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第三条道路”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抗战结束，从解放战争初期到新中国诞生，经历了一个缘起、形成、发展、衰亡直至破产的历史演变进程。然而，历史上“第三条道路”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研究和分析其发展演变的过程，探寻其内在规律，对深刻认识当前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抑制西方“第三条道路”思潮的渗透，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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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第三条道路；中间党派；历史演变
抗战胜利后，中国应往何处去成为当时全国人民普遍关注的问题。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间党派和一部分民主人士主张，既不走由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资本主义道路, 又不走以“共产党主张暴力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道路”，试图寻找第三条可能的道路，即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他们提出中国应该仿效英美，建立民主政治，但不允许地主官僚资本家操纵；“应当实行改良的资本主义”，杜绝官僚买办资本垄断，走和平改良的道路。
一、中国“第三条道路”的缘起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就一直在为寻求一条救国图存的道路而不断尝试。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中西文化碰撞的历史条件下，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变革封建专制制度。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变法来救亡图存，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武装革命拯救民族危亡，都在不断寻求救国救民的新道路，却终以失败告终。然而，“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和形成也存在着一定缘由。
一方面，共产国际内部第三条道路思潮泛滥，对尚未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影响较大。世界上两种意识形态的尖锐斗争使得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有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并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第二国际卡尔·考茨基主张共产国际可以借鉴运用资本主义议会民主的形式，走出一条既不是十月革命模式，又非纯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国际内部一些其他修正主义思想家亦纷纷主张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现实的资本主义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主张阶级合作，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宣扬社会改良。随着共产国际“第三条道路”的传播和影响，一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右翼打起第三条道路的招牌，鼓吹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以此来对抗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另一方面，以谭平山、邓演达为代表的部分国民党党员组织建立第三党，为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提供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国民党党员和从中共游离出来的人士于1927年底在上海成立“中华革命党”。重新审视了中国现状，既反对国民党实行独裁统治，又不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张，提出要建立一条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中国革命道路，即“第三条道路”。1930年，邓演达将“中华革命党”更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主张当前中国应建立以“平民”为中心的政权。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正式建立，标志着我国最早的中间党派的成立，也意味着“第三条道路”在中国有了立足之本。
二、中国“第三条道路”的发展演变
抗战胜利结束后，“第三条道路”一度活跃起来，并逐步形成一条策略、纲领、理论比较完整的政治路线。然而，随着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野心不断暴露，中间党派遭受镇压，“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也因此衰落，并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发展而最终破产。
1.解放战争前期：萌芽并发展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专政独裁面目并未彻底暴露；中国共产党也希望争取和平民主、合法斗争的机会。这就使得中国国内暂时出现了国共两党某种力量相对均衡的和平局面，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中间党派的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另外，这个时期，政治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武装斗争，成为当时中国的主要斗争形式。中间党派成为国共两党积极争取的力量，这在客观上提高了中间党派的地位，为中间党派的活动扩展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于是，围绕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中间党派与国共两党展开争论，提出“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倡导走“中间改良道路”[1]。中国民主同盟还明确提出“要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2]。
2.解放战争中期：怀疑并论战
随着国内局势的不断变化，1946年春到1947年初，中间党派开始对“第三条道路”产生怀疑并展开论战。抗战胜利后，“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相对于国民党来说仍然处于劣势地位。他们将“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寄希望于国民党能做出让步，从而建立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然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独裁的野心不断暴露，中间党派内部逐渐对“第三条道路”的可行性产生了怀疑，并对此展开论战。一方以施复亮、张东荪为代表，强调中间政治路线是唯一“正确而且可能的道路”[3]。另一方则以马叙伦、李平心等为代表，指出“: 中间路线在中国行不通”[4]。他们认为，国民党已经抛弃政协路线，走上了反民主的道路，“第三条道路”已然无法实行。这次论战使“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内部产生分歧，削弱了中间势力，“第三条道路”的呼声逐渐衰弱。
