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城，曹婷
（燕山大学，河北 秦皇岛 066000）
摘要：本文通过实证调研，发现农村地区法律服务的影响因素主要以当事人为主，原有因素如司法所等公权力层面影响因素逐渐势微，现有理论无法解释。本文将调研所得因素归为法院、当事人、律师三个方面，以国家与社会二者关系作为切入点来分析各种因素的此消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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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村地区；法律服务变化；实证分析；三方主体
中图分类号：D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3-0082-04
法律服务是架构于“国家”与“社会”之上的“桥梁”，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角度来理解，民事争议（本文主要针对的是民事纠纷，不适用于刑事案件）产生之后，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解决，即民事诉讼和ADR。而民事诉讼复杂、精妙的程序设计以及专业性也决定了法律服务多产生于民事诉讼之中（近来虽有律师参与调节等趋势，但其主业还是集中于诉讼），而广义民事诉讼指国家裁判机关以其强制的方式解决利害关系人之间民事权益争议的程序。由此可以看出国家权力藉由司法裁判介入到民事纠纷之中,而法律服务在其中起到“运输带”的作用，法律服务需受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影响，而这一影响主要是通过其三种参与主体实现的，即当事人、法院、律师。下面我们通过实践中所得数据对于该分析框架进行检验。
一、实证分析
（一）调研地情况
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调研地的大致情况，这可以作为后文数据分析的宏观背景。该县位于华北某省东北部，面积3309平方千米，53万人（2006年）。该县为重要林业县和水果生产县，林地面积1500平方千米，水果种植面积27000公顷，主要出产苹果、梨、板栗等；铁矿资源丰富，储量达四亿吨。
通过与当地人的接触以及对于当地的观察，除了表面上的数字外，我们对当地也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首先，该县原为国家级贫困县，但近年来由于铁矿的开采，其经济飞速发展，2012年年财政收入约18亿，在当地已可算作前列；其次，当地山多，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再者，当地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期，在街道两旁随处可见很多在建的住宅区；最后，当地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不论是民间的贫富差距还是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都极度悬殊。
在当地我们选取了三个派出法庭作为调研对象，分别简称A、B、C派出法庭。我们先来看一下三个调研地的大致情况，A派出法庭所在镇位于县城西南17.5千米，面积约138.59平方千米，人口约5万人左右，当地大理石开采业较为发达，有资料可查的2006年人均年收入约2100多元，其经济水平在该县大致居于中间水平；B派出法庭所在镇位于城东74千米，面积261.46平方千米，人口约3万人左右，当地矿产资源丰富，旅游业也较为发达，总体收入与A派出法庭所在镇较为相近，但人均收入较A镇高，经济水平在该县也属于中等水平；C派出法庭所在镇位于位于县城城东38千米，面积224.5平方千米，人口约3万人，由于当地资源较为贫乏，且距县中心较远，经济水平相对落后。
下面，我们将A、B、C三个派出法庭进行横向对比，探查不同地域的影响因素。
（二）三派出法庭横向对比
2011年A派出法庭审结案件156件，其中有代理的案件103件，没有代理的53件，诉讼代理率达66%（这一代理率在各地已经算较高者），其中原告单独委托代理人的有39件，被告单独委托的只有9件，双方都委托代理的50件。
其中律师共出现70人次，法律服务工作者出现42人次，公民代理共出现22人次，但其中关系明确的只有19人次（以上包括一人有数名代理或双方都有代理的情况）。
有代理的案件类型分布：离婚案件51件，买卖合同纠纷5件，民间借贷12件，侵害健康权7件，婚约财产6件，劳务合同纠纷4件，相邻关系2件，财务纠纷6件，扶养费纠纷2件，运输合同纠纷2件。其余还包括类似于排除妨害、非婚生子女抚养、抚恤金分割、生命权纠纷等案件，由于案件数量只有1件，不太具有代表性，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
在有代理的案件中，案件标的额最大为20万，而无代理的案件中标的额最大为30万。这可能与我们常识中案件标的额大才聘请律师相左，但经过仔细查阅案宗，我们发现许多大标的额案件其实事实认定十分清楚、简单，而且证据非常充分，之所以经过诉讼程序主要是因为当事人故意拖欠或无力偿还，并且之后在与法官的座谈中也验证了我们这一猜测。
