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富华
（赤峰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契丹辽史的研究亦不例外。由于契丹辽朝实行的文化禁制政策，流传下来的契丹本土文字资料极其有限。但宋人笔记小说中保留了大量契丹史料，大大拓宽了契丹辽史研究的资料范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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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宋人笔记；契丹史料；价值
中图分类号：K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3-0001-03
宋人笔记内容包罗万象，是宋代历史、文化、文学、思想、政治、经济、军事、学术的全面真实反映和第一手史料记录。辽是与宋并立的政权，在宋人笔记中记录了大量有关契丹的史料，如《涑水记闻》是北宋时期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所著的一部语录体笔记，其内容涉及军政大事、历代皇帝、文武大臣、朝章政典、契丹、西夏等事，内容庞杂，资料丰富。尤其是其记载的大量契丹史料，内容涉及宋太祖受诏征契丹、澶渊之盟、辽宋互派使者等等。其中对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秋，辽兵大举南进，真宗御驾亲征，到次年双方签订“澶渊之盟”的经过，记载尤为翔实。宋人笔记著录的契丹史料，为契丹辽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拓宽了契丹辽史研究的资料范围。
一、宋人笔记保存了契丹典章制度史料
宋人笔记作者大多身居统治阶级上层，熟悉朝廷礼仪和典制，有很多人曾出使辽朝，对辽朝的典制亦有了解，因此，他们在笔记中记载了有关契丹典章制度的内容。如《云麓漫钞》卷六记契丹兵志：“契丹用兵，步骑车帐，不从阡陌，东西一概而行，大帐前及东西两面，差大首领三人，各率万骑，分散游奕，百十里外，交相巡逻，谓之栏子马。戎主吹角为号，众即顿舍，环绕穹庐，以近及远，只折木梢屈之为三子铺，不设枪营堑栅之备，或闻人声砍寨，皆不实也。每军行听鼓三伐，不问昏昼，一发便行。未逢大敌，不乘战马，俟敌近，即竞乘之，所以战蹄有力也。其用兵之术，成列而战，休兵而乘之，多伏兵，断粮道，互相举火，馈饷自赉，退败无耻，散而复聚。”[1]
再如王易的《燕北录》，记契丹柴册仪：“清宁四年戊戌岁十月二十三日，戎主一行起离靴甸，往西北约二百七十余里地名永兴甸，行柴册之礼。于十一月一日先到小禁围内，宿泊。二日，先于契丹官内选择九人与戎主身材一般大小者，各赐戎主所著衣服一套，令结束，九人假作戎主，不许别人觉知。于当夜子时，与戎主共十人，相离出小禁围，入大禁围内，分投各一帐。每帐只有蜡烛一条，椅子一只，并无一人。于三日辰时，每帐前有契丹官僚一员，各自入帐列何骨﨟(汉语，捉认天子也)。若捉认得戎主者，宣踢牛、羊、驼、马各一千。当日，宋国大王(戎主亲弟)于第八帐内捉认得戎主。番仪须得言道：‘我不是皇帝’。其宋国大王却言道：‘你是皇帝’。如此往来番语三遍，戎主方始言道：‘是便是’。出帐来，著箱内番仪衣服，毕。次第行礼。先望日四拜，又拜七祖殿，次拜木叶山神，次拜金神，次拜太后，次拜赤娘子，次拜七祖眷属，次上柴笼受册，次入黑龙殿受贺。当日行礼罢，与太后太叔同出大禁围，却入小禁门内，与近上番仪臣僚夜宴至三更退。”王易《燕北录》记载了辽道宗清宁四年(公元1058)契丹柴册仪的具体情况，《辽史》卷四九《礼志·柴册仪》虽也记载这一礼仪过程，但比较繁复，没有《燕北录》所记质朴、生动。《燕北录》还记载了有关契丹风俗、牌符制度、刑法等内容，都是很可宝贵的资料，可惜的是此书早已散佚不全，现存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有商务印书馆《说郛》本。
《石林燕语》卷一有“大辽国信书式”的记载：“大辽国信书式，前称月日，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辽国徽号皇帝阙下，入辞，次具使副全衔，称今差某官充某事国信使副，有少礼物，具诸别幅，奉书陈贺不宣，谨白，其辞率不过八句。回书其前式同，后具所来使衔，称今某官等回，专奉书陈谢不宣，谨白，不具副使衔，辞亦不过八句。元祐间，宣仁太后临朝，别遣太后使副以皇帝书达意，式皆如前，但云：今差某官充太皇太后某使尔。贺书亦如之。”[2]
