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起予
摘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也使得西方国家不得不关注中国，了解中国。西方学者从各自的领域和不同的视角阐述自己对中国的理解。在众说纷纭中，科斯教授以其宽广的视野和对中国真诚的善意表达了他对中国现状的解读和建议。他独到的观点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他的分析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而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给人们以极大的启发。本文结合已有的改革历程和当下的现实，对科斯教授的若干观点作了一些商榷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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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改革；经济；西方学者；科斯
2013年9月2日，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教授逝世，但他留下的思想影响则长久地存在，并依然在给我们以启示。科斯一生对世界学术界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两篇传世之作《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曾开创了一个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的学派。对中国人来说，科斯的影响不仅在于他所提出的产权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引导过中国经济的改革，更在于他对中国的关注，以及因为关注中国而思考中国。这些关注和思考的汇集，便成为他和王宁博士合著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国之所以值得关注和思考，是因为30多年改革开放所成就的巨大的历史变迁，本身就已经成了一个理论问题。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科斯对于中国的论述是以经济为视角而开始的。但在论述的过程之中，其思想视野又常常会超出经济范围，进入政治，进入社会，进入历史，以把握中国问题的真实性、具体性和复杂性。由此形成的见解，便往往具有更多的深刻性。这种深刻性既显示了他的学识和学养，也显示了他从中国自身来理解中国的用心和努力。科斯教授曾对助手说过，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没有去过中国是莫大的遗憾。因此，在他的论述当中，我们有时还会读出一个西方学者的中国情怀。
与大多数西方的经济学家不同，科斯教授对于被今天的中国人奉为市场经济教科书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所内含的缺陷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没有任何市场经济可以在制度真空中运行。然而，时下的经济学却把价格体系从它赖以生存的经济制度中剥离出来，并称之为‘价格理论’。他们在对市场运作规律进行研究的时候，又把所有非市场的制度安排，包括政府、法律、社会形态以及道德准则剔除出去，似乎市场可以独立于这些非市场的制度安排。”因此，这样的研究结果与真实的经济现象之间，很容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他认为，“现在的经济学家接受了越来越多的专业训练，但却忘记了经济现象其实是社会学家所谓的‘社会事实’。它一方面区别于自然事实或者物理事实，而另一方面区别于心理现象。就像哈耶克在几十年前提醒过我们的一样，与自然现象或者心理现象不同，社会事实的真实性取决于（你四周的）人们认为它是真的。离开了社会，社会事实无处藏身，遑论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30 多年来，我们已经越来越熟悉西方经济学，也越来越多地看到了经济学发展到现在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其本身所内含的片面性。它在构建自己体系的过程中舍弃了很多具体性，并过多借用数学模型的方法，人为地构造出现实经济过程中不可能存在的，纯净而又孤立的经济关系。从而使他们面前应当解释的市场在他们的预设中脱离了社会，即脱离了一个市场赖以存在的法律环境、习俗环境、精神环境和道德环境。因此，他们笔下的市场虽然被当作一种典型，实际上却因为它缺失具体性而缺乏真实性，从而在面对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经济的时候，其理论便不容易对接事实；看似能够解释任何一个地方的经济关系，实际上却常常难以真正深入地说明和解决一个地方的具体经济关系中的具体问题。科斯教授正确地指出了现代经济理论在解释30多年中国经济变迁事实所遇到的困难症结之所在：抽象的东西对付不了具体的东西。