在有代理的案件中，已判决结案的有45件，占43%，调节49件，占48%，撤诉9件，占9%；在无代理案件中，已判决结案的有33件，占62%，调节11件，占21%，撤诉9件，占16%。
同时，我们还统计了对于一般人来说较为关注的有代理案件与无代理案件的胜诉率，由于民事案件很难区分出哪一方是完全的胜诉方，所以我们采取相对优势者即为胜诉方的原则，通过诉讼费的承担以及对诉讼标的的分割和诉求的满足来评判谁为相对优势者，可能这一评判标准过于粗放，但该标准更能为一般群众所接受。
在有代理的案件中，原告胜诉的案件为33件（此处包括原告单方聘请代理人和双方都聘请代理人情况），占所有代理案件的32%，被告胜诉案件为10件（此处包括被告单方聘请代理和双方都聘请代理人情况），占所有代理案件的10%，真正的原告单方聘请代理人且败诉的只有两个案件；而在无代理的案件中，原告胜诉案件为24件，占无代理案件的45%，而被告胜诉的一件也没有。
在统计卷宗的同时，在A镇我们进行了问卷调查，主要对象也是当地的居民，主要是就近随机发放，有效问卷共计100份，其中年龄以50以上为主，占有效问卷44%，而30~40、40~50两个年龄段人士共计只占34%，这和当地青壮年大部分外出打工也许不无关系；另外调研对象的学历构成较为平均，小学占12%，初中占30%，高中（中专）占28%，大学（大专）占30%；而家庭年收入则较为集中，2万以下及2万~4万占64%，而4~6万只占20%，6万以上占16%。在发生纠纷的解决途径中，找熟人说和的占54%，高达一半；找村干部调节的占32%；而上法院打官司只占14%。对于打官司是否聘请律师，直接选择是的占54%，选择否的只占6%，而视官司重要性而定的占40%。对于律师的价位则较为集中，大部分人认为2000以下及2000~5000能接受，这一比例高达86%。而聘请律师的因素绝大部分人还是选择视官司重要性而定。
通过我们在A派出法庭所得到的案卷数据不难发现，在有代理案件中数量最多的是离婚案件，这当然有离婚案件总体基数大的原因，但A派出法庭离婚案件共计68件，而有代理的就有51件，高达75%。另外，结合我们在当地所做的问卷调研可以发现，对于经济成本的计算虽然也是影响因素之一，但并不是当事人决定聘请诉讼代理的首要因素。
我们再来看一下剩余两个派出法庭的大致情况，B派出法庭2011年共收案件89件，其中有诉讼代理的54件，没有代理的35件，诉讼代理率60.67%,其中原告单独委托代理人的有33件，被告单独委托的只有3件，双方都委托代理的18件。其中律师共出现46人次，法律服务工作者出现24人次，公民代理共出现7人次，其中关系明确的有7人次。
C派出法庭2011年共收案件36件，其中有诉讼代理的15件，没有代理的21件，诉讼代理率41.67%，其中原告单独委托代理人的有8件，被告单独委托的没有，双方都委托代理的7件。其中律师共出现10人次，法律服务工作者出现11人次（首次超越律师），公民代理共出现4人次，但其中关系明确的有2人次。
我们希望通过三个派出法庭的对比，能够在较为广阔的环境下凸显出影响法律服务的较为宏观因素，诸如各派出法庭的政策引导，不同地区的经济差异等因素，这些因素也主要是通过作用于当事人、律师等法律服务工作者、法院三者，进而间接作用于法律服务。
为了更直观地对比三者的差别，我们绘制了下表：
（三）对比分析
我们将三者的主要差别根据当事人、律师、法院三者角度简单梳理下来：（1）三者代理率不同，A派出法庭最高，B派出法庭次之，C派出法庭最低；（2）三者代理主体中，A派出法庭律师出现比率68%，B派出法庭律师出现比率85%，而C派出法庭中律师出现比率首次低于法律服务工作者，并且公民代理数量中，关系不明确者占据了一半；（3）A派出法庭结案数量为156，B派出法庭结案数量为89，C派出法庭数量为36。
通过上述三者主要差别，结合我们在调研中所了解的三地情况，我们首先对于三个派出法庭结案数量差距较大作出分析。根据三地情况我们可以总结如下：（1）A镇距县中心最近，C次之，B距县中心最远；（2）A镇人口最多，B、C两地人口差距不大；（3）B镇经济发展水平最高，A镇次之，但与B地差距不大，C镇经济水平最为落后。这三者我们将其抽象化为：“接近法律服务便捷程度”、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在这三者中最为占优势的是A镇，其次是B镇，最后是C镇，而其结案总数也是同样的排名。
下面我们简析一下三个因素的作用方式，通过A与B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在经济因素大致相近或处于劣势，人口因素及“接近法律服务便捷程度”因素即发挥作用，原因应是人口较多时纠纷数量也较多；而B与C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在人口总量现差不多时，经济因素即凸显出来；而A与C对比则又凸显出了经济因素及人口因素。因此我们认为影响三个地区结案数量的因素主要是：经济因素、人口因素及“接近法律服务便捷程度”，这三个因素也作为之后从各角度分析各项的宏观因素。
