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马克思与海德格尔论“理论-实践”关系本文受到“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201206140030）的资助。
杨栋
【摘要】
在马克思和海德格尔那里，“理论-实践”问题与二者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超越密切相关。早期马克思对“理论-实践”关系的变革，将二者的统一引向实际的社会性人类活动，由此开启出对这种活动所做的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研究。海德格尔分别基于基础本体论和存在历史的视域，克服了理论与实践的区分及二者的转化。然而，基于对形而上学局限性的不同自觉及对人类本质的不同看法，二者解决问题的策略和得到的成果则显出不小程度的差异。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理论；实践；马克思；海德格尔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4-0024-06
作者简介：杨栋，德国弗莱堡大学胡塞尔档案馆博士生。
①Petrovi，G.，“HeideggerundMarx.“In：Guzzoni，U.(Hrsg.)，NachdenkenüberHeidegger：eineBestandsaufnahme，Hildesheim：Gerstenberg，1980，S.215.
②Marcuse，H.，“Beitr?gezueinerph?nomenologiedes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1928)“.In：Marcuse，H.，DerdeutscheKünstlerroman.FrüheAufs?tze.SchriftenBd.1，Frankfurta.M.：Suhrkamp，1981，S.366.
③Ibid.，S.368.
④Ibid.，S.362.
一、“理论-实践”问题的独特地位
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彼得洛维奇指出：“在不低估上两个世纪其他重要思想家的前提下，当代哲学的选择要么是海德格尔要么是马克思。也就是说，当今哲学欲立于其时代之高点，就必须决定，自身是从海德格尔出发还是从马克思出发（抑或是从二者共同出发）。”
①
实际上，也正是从《存在与时间》出版之时起，对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的比较研究就成了西方学界的重要议题之一。
马尔库塞的工作颇具代表性，他企图通过二者的互诠互补，建立一种历史唯物论现象学（Ph?nomenologiedes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首先，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的主要关切不是近代意义上认识活动的真理（dieWahrheitdesErkennens），而是人类此在的历史性（dieGeschichtlichkeitdesDaseins），亦即此在发生的真理（dieWahrheitdesGeschehensdesDaseins）。历史唯物论将这种真理描述为人类-历史之关联（dermenschlich?geschichtlicheZusammenhang），亦即与人类发生事件之存在、结构和运动相关的总体范围。据此，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双重含义的历史理论：“其一，因其对象是历史的，且作为历史的对象被对待，其二，它将自身嵌入历史运动中的具体历史情境。”
②
因此，历史唯物论的辩证方法就有了一个前提，即对对象合乎其存在的历史性（dieseinsm?βigeGeschichtlichkeitihrerGegenst?nde）的认识。现象学的引入则在于保证历史唯物论之对象的这种本源历史性。在马尔库塞看来，现象学乃是“让从对象自身而来引起问题和交道，将对象自身全然带入视野”
③
，而对象自身是在历史性中获得的，所以现象学是使历史唯物论更为有效的必要补充。其次，在马尔库塞看来，通过《存在与时间》，“哲学又将自身带入源始必然性中”
④
；而存在于《存在与时间》中的断裂（Durchbruch）却又使得海德格尔的思考很成问题。马尔库塞称此断裂带来的缺失为“历史性的物质构造”（diematerialeKonstitutionderGeschichtlichkeit），因此基础本体论（Fundamentalontologie）需要来自辩证法的补充。总的来说，马尔库塞的努力是有益的，他促使人们思考如何将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带入对话，以及这种对话的主题为何。
在诸多引起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对话的主题中，代表之一为技术（Technik）。技术主题的出场有其时代背景：技术在现代方成为哲学的关键问题。尽管技术自然地作为科学的对象存在，但其根本上应当成为哲学的事业。许思乐（VittorioH?sler）指出，两个根据促成技术与哲学在当代的联姻：“其一，所有的不同观点各如其愿地在技术现象中纠缠在一起。但特定的打交道方式不能充分把握技术现象之处，就在那种程度上需要着哲学……第二个根据在于这一事实：哲学关怀人类命运，而这种命运系于技术之手。”H?sler，V.，“WarumistdieTechnikeinphilosophischesSchlüsselproblemgeworden?“.In：H?sler，V.，PraktischePhilosophieindermodernenWelt，München：C.H.Beck，1992，S.88f..因此，作为时代主题的技术主题引领着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对话也就不稀奇了。