此外，尚有记载北宋馆伴契丹的规定“国朝馆伴契丹，例用尚书学士。元丰初，高丽入贡，以毕仲衍馆伴。仲衍时为中书舍人，后遂为故事。盖以陪臣处之，下契丹一等也。契丹馆于都亭驿，使命往来，称‘国信使’。高丽馆于同文馆，不称‘国信’，其恩数、仪制皆杀于契丹。大观中，余以中书舍人初差馆伴，未至而迁学士，执政拟改差人，上使仍以余为之。自是王将明等皆以学士馆伴，仍升使为‘国信’一切视契丹。是时方经营朔方，赖以为援也。建炎三年，余在扬州，复入为学士，高丽自海州来朝，遂差余馆伴。余因建言：高丽用学士馆伴，出于一时之命，而升为‘国信使’，亦宣和有为为之。今风示四夷，示以轨物，当正前日适然之失，尽循旧制。因辞疾请命他官。于是张遵明以中书舍人改差，罢‘国信’，皆用元丰旧仪，自余请之也。”[3]
二、宋人笔记保存了契丹天文学史料
宋人笔记记载了契丹天文学的情况，可补《辽史》之不足。
《石林燕语》卷三记载契丹历法：“契丹历法与本朝素差一日。熙宁中，苏子容奉使贺生辰，适遇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使副欲为庆，而契丹馆伴官不受。子容徐日：‘历家迟速不同，不能无小异，既不能一，各以其日为节，致庆可也。’契丹不能夺，遂从之。归奏，神宗喜曰：‘此事难处，无逾与此。’其后奉使者或不知此，遇朔日有不同，至更相推谒而不受，非国礼也。”[4]此事亦载《墨庄漫录》卷二《苏子容使辽处事中事理》[5]。
《石林燕语》卷九亦记载：苏子容过省，赋“历者，天地之大纪。为本场魁，既登第，遂留意历学，元丰中，使虏适会冬至，虏历先一日，趋使者入贺，虏人不禁天文术之学，往往皆精。其实虏历为正也，然势不可从。子容乃为泛论历学，援据详博，虏人莫能测，无不耸听。即徐曰：‘此亦无足深较，但积刻差一刻尔。以半夜子论之，多一刻即为今日，少一刻即为明日，此盖失之多尔。’虏不能遽折，及后归奏，神宗大喜，即问：‘二历竟孰是？’因以实言，太史皆坐罚。至元祐初，遂命子容重修浑仪，制作之精，皆出前古。其学略授冬官正袁惟几，而创为规模者，吏部史张士廉。士廉有巧思，子容时为侍郎，以意语之，士廉辄能为，故特为精密。虏陷京师毁合台，取浑仪去。今其法，苏氏子孙亦不传云”[6]。
《石林燕语》卷九的记载明确指出辽历比宋历精确。由于辽代天文学史料流传较少，这条史料对于研究辽代的天文学发展情况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三、宋人笔记保存了宋辽关系史料
北宋与辽朝是并立的两个政权，因此，宋辽关系也是宋人笔记关注的一个问题，几乎每部笔记都用大量的笔触记载了有关宋辽关系的事件、人物等。
宋辽交聘中有完善的制度，并且有专有名称，对此宋人笔记多有记载。如《龙川别志》卷下载“庆历中，契丹使刘六符求和亲，贾昌朝馆伴，未有以拒之”[7]。记载了贾昌朝馆伴刘六符一事。《东斋记事》与《渑水燕谈录》均载王德用馆伴一事：“皇祐末，仁宗以为枢密使，而以富韩公为宰相。是冬，契丹使至为伴射。使者曰：‘以公为枢密使、富公为相，得人矣。’上闻甚喜。”[8]此记载中都提到了“馆伴”这一专有称呼。而《龙川略志》卷四“契丹来议和亲”条载：“予从张安道判南都。闻契丹遣泛使求河东界上地，宰相王安石谓咫尺地不足惜，朝廷方置河北诸将，后取之不难。”卷九“议赈济相滑等州流民”条载：“九年二月初（或当为元祐号），司农卿王孝先言，赈济之余，军粮匮竭。又送伴北使张元方等还，言相、滑等州饥民众多，仓廪空虚。”两条记载都提到了宋辽交聘中“泛使”与“伴北使”的称呼。
与宋朝的馆伴制度一样，辽朝也有一套接待宋朝使者的制度，《涑水记闻》：“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馆伴邢祥颇肆谈辩，深自炫鬻，且矜新赐铁券。公曰：‘铁券盖勋臣有功高不赏之惧，赐之以安反侧耳。何为辄及亲贤？’祥大沮失。”记载了契丹馆伴邢祥的傲慢无礼。“欧阳文忠公使辽，其主每择贵臣有学者押宴，非常例也。且曰以公名重今代故耳。其为外夷敬伏如此也。”记欧阳修使辽，辽朝国主以“贵臣有学者押宴”，非其常例。
除接伴使、馆伴使、泛使等有关馆伴制度的记载外，还记载了宋使辽使臣负有的特殊使命，如《东斋记事》载：“契丹有冯见善者，予接伴劝酒，见善曰：‘劝酒当以其量，若不以量，如徭役而不分户等高下也。’以此知契丹徭役者亦以户等，中国可不量户等役人耶？大户小户必以此出也。”[9]范镇在接伴契丹使者冯见善时，通过交谈了解了契丹的徭役状况。
此外，宋人笔记对接待辽朝使者时发生的突发状况亦有记载，《涑水记闻》卷五：“（嘉祐元年正月）戊午，宴契丹使者于紫宸殿，平章事文彦博奉觞诣御榻上寿，上顾曰：‘不乐邪？’彦博知上有疾，猝愕无以对。然尚能终宴。己未，契丹使者入辞，置酒紫宸殿，使者入至庭中，上疾呼曰：‘趣召使者升殿，朕几不相见！’语言无次。左右知上疾作，遽扶入禁中。文彦博遣人以上旨谕契丹使者，云昨夕宫中饮酒过多，今日不能亲临宴，遣大臣就驿赐宴，仍授国书。”[10]