经过对比我们发现，三地关于律师等法律服务工作者主要不同即三者出现比率，在A、B两地，律师出现人次都远高于法律服务工作者，但在C地，法律服务工作者却反超律师。我们还是以上文所总结出的三地的主要不同出发进行分析，首先仍是经济因素，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相比其收费水平本就比较高，而C地居民人均收入也较A、B两地少很多，经济承受能力较差。通过这一对比，我们验证了经济能力作为影响当事人聘请法律服务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个从律师等法律服务工作者角度出发的影响因素，即律师等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收费标准。
以上述三要素为分析框架，我们不难发现三地之中，A地代理率还是最高，刨除人口因素影响，我们不难发现“接近法律服务便捷程度”，在这里扮演重要角色。所谓“接近法律服务便捷程度”，即“在距离当事人并不遥远的地方是否存在提供法律服务的主体或场所、有关的信息渠道或利用这种服务的途径是否通畅等”，而据我们了解，当地主要法律服务提供场所即在县城中心，即距县中心的远近也可理解为“接近法律服务便捷程度”。
除了以上三种因素外，我们在走访A派出法庭时了解到，A派出法庭是当地基层法院强力塑造的模版，在我们完全走访时感觉它就是一个缩小版的青龙县法院，各种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该法庭庭长原是城关法庭的副庭长，在交谈中我们能感觉到作为“业务尖子”（在法院的光荣榜上我们就看到了他的名字）所具有的法律素养，当我们谈及法律服务的影响因素后，他提出了在自己看来影响诉讼代理率的因素：（1）案件的难易程度；（2）当事人的经济实力；（3）个人时间是否充裕；（4）律师收费；（5）关联程度。对于这些因素我们认为具有很强的参考性，由此可见作为当地法院的“招牌”法庭。A派出法庭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得到了当地法院的充分支持。这点我们认为也与A的代理率高于B派出法庭具有很重要的影响，该因素我们认为可以抽象为来自法院的政策影响。
二、理论假设及检验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总结出了一系列影响法律服务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也大致支撑了本文所提出的三个影响主体，两个宏观层次中即“两层三体”式理论构建。下面我们将使用其他已有调研成果的影响因素，看其是否可以适用“两层三体”的理论归类。这里我们主要采用王亚新教授在《农村法律服务实证研究(续)》中个案五中所提出的影响因素，在其分析讨论对数据解读中，他认为“当地农村的当事人提交给法庭通过诉讼来解决的纠纷中,那些主要涉及财产关系而非人身关系、标的金额较大、可能有当事人之间尖锐对立或法律上的胜负态势比较清楚等因素而难以调解的案件,往往都利用了律师或法律工作者提供的法律服务”。这一因素与我们之前调研的结果恰恰相反，但该因素也主要是从当事人角度出发，这体现了法律服务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在之后的分析中，其认为“作为可能导致代理率下降的原因,首先可以考虑法庭在2004年初从县城迁回其辖区内的中心乡镇是否起了某种作用。由于卷宗显示充当代理人的绝大多数律师或法律工作者都居住在县城,扶镇又没有提供法律服务的机构,法庭搬到乡镇上有可能意味着当事人寻求法律服务的不便或者城里的代理人到镇上开庭等造成当事人费用支出的增加”。这一点与我们调研所得的“接近法律服务便捷程度”不谋而合，也可以归入到法院通过政策调整间接作用于当事人，最后作用于法律服务；而在分析当地诉讼代理率的影响因素诸如“法院审判方式调整”、“当地法律服务提供主体的市场竞争”等，都可以归入到法院、律师等主体中，由此可见我们所提出的“两层三体”理论构建在归类及涵盖面上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我们可以根据已有的理论框架即“两层三体”，构建一个民事纠纷由产生至影响法律服务整体过程的程序。该分析结构分为两部分，即第一次分流和第二次分流，第一次分流即民事纠纷选择进入诉讼程序还是ADR；第二次分流即民事纠纷是否选择聘请法律服务，该阶段是本篇文章重点讨论问题，也是在理论假设中我们所提出框架的微调，通过该模型我们希望通过输入一定影响因素，最后可得出当时法律服务的发展趋势的分析框架，其简单形式如下。
在第二次分流中，当事人对于是否购买法律服务具有决定性作用，而法院、律师等法律服务工作者对其主要是影响作用。其影响作用包括直接影响作用和间接影响作用，直接影响作用可直接作用于法律服务，而间接影响作用则通过作用于当事人再最终作用于法律服务，我们可以将上图再做调整，并作出分析预测。
以此为分析框架，我们认为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力量的不断增强，律师等法律服务工作者及当事人对于法律服务的直接影响越来越多，而政治国家则处于消极中立的状态，其对于法律服务的直接影响将越来越少，而更多的可能通过影响当事人而间接影响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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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