温家宝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张玉玺对报告中大篇幅讲到“三农”问题感到欣慰的同时，也为没有讲到农产品流通问题“大为不解”。因为，在“没有种不出来的农产品，只有卖不出去的农产品”的现实面前，他认为流通才是“三农”的核心。为此，他以《不关心流通的农业是一个不完整的农业》为题，写了一份材料上书温家宝总理。收到“上书”材料后，温家宝将其交给时任副总理的回良玉处理并被批转至商务部。后来，商务部的相关领导专门找张玉玺了解情况。令他欣喜的是，以后连续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到了农产品流通问题。
2009年秋天，新疆的农产品滞销。在国务院组织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召开现场会的情况下，大批哈密瓜被空运至北京。然而，这些受到国务院领导关心的果蔬由于在空运时遭遇“野蛮装卸”，进入新发地市场时的破损率高达25%。心痛不已的张玉玺连夜上书温总理后，得到对方高度重视。在事发四天后，进入新发地市场的哈密瓜变得完好无损。
张玉玺第三次上书温总理，事关外资大举入侵农产品批发市场。
2010年，美国黑石集团买断山东寿光农产品批发市场，而齐齐哈尔、哈尔滨、贵阳等地的很多市场则被美国地利集团垄断。2011年3月的一天，当一位外商拿出几十亿元的筹码找到张玉玺欲购买新发地市场时，张玉玺坐不住了。在经过一夜无眠的思量后，他出于“首都的安全稳定和中国农业的稳定”拒绝了那份“惊人的诱惑”，并提笔给温总理写了一份建议。
在那份题为《关于采取果断审慎措施遏制外资并购控股境内大型农产品批发物流市场的建议》中，张玉玺表达了深切的忧虑：“农产品属于微利行业，外国资本大量侵入流通领域，不排除另有动机。中国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一旦被外资控制，尤其是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后果不堪设想。”2011年3月24日，温家宝对“建议”做出亲笔批复。不久，国务院出台相关文件，规定外资不得入股年交易额超过2亿元的农产品批发市场。
走过30年发展旅程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已经从量变进入质变阶段。对这项因关乎民生而包含政治因素的事业，张玉玺最大的期待是进入法治轨道。为此，他多年来一直在为《农产品批发市场法》的出台鼓与呼。
菜价是怎么涨起来的——从“田间到餐桌”的三大矛盾
种子研发
世界上每3亩菜地中就有1亩位于中国，每100斤蔬菜中就有44斤产自中国。再加上超过2亿农民在种植2.7亿亩蔬菜，中国已成为一个蔬菜种植大国。
虽然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蔬菜种植大国，但是，除了对“菜农卖菜贱”和“市民买菜贵”这一对矛盾不理解外，多数人对其他问题知之甚少。2014年2月14日，《法律与生活》记者专访了北京新发地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玉玺，请他解读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蔬菜生产与消费中的三大矛盾等问题。
“大流通”遭遇“小生产”
记者：现在，蔬菜冬季从最南端的海南岛等地、夏季从最北端的黑龙江等地进入北京等地市场，水果则常年从美国、越南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地进入各地市场。与这种“大流通”相矛盾的是我国蔬菜等农产品生产还处在一种“小生产”状态。“小生产”与“大流通”的矛盾，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张玉玺：我到美国参观时，看到一对夫妻种植1.2万亩小麦，产品全部出口中国。我还参观过关国的一家养猪场，年出栏60万头。由于这家养猪场很大，我们只能坐在直升飞机上视察。由于美国的农产品是这种规模化生产，农产品价格波动很小。我在美国的一家超市看到一位买黄瓜的老太太，就问她买的黄瓜多少钱1斤。结果我发现，老太太当时买黄瓜的价格与一年前买黄瓜的价格基本上是同一价位。原因在于，规模化生产是一种“有计划生产”。
相比之下，我国有2亿农户在种植农产品，但基本上是一家一户的分散种植，是典型的“小生产”对“大流通”。“小生产”对“大流通”的最大问题是，农民不知道市场需要什么，市场不知道农民种植了什么。农民要种什么，主要看邻居，邻居今年种什么卖得好，明年他就跟着种什么，到底每个品种种了多少亩，管生产的农业部都说不清，管流通的商业部也说不清。这种“跟着感觉走”的种植方式，导致农产品领域“市民买菜难”和“农民卖菜难”的问题屡屡交替出现。