波什雅克（BrankoBonjak）在给海德格尔百年诞辰的一篇献文中，以技术为主题将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带入对话。他指出，在马克思那里，“被理解为机器和作为机器形式的技艺（Techne）奴役着人类”Bonjak，B.，“TechnealsErfahrungdermenschlichenExistenz：Aristoteles?Marx?Heidegger“.In：Biemel，W.，v.Herrmann，F.-W.KunstundTechnik：Ged?chtnisschriftzum100.GeburtstagvonMartinHeidegger，Frankfurta.M：VittorioKlostermann，1989，S.100.；而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态度则可称之为“人类普遍主义”（dermenschlicheUniversalismus），即是指“唯人创造万物”Ibid.，S.107.。波什雅克建议从亚里士多德、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出发，按照“人类做主”（Anthropokratie）——“人当作为人去做主”来重新体会Techne，因为“当我们如此将人类领会为课题，那么技艺的合法性也只能在此关系中存在”Ibid.，S.108.。
早期马克思与海德格尔论“理论-实践”关系
《现代哲学》2015年第4期
事实上，对技术主题的探究引向对“理论-实践”关系的探索。许思乐指出：“技术时代的本质在于，刻画早期历史的理论（Theoria）、制作（Poesis）和实践（Praxis）之间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了。”H?sler，“WarumistdieTechnikeinphilosophischesSchlüsselproblemgeworden?“，S.98.不仅如此，作为与科学相对的技术，在西方近代以来的语境中，直接立足于理论和实践的二分和转化。就早期马克思和海德格尔而言，“理论-实践”问题与二者的首要关切紧密相连。这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阐明。首先，马克思和海德格尔都意欲超越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Vgl.Gelarch，H.?M.，“KritikderMetaphysikbeiMarxundHeidegger“.In：Raffelt，A.(Hrsg.)，MartinHeideggerweiterdenken，München；Zürich：Schnellu.Steiner，1990，S.36-64.如马克思所言，形而上学地从事哲学活动的特征是解释世界，进一步说，就是理论优先于实践的预设。其次，两位思想家都意欲建立一种有别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新思想，或曰新的哲学活动方式。这种新的哲学活动方式在马克思处是通过革命（Revolution）实现的；而在海德格尔那里，是通过回归到存在自身之近旁（dieN?hedesSeinsselbst）实现的。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阐释汇聚着两位思想家这两方面的关切。
二、理论-实践关系在早期
马克思处的变革与统一
通过海德格尔的学生兰茨胡特（SiegfriedLandshut，1897—1968）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编纂，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们有机会系统地一睹马克思的“真容”。由此人们发现，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开始摆脱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并扬弃了对理论-实践关系的形而上学规定。
在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划时代思考密切相关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直接而有力地打破了理论对实践的优先地位：“［二］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八］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60页。在此马克思明确反对通过形而上学的哲学活动方式得到的符合真理（dieübereinstimmendeWahrheit）。在形而上学看来，真理唯有通过将范畴（Kategorie）作为对象的理论活动方能把握。这种真理存在于人与对象的理论关系（Theorie?Verh?ltnis）中。人与对象的实践关系（Praxis?Verh?ltnis）相较于理论关系则是次位的。一方面，实践关系必须由理论关系支配，另一方面，实践关系之合理性的来源系于理论。然而马克思将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翻转过来了。他主张，把握真理的方式和真理的效用，亦即真理的合法性，都全然来自于实践。布洛赫如此解说这种变革（Umw?lzung）：“真理非只是理论关系，而是一种彻彻底底的理论-实践关系［Theorie?Praxis?Verh?ltnis］……就理论—实践关系而言，第二提纲是全然创造性和新颖的。”Bloch，E.，DasPrinzipHoffnung，Frankfurta.M.：Suhrkamp，1973，S.311
