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以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视角，全面探析了天职观与西欧资本主义产生的关系，主要探讨了天职观对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及兴起的影响。最先阐述了天职观的由来及发展过程，接着研究了天职观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联系，分别从精神、物质以及政治的维度进行巧妙的分析。通过以上的论述，笔者亦颇有感悟，遂就自我视角，对天职观念进行进一步解读，将文章的主旨进一步升华，由此得出结论并给予现今国内就业问题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理论支撑。
一、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天职观”之解读
（一）“天职观”的由来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主要探讨了一个民族精神文化气质与其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期间的因果存在与发展脉络大致为：欧洲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其核心内容为将基督教徒对上帝的“因行称义”转变为“因信称义”，即教徒与上帝的沟通、神圣感应无须历经教阶制度和繁文缛节，只要心中有上帝的存在，信仰便自在心中；而如何获得上帝的荣耀，一个重要的手段便是赚钱，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赚钱是一种美德，能力的体现，这便为天职观。天职观是新教伦理的本质内涵，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构成基础。
（二）“天职观”的发展历程
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可谓是西方理性主义发展精神要素的重要转折点，其主要包括两个分支，即德国的路德宗与北欧的加尔文宗。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初期，认为职业即从事生产劳动获得财富的世俗行为它只是人体自身的事情，无所谓好坏，在道德上属中性范畴。此后，随着其宗教改革运动不断深化并抨击天主教徒对“福音书的曲解”，认为天主教徒寄幸福于来世的思想是消极、逃避的，应将履行职业劳动看作是信仰上帝的一种外部表现，提出追求现世的财富积累。诚然，这种思想的转变难能可贵，但也仅是从形式上获得教会的认可，并没有形成职业观念与资本主义精神。其后，北欧的加尔文对基督教进行了进一步改革，使其形成职业观念。加尔文宗的宗教改革究其根本为世俗禁欲主义，提出“预定论”思想，即将教徒划分为弃民与选民。认为一个人现时的成功与否，主要通过商业竞争来体现，基督教徒的社会活动完全是为了荣耀上帝。天职在道德上是善的体现，是获得上帝恩宠，成为选民的唯一手段。因此，教徒只有拼命工作，方可获得上帝恩宠进而成为“选民”。社会各阶层包括资本家、工人都将生活重心搁置到生产当中来。如此行为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蓬勃、有序的发展。对于加尔文宗教改革的精神内涵，笔者给予充分肯定，因其将人之本性与教规教条合理结合，将目的与手段相统一，用狂热的宗教信仰为资本主义商业意识提供精神支持，这种宗教领域的精神原动力从很大程度上为资本主义大发展起到了催化的作用。且加尔文所言的“禁欲主义”并非纯粹的无为，而是在合理的维度内惜时、节俭、谨慎，体现为制度化、效率化的管理，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天职观念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关联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兴业兴趣与人们在世俗经济活动上的成功与基督教新教背景存在着某种关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新教在教义内在机理方面不同于天主教的最大区别在于，在宗教虔诚、苦修来世、禁欲主义的教规教条基础上，新教伦理却在各个维度体现了积极进取、艰苦创业、井然有序的资本主义精神它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大繁荣。究其根本，天职观念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关系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往往不仅仅只体现在精神层面，在物质、政治维度也会有所体现。
（一）精神维度
以“天职观”为核心内容的新教伦理与以惜时、勤奋、信誉、节俭、公正为主要构成的资本主义精神在精神维度中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进一步讲也可称之为相互作用的关系。新教伦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导向，一种心理驱动力的支撑为资本主义的世俗经济活动提供了合理性与合法性，使资本主义精神得到道德认同感；而资本主义精神在实际生产生活中所衍生出的系统、合理、体制化管理亦从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运营的平稳进行。除此之外，韦伯提出，新教徒认为资本的积累是顺从上帝的意愿，而不合理地浪费挥霍，会使上帝对其恩宠丧失。
（二）物质维度
新教伦理中天职观的本质概念“以赚钱为美德”并非享受现世物质快乐，而是一种更具特殊性质的“禁欲主义”，即禁止无计划、无条理、过度的经济行为；并不是禁止经济行为，而是在理性维度内进行系统安排、井井有条、格式化管理、合理预算的经济行为。这种新教入世禁欲主义伦理不仅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合理、有说服力的道德能量和心理驱动力，在经济发展、运营管理方面也起着实际作用：严谨、理性、条理分明的管理模式提高了经济运行、企业管理中的生产效率；合理地运用资源、精确资本投入有利于企业扩大再生产。在现代市场经济秩序中，只要干得合法，赚钱就是职业美德和能力的结果与表现。众所周知，韦伯在世界学术范围内并不仅仅作为一位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更是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在更宏观的领域里广泛地影响着学术、社会等各个领域。正因为韦伯将各个学术领域的相关内容融会贯通，方能提出具有独具特色的见解。正是因为宗教改革所产生的独特的新教伦理，才拥有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方可蓬勃发展，出现譬如股票、债券、基金、期货等各种经济概念。 （三）政治维度