要想改变这种落后的“小生产”方式，必须通过合作社等方式把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以此来提高组织化程度和标准化程度。
在2011年10月15日接受北京卫视《身边》栏目专访时，张玉玺提出从土地流转、农村水利建设和改良品种三方面着手解决“小生产”不适应“大流通”的问题。在此前后，他先后在全国各地看到了这样的范例。
在接受此次采访前夕，张玉玺在辽宁省海城市考察蔬菜生产时，就亲眼看到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的实践成果。这里在通过流转而形成的大面积土地上进行分类种植——如有的区域种植1万亩大蒜，有的区域种植1万亩草莓。农民在取得土地租金收入的同时，变成农业工人，月月有工资。这种对种植面积和品种有规划的做法，有效地解决了“小生产”与“大流通”的矛盾。
张玉玺在海南考察时，曾看到一种农村合作社的模式。“那里养猪，集体有一个合作社帮农民销售。虽然猪是农民分散养的，但是，一切饲料、管理、品牌都是统一的。”张玉玺对这种规模化养殖方式赞不绝口。
“之前5000里”和“最后1公里”
记者：近几年，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菜农的菜卖不出去而烂掉或低价抛售；另一方面，市民买菜却很贵。很多人对这样的现象不能理解。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张玉玺：过去，各地的蔬菜供应都是以当地农民种植的蔬菜为主。当地农民产什么菜，市民就吃什么菜。以北京市民为例，冬天需要储存大量大白菜。1976年，我复员回到新发地时，村子里4600亩耕地主要种植蔬菜。当时，从新发地往城里运一车菜的运费是15元。
现在不一样了。以北京市民为例，大白菜早就不是当家菜了，市民一年四季吃着从天南海北运过来的菜。
每年的12月到次年的4月，是北京的蔬菜淡季。当地只有5%的产能，95%靠外地供应。我们主要靠“南菜”保证北京的市场供应。这里的“南菜”是指产自广东、广西、海南和云南等地的蔬菜。
这样的变迁背后，是靠运力把外地蔬菜运到北京。“长时间”加“远距离”的运输模式，使得运费高得和当年无法相提并论。
新发地市场所做的一项成本调查显示：从海口拉一车丝瓜（27吨）到北京，2850公里的路途，仅运费就需要2.3万元，其中9300元油费占总运费的40%；从山东寿光拉一车菜（35吨）到北京，500公里路途的运费为4000元，其中油费是2000元，占50%。
加之人工费、汽油费、运费都在上涨，远道而来的蔬菜运输成本也在持续上涨。张玉玺以产自海南的长豆角为例说明运输成本：“即使海南岛的菜农一分钱都不要，把豆角运到北京，每斤豆角已经涨到1.1元，这全部是运输成本。”
仍然以海南的长豆角为例，它们通过5000多里路的长途跋涉到达北京新发地市场后，还要通过二级批发市场等途径才能到达市区的菜市场。这个过程，被形象地称为“最后1公里”。张玉玺的调查发现，北京社区菜市场的价格与新发地市场的价格之间成正比。在一次向北京市发改委领导汇报工作时，他拿宣武区的天兴利民菜市场和朝阳区的朝内南小街菜市场做了对比：“摊位租金都是1200元／月，宣武区的天兴利民菜市场的零售价比批发价上涨了59.9%，而在南小街菜市场则上涨了113.3%，价格翻了一番。”
流通成本，就这样从“之前5000里”和“最后1公里”两个环节进入价格之中。
菜农的“低利润”和“高风险”
记者：在蔬菜批发市场发展的30年间，产生不少百万富翁，您也把批发市场喻为“百万富翁的摇篮”。相比之下，农民却鲜有成为百万富翁的机会。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张玉玺：从秦始皇到现在，没有光靠种植发大财的。农民除了种植还要走出去，还要走进市场，不能光靠菜贩子。
农业产业有四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叫种子研发，就是通过培养新品种，靠卖种子挣钱；第二个环节叫种植，我们国家大部分农民在搞种植；第三个环节叫运输；第四个环节叫销售。在这四个环节中，种植环节的利润只占总利润的5%-10%，其余利润被另外三个环节拿走，而且，这三个环节的收益是有保障的。我把种子研发出来，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你种好种不好和我没关系，你先把钱给我：运输盈利也有保障，从海南运到北京，你得给我多少钱，少于这个钱我不运：零售也有保障，赚钱我就卖，不赚钱我就不卖。所以，真正的风险就在种植环节。天旱了，你要受灾；天涝了，你也要受灾；雹子来了，你还要受灾。好不容易风调雨顺丰收了，却因为产出的东西太多而卖不动。这就是种植业的市场处境。
“农产品价格很简单，就是多了就便宜，少了就贵。”张玉玺说。在谈到“蒜你狠”、“豆你玩”现象时，他说这是“市场经济调节下的正常现象”。