马克思对理论-实践关系的变革成为引领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主题之一。这种对理论先于实践之关系的翻转，在哈贝马斯看来毋宁是一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zentrismus）的克服。参见［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6页。因而这种变革有其深意。其一，“实践”（Praxis）、“实践的/地”（praktisch）被马克思赋予了新的含义。实践不再是近代认识论意义上主体与客体的关联，而是“人类活动”（diemenschlicheT?tigkeit），其较之一切认识活动、一切以绝对普遍性（Universalit?t）为导向的人类存在方式更为源始。由此我们过渡到第二点，即马克思业已有了这样的洞见：形而上学的理论与实践有其源始统一性。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形成之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形成了统一理论与实践的观点：“思维［Denken］和存在［Sein］虽有区别，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一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3页。这种统一并非抽象的，而是现实的（wirklich）。而且这种统一并非出现在作为个体的人那里，因为人类的本质体现在社会关系中。这就是说，理论和实践不只是源始统一于人类活动，而是统一于社会性（gesellschaftlich）的人类活动。从此点出发，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作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思考的马克思思想，其哲学意蕴就应当这般理解：这种思想关注人的社会性活动［diegesellschaftlicheT?tigkeit］，通过对人的社会性活动的种种表现的阐发，克服形而上学之无能，以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我们看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并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同上，第127页。“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页。这种对世界的改变，是通过融合了理论与实践的“革命”实现的。这种革命根本上乃是一种人类自身存在方式的改变。Vgl.Petrovi，“HeideggerundMarx“，S.216.因为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的，所以这种革命也是人的社会性活动方式的转变。政治变革、社会秩序和结构的变化乃是这种革命的后果和表现。对于马克思对“理论-实践”问题的这种解答，海德格尔发问到：“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是否存在着真正的对立？……对世界的每一个改变不都把一种理论前见（Vorblick）预设为工具吗？”［法］F.费迪耶等辑录：《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丁耘摘译，《哲学译丛》2001年03期，第53页。在海德格尔看来，马克思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变革是不够彻底的，因为其基础系于黑格尔哲学中。他强调说：“如果没有黑格尔，马克思是不可能改变世界的。”同上。这种对形而上学的翻转，在海德格尔看来依旧是形而上学的。那么，海德格尔本人又是如何回应深深植根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中的“理论-实践”问题的呢？
三、海德格尔对理论-实践之区分
和转化的克服
海德格尔晚年接受《明镜》周刊访问时说：“在我看来，从形而上学产生出来的理论与实践的区别和二者之间的转化的想法阻塞着洞察我所理解的思想的道路。”《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311页。由此来看，“理论-实践”问题被海德格尔置于其思想道路的关键位置上。那么他是如何克服这种区分和转化的呢？纵观其思想历程，主要有两种处理“理论-实践”问题的方式：其一是基础本体论的（fundamentalontologisch），其二是存在历史的（seinsgeschichtlich）。前者最主要地体现在《存在与时间》中，后者正式发轫于《哲学文集（从事发而来）》、公开于《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这两种方式都服务于同一个目的：回答存在问题（Seinsfrage）。
基础本体论的方式是指，引入人类此在之发生（dasGeschehendesmenschlichenDaseins）的视域，以开显传统本体论的根源。此在作为“存在于世界之中”（In?der?Welt?sein）发生，作为“依世界内所遇之存在者存在”（Sein?beiinnerweltlichbegegnendemSeienden）、由“自我先行存在”（Sich?vorweg?sein）和“业已存在于世界中”（Schon?sein?in?der?Welt）组成。这三者的统一被海德格尔命名为操心（Sorge）。据此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置于一源始的平面上：“操心作为源始的结构整体性在生存论上先天地处于此在的任何实际‘行为’与‘状况’‘之前’，也就是说，总已经处于它们之中了。因此这一现象绝非表达‘实践’行为先于理论行为的优先地位。通过纯粹直观来规定现成事物，这种活动比起一项‘政治行动’或休息消遣，其所具有的操心的性质并不更少。‘理论’与‘实践’都是其存在必须被规定为操心的那种存在者的存在可能性。”［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23页。