天职观念在政治方面为资本主义存在的合法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各个阶级，包括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资本家与工人。资本所有者通过经营获取财富从而得到荣耀；工人阶级认为成为资本家理想的工人便可完成世俗活动的使命。天职观念渗入至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使剥削与被剥削合理化，变为道德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
三、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质疑
（一）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究竟为何
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联系，马克斯·韦伯更多的是从唯心主义的角度出发来加以探讨的。他认为，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促成了新教诞生，新教通过“因信称义”的核心思想形成了一大批积极入世，欲通过世俗经济活动来成为上帝“选民”的新教徒，在意识形态中形成“天职观”；这种积极入世、禁欲主义的精神在实际生产生活中变现为惜时、诚实、节俭、理性等各种美德，这些德行逐渐演化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精神气质，即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在观念中的积极作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然而，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个最重要的中心点便是论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依据唯物主义历史观，我们所能接受的便是，促进资本主义真正得以发展的是工业革命、新兴技术、生产力的大发展。笔者认为，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来看，工业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其发展使阶级关系不断深化，资产阶级兴起，涌现出一大批资本家。资本所有者为获取更大的利益，在从事资本活动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为与获得更多的利润目标相适应，形成一些美德，即资本主义精神。由此，笔者认为，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并非始源于宗教改革，而是在存在、物质层面，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息息相关。
（二）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方法论的质疑
韦伯在探讨“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前因后果中，仅从“宗教”这一维度出发，将线索主题完全归结于“新教徒”，忽视了非新教徒这一主体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及理性主义精神的萌芽是一脉相承的，16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上半叶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也从很大程度上对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一定的催化作用。深刻的文学作品、绚丽的艺术工艺、扬弃的政治观点、走在时代思想前列的哲学作品……人们开始重视生活，凸显自身的生活才智，反对消极避世、无为的生活态度。而韦伯从很大程度上将西欧资本主义这些精神完全归结于“新教徒”，归结于宗教改革，忽视了在文艺复兴运动中，道德、政治、艺术、客观因素对于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影响。
四、“天职观”对当代中国就业问题的启示
现代资本主义是契约经济、信用经济所演变的成熟产物，但通过前文的探讨我们得知，其包含着更深层次的宗教因素。因此，其内在精神层面的推动力——新教伦理的核心内涵“天职观”对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不断完善起着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阶段，其过程伴随着风险，涉及社会中的各个主体，而各个主体的利益也需要得到相应的保障。基于此，当代经济社会对人们的要求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要求社会个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由于市场经济这一基本概念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西方社会，其根源具有很强的宗教色彩，因此，中国若要完善适合自身发展的社会经济的体制，建设一个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具备一种精神文化气质。诚然，近代中国已然不能从宗教维度来进行与之相匹配的改革，那么就需要直接借助西方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精华，以“天职观”的合理核心来建设并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我们应学习清教徒一样的创业精神，在工作中爱岗敬业，勇于创新，勤奋努力，不懈向前，切勿安于享乐，不思进取，庸庸碌碌，坐吃山空，止步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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