如前面说到的那样，农民在缺乏准确的市场信息和科学指导的情况下，盲目地跟从别人决定种植，常常导致农产品丰产却不丰收的情况出现。2011年7月和8月间，张玉玺先后两次到内蒙古乌兰察布市考察，看到那里一望无际、长势喜人的土豆，他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预感到“土豆、洋葱等农产品会出现难卖的问题”。日后出现的情景，正如他预料的那样。在内蒙古土豆遭遇“丰产却不丰收”命运的前一年，“蒜你狠”现象席卷蔬菜市场。出现这种情况的背景是，在2007年至2009年的大蒜价格持续低迷。被过低价格挫伤了积极性的蒜农，在2010年不约而同地减少了种植面积。结果，这一年的大蒜价格报复性上涨——高得离谱的价格被戏称为“蒜你狠”。
对于农民在天灾和风调雨顺中都受伤的情况，张玉玺充满同情。他期望把农民组织起来，让他们“不能光靠种植，还要搞流通”。
为“餐桌上的安全”立法的四个理由
种子、种植、运输、销售是包括蔬菜在内的农产品生产链条上的四个环节。从1984年山东寿光蔬菜批发市场成立至今，这一产业已走过30年发展旅程。无论是无序的“小生产”和因之而起的“姜你军”等问题，还是遏制农药残留等“餐桌上的安全”问题，都需要纳入法律的范畴解决。
为顺应农产品生产对法治的迫切需求，农业部已经启动相关立法工作。但是，由于鲜有国内法律专家的理论支持、我国农产品销售的独特模式导致难以克隆外来规范等问题，这部可能叫做《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法》或《农产品批发市场法》的法律尚没有确切出台时间。
部门规章难治市场通病
在当今世界，农产品交易有四种模式：一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对口交易”模式，中国、越南、乌克兰等地通行这种模式；二是将蔬菜、鸡蛋、肉类按需搭配送交客户的“连锁配送”模式，这种模式在美国、西班牙等国家通行；三是“拍卖”模式，这种模式在荷兰、韩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被广泛应用：四是“超市化”模式，这种模式在人口稀少的北欧地区的挪威、丹麦等国家通行。
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众的不同消费习惯“选择”了不同的市场模式。因为我国消费者选择的“对口交易”模式与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有很大区别，注定我们需要有一套自己的法律体系。
我国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法律规范，先于市场一步出现。在1983年2月5日这天，国务院发布《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时隔11年后的1994年，当时名为国内贸易部的商务部发布《批发市场管理办法》。早在10年前，《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中的大部分规定已经无法适应批发市场的实际情况，而《批发市场管理办法》也渐渐地显现同样问题。
在21世纪初年，为了让农产品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和制度。2002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发布《农副产品绿色批发市场》和《农副产品绿色零售市场》两项国家标准。这两项标准的颁布和实施，被认为填补了我国农副产品流通领域的国家标准空白。2004年，商务部发布另一项旨在对批发市场进行标准化管理的国家标准——《农副产品管理技术规范》。
2002年10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等六部委印发的《关于加快农副产品流通设施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明确地把农副产品流通设施作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上述规定中，即使最新的《农副产品管理技术规范》距今已10年之久。与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的批发市场相比，所有的规定均已滞后。
由于规则“老化”，无论面对农产品市场本身的盲目发展，还是面对进入市场的“问题产品”，都尽显无力之感。制定一部将各类问题纳入其间的法律，早已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邻国日本的交易模式虽然与我们不同，但是，他们的法律意识却给我们带来有益启示。早在1921年，日本就通过《中央批发市场法》的颁布，将中央批发市场的开设、管理、交易等纳入法治轨道。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批发市场地位的日益提高，日本又于1971年修订该法——将《中央批发市场法》改为《批发市场法》，此举将地方批发市场纳入法治轨道。而后，日本每隔5年修订一次《批发市场法》，日本各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依照该法制定具体的地方性法规和市场运行规则。