四、宋人笔记保存了已经亡佚的典籍记载
《桯史》卷五“赵良嗣随军诗”条：“余读《北辽遗事》，见良嗣与王环使女真，随军攻辽上京城破，有诗曰：‘建国旧碑胡月暗，兴王故地野风乾。回头笑向王公子，骑马随军上五銮。’上京盖今虏会宁，乃契丹所谓西楼者，实耶律氏之咸、镐、丰、沛。犬羊固不足卹，而良嗣世仕其国，身践其朝，贵为九卿，一旦决去，视宗国颠覆殊无禾黍之悲，反吟咏以志喜，其为人从可知也。”[11]关于《北辽遗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七著录：“《北辽遗事》二卷。右不题撰人，盖辽人也。记女真灭辽事。”《宋史·艺文志》著录：“史愿《北辽遗事》二卷。”根据上述目录著录，《北辽遗事》的作者，晁公武认为是辽人，《宋史·艺文志》则题为史愿。史愿，《宋史》无传，仅在《高宗纪》著录一条：十五年“三月甲子，遣敷文阁待制周襟、马观国、史愿、诸将程师回、马钦、白常皆还金国。”后世目录大都以晁公武的记载为是，如《文献通考》卷二百《经籍考》二十七全文引用了晁公武的记载。叶隆礼撰修《契丹国志》大量引用了《北辽遗事》，此书现已亡佚，《桯史》的此条记载可补史阙。
五、宋人笔记保存了契丹物产的记载
《渑水燕谈录》卷八《事志》载：“契丹国产毗貍，形类大鼠而足短，极肥，其国以为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国主之膳，自公、相下，不可得而尝。常以羊乳饲之。頃年虏使常携至京，烹以进御。今朝臣奉使其国者皆得食之，然中国人亦不嗜其味也。”[12]关于毗狸，《辽史》中并无相关记载，较为垂要的记载多散见于宋人的笔记文集中。张舜民《画墁集》记载：“辽岁使正旦生辰驰京见毕，密赐大使一千五百两、副使一千三百两，中金也。南使至北，帐殿前见毕，亦密赐羊羓十枚，毗黎邦十头。毗黎邦，大鼠也，彼中上供物，善糜物，如猪貒，若以一脔置十斤肉鼎，即时糜烂。臣下不敢畜，唯以赐南使。绍圣初，备员北使，亦蒙此赐。余得之即纵诸田，辽傅大骇，急求不见，乃曰：‘奈何以此纵之？唯上意礼厚南使，方有一枚。本国岁课，其方更无租徭，惟此采捕十数以拟上供，一则以待南使也。如帐前问之，某等皆被责，今已四散收捕。’因辞以不杀无用。自尔直至还界，无日不及之嗟惜也，其贵重如此。”
陆游《家世旧闻》亦载:“楚公(讳佃，字农师)使北归，携所得貔至京师。先君言，犹记其状，如大鼠，而极肥肪,甚畏日，偶为隙光所射，辄死。性能糜肉，一鼎之肉，以貔一脔投之，旋即糜烂。然虏人亦不以此贵之，但谓珍味耳。”
周密《齐东野语》卷16《北令邦》在引用了《渑水燕谈录》《使辽录》《陆氏旧闻》《续挥犀》中的资料之后说:“数说皆微有异同，要之，即此一物，亦竹？獾狸之类一耳。近世乃不闻有此，扣之北客，亦多不知何耶。”
根据上述宋人的记载，貔或貔狸实际上是契丹语毗黎邦的简译，又译作北令邦。在辽朝，貔狸和海东青一样，是契丹皇帝的珍物。萧爱民考证，被辽代契丹皇帝视为珍膳的奇兽貔狸，就是今天仍生存于中国北方的穴居动物——鼢鼠。
此外，《墨庄漫录》卷三“玫瑰油”条还记载了契丹的特产“玫瑰油出自北虏，其色莹白，其香芬馥，不可名状，用为试妆。法用众香煎炼，北人贵重之。每报聘礼物中，只一合，奉使者例获一小瓶，其法秘不传也”[13]。
宋人笔记基本是时人写时事，北宋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在笔记中多有记载，有的甚至反复记叙。这些笔记中有大量关于契丹史料的记载，有的是史书阙略的，有的则与史书有异同，这些史料大大拓宽了契丹辽史研究的资料范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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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范镇.《东斋记事》附《东斋记事补遗》[M].北京：中华书局，199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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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岳珂.桯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1.63.
〔12〕王辟之.渑水燕谈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100.
（责任编辑 张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