以此为背景，阅读科斯教授对中国的市场经济的思考和论述，我们看到的经济过程便不仅是经济关系的变化，而且还有人的活动和人的社会属性。他在书中提到了2004年新版《国富论》中文译本的出版。在该版的前言中，译者解释了新译本的必要性。“如今的中国已经回归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需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理论，而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由于中国重新选择了市场经济，让更多的普通人接触《国富论》变得十分必要。但是，2004 版《国富论》的译者们同时又非常惋惜当前经济学家低估了《道德情操论》的经济学意义。这是斯密早期的一本道德哲学专著。在他的晚年，斯密尤其钟爱《道德情操论》，并在他离世之前完成了第七版的修订。科斯教授由此引申而论，特别指出：“亚当·斯密本人一直认为《道德情操论》远胜于《国富论》。把《道德情操论》从斯密的经济学中分割出去不仅导致了误读亚当·斯密，更是误导经济学陷入困境。”
他在论述中国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将《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进行比较，并尤为推崇后者的重要性，显然是看到了随经济发展而来，并正在加剧的经济不平等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因此，他引用亚当·斯密在200 多年前留下的一段话，以说明人类的经济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并不全都是市场本身可以主宰的：“这样的经济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由于经济不平等不可避免，正义法则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中之重。如果没有其他原因，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将会激起严重的仇富心理，这种心理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最强力的政府也无法通过高压政策将其抑制住，使富人们惶惶不可终日。如果仅仅为了富人的利益，财富的获取必须符合正义法则。当社会有了正义，机会面向所有人，即使社会中最不幸的阶层也尊重社会体制时，他们会努力工作来为下一代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而不是通过革命来挑战，或者推翻当前的社会体制。”与古典经济学这种从长处着眼，把经济活动当成社会存在的一部分，并因此而能够既以经济观照社会，又以社会观照经济相比，今日成为主流的西方经济理论显然是再构成论述体系的同时，又有着一种把市场从社会当中抽取出来的倾向。所以，在西方经济理论所阐述的经济关系中，常常是不太关注经济活动的社会后果的。然而经济造成的社会后果，比如贫富对立，其积累的过程则一定会影响经济活动本身。这种区别既说明了200多年来经济学学科本身发生的变化，又说明后人在知识上不断地超过前人，但未必同时在智慧上也不断地超过前人。因此，科斯仍然要用亚当·斯密的话来提醒我们。而与我们相隔了200多年的亚当·斯密之所以需要重温，正在于经济活动由于其追逐利益的本性始终要有社会一面的公平、正义来平衡。经济追求效益，但社会要求道德。所以，市场经济的活动既要有法律环境来保证它的秩序（产权以及产权的合法性）也要有伦理来限制，以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共存和共处。前者是《国富论》论述的前提，后者的代表是《道德情操论》。而科斯教授沿着同一个思路讲得更加深刻：“现代经济学假设人的需求是给定的，而资源分配的选择即是满足这些给定的需求，但是却忽视了选择对于需求的长期累积性影响；这种思路只是关注长期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截图，或者一个快照。但经济在满足需求的同时，又撒下新需求的种子，从而驱动着下一轮的经济生产与消费。任何行为如果只是赢得短期利益，但却败坏人们的道德，都会损害市场经济的长期发展。”由于需求是不断增长的，而满足需求的程度就个体而言又是不平衡的。因此，经济的不平等是一种与经济的增长始终相伴随的现象，是一种不断解决又不断产生的现象。与此对应，则社会、市场、伦理之间的关系也会在不断产生中长久地存在于经济活动之中，成为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
从这个观点出发，对于中国正在发展的市场经济来说，中国人悠久的历史文化当中所内含的道德传统应该是一种非常有利的资源。现代经济学常常在描述经济运动的时候过度地依赖于模型化、数学化，并因此而过度地抽象化。由此形成的“截图”可以达到局部和细部的精准，但却很容易割断经济活动中的历史过程和来龙去脉。因此，在推行多年的计划经济之后转到市场经济，我们不仅要向现代经济学吸取新知识，而且要回溯自己的历史，看一看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市场经济和与之相联系的悠久的商业道德，其中最典型而且最普遍的，莫过于南北市镇的店铺楹联中常常可见的以“童叟无欺”为招牌的格言。童和叟所代表的是社会上的弱者，它强调的是弱者虽易欺却不可以欺，来表达买与卖之间的诚实和诚信。所以，19世纪中叶以后到中国来经商的西方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商人的恪守信用。当时的许多记载都有过西方人所说的，在欧西依靠法律和契约所不一定能保证的商业承诺，中国商人往往凭口头承诺便能够保证实现，而且父亲欠的债儿子会还。作为一种追逐利益的过程，经济活动中很容易发生欺诈。但欺诈的本性则是以短期利益断送长期利益。