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两次伟大变革，其结局的背后隐含着有关改革成败的某些规律性结论，诸如改革的客观现实、改革的领导权、改革的战略选择、改革中的社会共识等等。
关键词：戊戌变法；改革开放；差异性
1898年6月，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一场救亡图存的改革运动，这就是著名的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最终虽然失败了，但却预示着“亚洲觉醒”的到来。开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时至今日已近39年。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的生活面貌以及精神面貌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两场伟大的变革，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为改革，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有许多相同之处，同时也有显著差别。比较两者的成败可以从客观环境、主观领导权、战略选择和社会共识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此来发现成功改革所需要具备的规律性因素，对中国今后的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客观现实的差异性
以救亡图存为己任，戊戌变法发生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产生的，比较而言，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国内外大局趋于稳定，人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由于两者的客观现实不同，必然导致结果不尽相同。
从客观条件来看，戊戌变法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清朝自努尔哈赤1616年建立后金，至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已经历200余年，即便没有外敌入侵，王朝也已走向没落。其次，清政府统治危机加剧。戊戌變法前，清王朝刚刚平息了太平天国运动，可谓元气大伤。随着甲午战败，民怨四起，国内动荡的局势日益加重。最后，帝国主义侵略不断加深。自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社会逐渐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至甲午战争后，大量的割地与赔款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总之，戊戌变法前的客观环境决定了变法很难获得成功。
与之相反，20世纪70年代的改革开放则是另外一种景象。新中国成立后，经过50年代中期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国民经济得到了极大地恢复。1978年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大胆而勇敢地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成功地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戊戌变法相比，改革开放处于一个较好的客观环境下。一方面，改革开放发生时新中国政权刚刚成立30年，正处在一个国家政权的上升期。另一方面，作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面临外交范围的挑衅，但敌对势力的侵略和强占已不复存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美、中日等关系改善，由此可见中国已经为改革扫清了所有外患障碍。可以说，良好的客观环境为改革开放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二、领导权的稳定性
戊戌变法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领导权的不稳定造成的。一方面，戊戌变法的领导者们并没有真正掌握实权。以康有为代表的维新派们把希望寄托于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然而实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另一方面，戊戌变法受到了中央顽固派和地方实力派的阻挠。与戊戌变法不同，1978年的改革开放，建立在共产党的稳健领导基础上。首先是以共产党为执政党的国家领导集体，他们深刻意识到若不及时主动进行改革，中国将无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机遇和挑战。其次，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根本之处还在于执政党始终没有放弃自身的历史责任与政治责任，发挥了执政党在改革进程中的历史主动性，确保了改革领导权的稳定性。最后，改革开放的领导者威望甚高，对社会下层的可控性也更强。改革开放时新中国刚成立三十年，虽经历了若干挫折，但人民群众对领导者的信赖度很高，人民群众坚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国力必将走向复兴。
由此可见，要在一个大国推进改革必须在相当长时期内维持领导权的稳定性。没有一个坚强的致力于改革的领导集体，就无法设想结构性的社会体制变革。
三、战略选择的系统性
改革的系统性，决定了改革不仅是某一领域的改革，势必涉及多个层面。
戊戌变法颁布的指令虽然涉及政治、经济、文教、军事多个方面，但相互之间并没有形成关联，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改革核心。另一方面，当时变法的推动者并不了解社会底层的状况，只是一味地在政权顶层推行变法，变法的诸多命令根本不能在社会中间得到广泛实施。随着变法推行的命令增多，触犯的利益也越来越多，最终遭到了当权者的镇压。
然而改革开放，中共在改革之初并无特别清晰完整的改革策略，许多重要的改革措施都是慢慢在实践中确立。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从1978年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到党的十三大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不仅为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更加明确了改革的基本方向。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进一步阐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随着改革的深入，从秉承“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到逐步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布局改革，从1979年开始试办经济特区到1992年正式通过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改革开放在实践中稳步前进。这样，一个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为直接目的，以改善人民生活，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的的全面改革战略就逐渐形成。
比较而言，我们可以得出：改革需要执政党和领袖对本国国情有清醒的认识，并以此为出发点选择一个改革的重点，围绕这个中心实施下去，这样才能达到改革所需要的目的，才能为全面完成改革提供可能性。反之，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这些改革措施又不能得到系统的执行，这样的改革不仅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还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更大的危机。
综上所述，以比较的观点分析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差异，我们不难看出改革中的某些规律性的因素，诸如：良好的客观环境是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因此应尽可能将改革控制在一个良好的客观环境之中；稳定的领导权是推行改革成功的有效保证，需要将自上而下的稳定领导与自下而上群众参与进行有机结合；系统性的战略选择是对改革的整体把握，改革的战略选择应该具备一个明确的中心并得到系统的执行；所以必须做到在争取和累积社会共识基础上进行改革等等。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截然不同的结局，我们都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找到答案，从而得到合理的解释。
纵观新时代的中国，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必将延续下去，在今后的改革中继续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的改革开放必将越来越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定会越来越美好。
参考文献：
[1]《中国改革开放30年》
[2]《中国近代史》
[3]《中国现代史》
作者：曾三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