3.解放战争中后期：衰亡至破产
1947 年初到1947 年底，民主党派内部分裂，“第三条道路”不断衰亡，最终破产。一方面，1947年5月3日，国民党发表《中共地下路线斗争纲领》，公然污蔑民盟为中共操纵的工具，否认其合法平等地位，公开与民盟为敌。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势力意图通过国民党的让步，实现和平民主建国的幻想终成泡影而破灭。另一方面，始于1946 年底的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辩论依然进行，多数民主党派人士开始倾向于加深与共产党的合作，积极推动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由此，少数鼓吹“第三条道路”的右翼力量越来越薄弱，而且国民党对民盟的一次次破坏使更多的民主党派人士清楚地认识到，“民主与反民主之间，真民主与假民主之间，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5] 。最终，“第三条道路”逐渐走向失败，直至破产。
4.解放战争后期：重新讨论
1948年初到1949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美蒋扶植的“新的第三方势力”重新掀起了关于“ 第三条道路”的讨论。1948年1月，《大公报》连续发表了《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国际第三方面势力的抬头》等文章，鼓吹“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新的第三方势力”的兴起引起各民主党派的关注，他们揭露和批判了所谓的“自由主义”和“新的第三条道路”实质上是美国一方打着“和平”的旗号，巩固自己统治的阴谋。正如沈钧儒所说，“新的第三方势力”只是美国的尾巴。与此同时，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各界民主人士也纷纷发表声明，所谓的“新的第三条道路”确是“蒋美和谈阴谋”。因此，此次重新兴起的“新的第三条道路”是国民党为挽救其崩溃的危机而实行的一种手段。
三、中国“第三条道路”历史演变的现实启示
中国的“第三条道路”，实质上是英美式的资产主义道路，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续和发展，它已经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而宣告破产。但是，重新剖析中国“第三条道路”的历史演变进程，了解当年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对当前中国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作用。
1.历史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解放战争后期，中国“第三条道路”最终破产，历史选择了新民主主义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三条道路”的选择是没有意义的。正是由于经历了这条民主主义中间道路的思想实验，使得中国人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我国所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第三条道路”的选择不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国情和当前的时代背景，不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是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上最终确立的道路。而“第三条道路”则是实力孱弱的中间势力在“两头大，中间小”的政治局面下幻想在国共两党中寻找的一条中间道路，没有广大的群众和阶级基础，错估了当前形势，以至于最终破产。由此，为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一定的经验教训。
2.重要作用：抑制西方思潮的渗透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多样性变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各种社会思潮的兴起更是进一步加大了冲击力度。“骑墙是不行的, 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6]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中间势力希望走不偏不倚的中间道路，但客观事实决定了其政治思潮在现实斗争中只能依附于某一阶级，处于附属地位。
当前，社会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实质是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同样是没有出路的。它与“第三条道路”在本质上都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幻想，是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的革命思想。因此，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统领作用，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当前唯一正确的出路。
3.现实价值：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西方社会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一种新的“第三条道路”理论悄然兴起。它主张要走一条既不同于以往以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撒切尔夫人等奉行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道路。而是结合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自由市场经济以及传统国家社会主义所关注的平等所构成的一幅完整的政策框架。
对于中国“第三条道路”的研究，有利于更深刻了解这条道路的实质，避免走上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歪路和邪路，始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利于中国人民站在历史的角度，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第三条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为中国共产党对部分误入歧途的党派人士有的放矢地进行批评和教育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依据。
中国的“第三条道路”经历了一个由缘起到破产的完整演变进程。中国的道路选择是一个艰辛曲折的探索过程，也凸显了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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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施复亮.两条道路, 一个动力[J].周报,1946(48).
[2]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 1 9 41一1 9 4 9 )[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
[3]施复亮.中间派的政治路线[J].时与文, 1947(3).
[4]李平心.论“第三方面”与民主运动[A].上海:时代文化出版社, 1949.
[5]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 1 9 41一1 9 4 9 )[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6]毛泽东选集（1-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