作为此在去存在（zusein）的可能方式，理论和实践源始统一于操心中，而操心则描画此在存在的整体。依所打交道者，操心可作为操劳（Besorgen）和操持（Fürsogen）。前者与非此在的存在者打交道，后者与其他此在打交道。理论和实践可以依此阐释为：理论对应于与现成存在者（dasVorhandene）打交道的行动（Verhalten），且先行存在于一个对象化了的（vergegenst?ndlicht）世界、依现成的存在者存在；在实践中，人们以用某种存在者的方式与这种存在者打交道，也就是说，在实践行动中，存在者以上手的（zuhanden）方式遭遇与其打交道者。因此，理论就失去了对实践的优先地位：“‘实践的’活动并非在盲然无视的意义上是‘非理论的’，它同理论活动的区别也不仅仅在于这里是考察那里是行动，或者行动为了不至于耽于盲目而要运用理论知识。其实行动源始地有它自己的视，考察也同样源始地是一种操劳。理论活动乃是非寻视式地单单观看。”同上，第82页。基于这样的观点，海德格尔将理解为“操劳着的交道”（derbesorgendeUmgang），将，即在操劳中被交道者，理解为“工具”（Zeug）。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人们首先是运用工具从事某事，所以在基础本体论意义上作为操劳的“实践”优先于“理论”。由此，海德格尔为理论与实践确立了基于操劳的根据：“操心作为有所操劳操持却至为源始、至为整全地包罗着此在的存在，乃至若要区分理论行为与实践行为，总先就得把操心设为前提，而并非由这两种职能才始得合建起操心来。”同上，第343页。确立根据（Grundlegung），从存在历史的观点出发，也就是克服（überwindung）。Vgl.Heidegger，M.；v.Herrmann，F.-W.(Hrsg.)，Beitr?gezurPhilosophie(VomEreignis).GesamtausgabeBd.65，Frankfurta.M.：VittorioKlostermann，1989，S.228.也就是说，通过追溯到作为人类生存现象源始统一的操心，海德格尔克服了形而上学流传下来的理论与实践的区分。
存在历史之思（seinsgeschichtlichesDenken）开启了存在自身之发生（dasGeschehendesSeinsselbst）的视域。其要点如下：首先，“存在［Seyn］之真理……乃是事发［Ereignis］”Ibid.S.258.，因而存在历史之思与事发打交道；其次，“事发乃存在的本质（Wesen）”Ibid.S.4，8.。从《哲学文集》开始，海德格尔开始基于动词wesen（存在并发挥作用、本现）来理解名词Wesen和Wesung（本现过程）。前者是大写wesen首字母得到的名词，描述“本现”这个动作，后者则是wesen的动名词形式，侧重于描述“本现”的过程。根据语法功能的不同，wesen以自身动词形式，或以名词Wesen、Wesung的形式出现，实际上刻画的都是存在现身，亦即发生的方式。这就是说，存在历史之思与存在之发生（dasEreignendesSeins）打交道。再次，“此处历史［Geschichte］并不被把握为某个与其他领域并列着的存在者领域，而唯鉴于存在自身的本现过程被把握……事发乃源始的历史本身，以此可表明，此处存在的本质全然‘历史地’被把握”Ibid.S.32.。由此可知，只要思想鉴于存在之发生来把握存在，那么思想本身就历史地存在（ist）。总体而言，存在历史之思的思考中心乃是事发，亦即存在之发生。于是存在历史之思被描述为“从事发而来”（vomEreignis），这就是说，“一种思想—道说着地对存在、对存在‘之’［des］词语的归属［Zugeh?ren］，从事发而来发生”Ibid.S.3。此引文中打引号的“之”（des），被海德格尔称为“存在历史的第二格”，释义见下文。。
基于存在历史之思，理论和实践的源始统一可作如下诠释：
首先，作为描画存在历史之思形态的“接合”［Fuge］，乃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理论刻画着任何一个形而上学“体系”（System），这种体系可以表现为第一原理、认识理论等。而实践则刻画着理论之应用，按照不同的应用领域，体现为伦理学、政治学等。与之相对，刻画存在历史之思基本特征的接合，与体系根本不同。接合有三重含义：结构（Gefüge）、占用（Verfügung）和顺应（Fügung）。结构乃存在历史之思的构造，是存在历史之思的严格性的体现。以此结构，方能“在存在被确立了的本质的全然展开了的丰富中把握存在的真理”Ibid.S.81.。这种对存在真理的把握本身并非终极目的，而是为着一条道路的占用。占用亦即对真理的运用。结构与占用的统一则是对存在的一种顺应，也就是对“存在真理之开显［Wink］和隐匿［Entzug］”的顺应。这就是说，通过对存在真理的把握和运用，获得一种对存在的顺服（Gehorchen）。因此，作为把握真理的理论，作为运用真理的实践，统一于作为服从真理的顺应。而接合作为结构、占用、顺应三者的统一，也就是理论和实践的源始统一。
其次，作为源始的行动（Handeln），存在历史之思本身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海德格尔指出，以存在之发生为视域的思想，在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开端处便被“技术性解释”（dietechnischeInterpretation）规定了：“在那里，思想本身被视为一种［技艺］，就是为行为和制作服务的思考办法。但在这里，思考（überlegen）已经是从［实践］和［创造］的角度来看的。因此，若就思想本身看，思想就不是‘实践的’。把思想称为［理论］与把认识规定为‘理论’行为，这都已经是在对思想的‘技术性的’解释的范围内发生的事情了。这种解释乃是一个反动的企图，还想把思想也挽救到一种相对于行动和行为的独立性之中……作为思想之要素的存在，在对思想的技术性解释中被牺牲掉了。”［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68页关于思想之要素，海德格尔注释到“作为事发的存在”。