来自菲律宾果农的立法理由
“可以先把法立出来，通过实践检验再修改。”管理着中国规模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张玉玺如此表达他对法律出台的迫切心情。
作为一位站在批发市场这座“桥梁”上的人，张玉玺既能了解农民的种植情况，也能“看到”市民的餐桌问题。他在接受采访时，从四个方面向《法律与生活》阐述了批发市场法律创立的原因，即市场的合理布局、市场的有序建设、市场的功能定位、市场的主导权问题。
张玉玺的足迹遍布世界的重要农产品产地和市场。在不少地方走访时，他看见一种不应有的现象，那就是市场缺乏合理布局。在广东等地，他甚至看见“门对门”建市场的情况。在他看来，市场和人口一样，“应该计划生育”，市场的无序建设带来经营秩序的混乱。由于商户基本恒定，在一些地方甚至产生新建市场从邻近市场“买商户”的恶性竞争情况。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市场缺乏模式。“肯德基可以复制，如炸薯条是在500摄氏度的油中炸88秒，这就是模式。”他期望农产品批发市场也能有肯德基那样可以复制的模式，而不是像中国厨师做菜那样模糊地讲“火候适中、味精少许”。
在现实中，张玉玺还看到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一换领导就换市场”的问题。换市场，就是把已经建好的市场置之不顾，另起炉灶建新市场。这种情况也发生在诞生中国第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山东寿光。这样的情况不仅是对土地等资源的极大浪费，也是对市场投资秩序的极大破坏。
与上述问题相比，“农业殖民地”问题也许更为重大。
在世界各国进入新发地市场的水果中，美国的“都乐”牌香蕉和菠萝鼎鼎有名。中国消费者有所不知的是，这些水果的产地是菲律宾。张玉玺曾到过菲律宾，他看到那里的水果是按“岛屿”种植的，这个岛上全种香蕉，那个岛上全种芒果。到果实成熟季节，美国公司以几美分的低价收购后，贴上“都乐”商标拉到外国市场去销售。从此，这些果实和菲律宾果农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了。这样的现象，被张玉玺称为“农业殖民地”。
由于国内众多农产品批发市场已经被外资收入囊中，所以，张玉玺特别担心“农业殖民地”问题发生在他们身上。他期望通过法律规则阻止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
“农药残留”应该如何入法
时隔4年后，公众依然对发生在2010年之初的海南毒豇豆事件记忆犹新。当时，由于在部分豇豆中检出“高毒农药”，致使海南豇豆从春节前的3元多降至0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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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给众多无辜菜农带来灭顶之灾的事故，起因于当地两个村庄的菜农给自己种植的豇豆喷洒了用于橡胶树的高毒农药。事件发生后，时任海南省农业厅厅长的肖杰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从5个方面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他谈到的“农产品质量监测体制机制存在薄弱环节”和“农产品追溯系统没有建立起来”等问题，都与法律制度缺位相关。
关于农药的应用，普通公众的认知相对有限。在不少人看来，农药应该“少用”甚至“不用”。事实上，农药使用是一种普遍现象。
“美国、以色列这些农业发达国家也都在使用农药。对农产品种植来说，不是不许使用农药的问题，而是在农药使用的过程中坚持高效、低毒、低残留原则的问题。”张玉玺说。他认为国家应该通过法律对农药的使用进行限定，如什么样的农药不能用于蔬菜种植，蔬果在幼苗期如何使用农药、在成果时如何使用、在喷洒农药多长时间内不准进入市场销售……
在制定科学而完备的法律制度后，再通过“科技下乡”让菜农掌握农药常识。在此基础上，通过“农产品质量监测”制度发现问题，并通过“农产品追溯系统”查找源头，农药将不再是中国消费者的心头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