商业交易，从而市场经济始终只能实现于人和人的交往之中。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其长久的存在又只能通过连续不断地，一次一次地交往、交易和交换实现。因此，与这种物质产品的交换相联系的一定会是交换对象互相之间的信任，一旦这种信任被打破，交易、交换、交往，从而个体的经济活动就会停止。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尤其需要道德，因为它不是一次性的活动，而是连续的活动。使连续能够存在的东西正是经济过程本身之外，一方对另一方的道德判断。在历史上的中国的，商业活动中，这种道德意识当然是与儒学的影响连在一起的。由此所显示的道理，则显然是与科斯引来为现代经济理论纠错的亚当·斯密的话中西相同和古今相同。在计划经济管理中国多年之后，重新开启的市场经济，最先被唤起的总是一种个体的单纯逐利行为，这个过程常常没有自觉的道德意识相伴，因此这个过程很容易见到种种缺失的行为和诚信。单个的商业活动可能会因此而获利，但从整体上看，由此形成的不能不是买卖双方和商业合作伙伴之间普遍的丧失信任。而丧失了信任的市场经济则是难以为继和行之不远的。难以为继和行之不远最后都会使没有道德自律的逐利行为成为被市场排斥的一方。所以，这个过程本身也会教育存在于市场经济当中的个体，使他们迟早都会认识到逐利于市场，便是逐利于人和人之间，长久的单面之利只能实现于互利和共利之中。我们相信：这个过程会唤醒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悠久的商业道德传统，使之融入到今天的市场经济之中，构成古今之间的一种传承。道德的局限在于道德并不能完全制约人性的黑暗面，因此，市场秩序不能没有法律的规范。但古人已说过“徒发不能自行”，这种经验反映了法律同样要面对自己的局限。30多年来，我们曾经呼唤市场经济；在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之后，我们又知道了今天的市场经济还不是吴敬琏先生所说的“好的市场经济”。因此，一面是我们不能不用法制和道德建设“好的市场经济”，一面是法律和伦理都有自己的限度。处于两者之间，我们走向完善的市场经济的路显然还很长。为此，我们不得不依靠法律，但法律的制约力也是有限的。因此，在更大的程度上，我们仍然只能依靠道德。所以，市场和道德相结合会是一个既漫长又曲折的过程，寄希望于一代一代的人和越来越多的人的锲而不舍。
根据科斯教授所陈述的事实来看，在30多年改革开放中，促成中国在经济上崛起的，是大量使用劳动力生产廉价产品提供海外市场的经济样式，这曾经是我们赖以发展的起点和相对的优势。但当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同一种样式却成为中国在质和量两个方面更上一层的障碍。尤其是与两百年历史中的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发达的经济体相比，这种缺陷更加明显。我们讲30多年改革开放，讲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常常看到的是好的一面，作用明显的一面。但科斯教授的话告诉我们，论30多年改革开放，缺陷也是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一部分，正是优点和缺点共同组成了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和今天真实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形成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之中，其中既有与中国国情相联系的稳定性，也会有与时俱进的可变性。正是由于后一面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正视缺陷以自我完善的可能。
科斯教授在书中曾提到“没有产品的生产”。他所表达的意思是，没有创新的经济规模虽然庞大，但却因其缺乏自主性而缺乏主体性，因缺乏主体性而脚跟不能站稳。但沿此而深入思考，则会更深一层地看到，创新虽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聚焦点，而它本身并不是由经济本身能够解决的。它背后牵涉到的其实是一个国家从青少年时代开始的普及教育一直到高等教育，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国家的社会流动程度，以及国家的价值导向，从而又要涉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就像意大利产生了伽利略，美国产生了爱迪生，以及德国产生了爱因斯坦一样，每一种创新虽然由个人表现出来，但反映的却是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们的那个国家、他们身处的社会，以及培育和灌溉了他精神之花的文化。这一种深层联系和广泛联系，又使得我们领会到，改革开放从经济开始，主要表现为经济过程，但实际的社会转型所牵动的面要广得多和深得多。
在30 多年改革开放之后，与中国相关的问题已经成为海内外社会科学的显学。许多西方学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并以自己的经验和视角做出判断和解说。在众说纷纭中，科斯教授以其超越了一个经济学家的广阔视野和他怀着对于中国的善意所作出的阐述和论断不能不说富有真知灼见。因此，他的这些论述不仅值得阅读，而且值得讨论。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