所以，若要重获其要素，思想就得是存在历史之思，也就是存在“之”（des）思想。这个带引号的“之”或曰“的”，被海德格尔称为“存在历史的第二格”（derseinsgeschichtlicheGenitiv）。Vgl.Heidegger，M.；v.Herrmann，F.-W.(Hrsg.)，Besinnung.GesamtausgabeBd.66，Frankfurta.M.：VittorioKlostermann，1997，S.41它既是主词的第二格又是宾词的第二格。它的含义是：“只要思想自存在而来发生、归属于存在，那么思想就是存在的［DasDenkenistdesSeins］［思想］。只要思想归属存在地倾听存在，那么思想同时也就是［思］存在的思想［DasDenkenistzugleichDenkendesSeins］。作为此种倾听地归属于存在的思想，思想就是按其本源而是者。”Heidegger，M.，“BriefüberdenHumanismus“，in：Heidegger，M.；v.Herrmann，F.-W.(Hrsg.)，Wegmarken.GesamtausgabeBd.9，Frankfurta.M.：VittorioKlostermann，1976，S.316.中译文参见［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第370页。这就是说，思想既是对存在的把握应用，又是对存在的顺服。基于此，海德格尔指出：“思想之变成动作，并非只是由于有一种作用从思想中发出或者思想被应用了。由于思想运思着，思想才行动。也许这种行动是最质朴的同时又是最高的行动，因为它关乎存在与人的关联。”［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第366—367页
由此我们清楚地看出，作为源始意义上发生着的、行动着的思想，存在历史之思自身蕴含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四、结语
不论是在马克思还是海德格尔那里，“理论-实践”问题都存在于他们与形而上学的对峙中。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马克思连同尼采的努力都属于对形而上学的翻转（Umkehrung）。Vgl.Heidegger，M.，“BriefüberdenHumanismus“.In：Wegmarken.GesamtausgabeBd.9，S.336.就马克思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变革来看，海德格尔的观点也并非毫无根据。只要“确立根据”存在历史地同时被理解为“克服”，那么基础本体论亦可被视为对形而上学及建基于其中的理论与实践之区分的克服。不论是基础本体论还是存在历史思想，在海德格尔看来，都处于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思想“第一开端”（derersteAnfang）的“终结”（Ende）处。由此，基于“理论-实践”问题，对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对话的思考可总结如下。
首先，马克思与海德格尔都具有对形而上学在其各自所处时代表现出的局限性的自觉，相应地二者都试图给出对这种局限性的诊断。这种诊断体现为对“哲学终结”（dasEndederPhilosophie）的看法。正如波加斯（TassosBougas）所指出的：“马克思的哲学终结作为阶级意识的扬弃［Aufhebung］指的是通过革命实践产生的对哲学的否定和实现，其将人类历史引入一个更高的阶段……海德格尔的哲学终结作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Vollendung］产生于忘存在状态［Seinsvergessenheit］，其于科学与技术中达乎其最终成果。”Bougas，T.，“DasEndederPhilosophiebeiMarxundHeidegger“，in：Papenfuss，D.，P?ggeler，O.(Hrsg.)，ZurphilosophischenAktualit?tHeideggers：SymposionderAlexandervonHumboldt?Stiftungvom24.-28.April1989inBonn?BadGodesberg.Bd.1：PhilosophieundPolitik，Frankfurta.M.：VittorioKlostermann，1991，S.117.
其次，在哲学之终结处，马克思与海德格尔以各自的方式解决了深深植根于形而上学之中的“理论-实践”问题。他们解决方案的相似处在于，二者首先都将“理论-实践”关系的根源引向实际的人类生命之发生；而区别在于，尽管海德格尔思考了共在（Mitsein），然而这只是一种个体间的关联，而非社会性的关系。Vgl.Petrovi，“HeideggerundMarx“，S.231，Fuβnote25.此种区别的产生源自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对人之本质的不同看法。前者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页。；而后者认为，“这种存在者的‘本质’在于它去存在［Zu?sein］……此在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Existenz］”［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第49页。。
最后，基于上述原因，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二人用以产生新的哲学活动方式的策略有所不同：在马克思那里是批判性的革命（diekritischeRevolution），而在海德格尔那里则是克服着的待命(dieüberwindendeBereitschaft)。
（责任编辑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