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骏，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一
国内关于“未富先老”的讨论已有许多积累，对“未富先懒”的讨论才刚刚开始。追根溯源，“未富先懒”这个概念来自于日本，脱胎于三浦展写的畅销书《下流社会》。
“下流社会”中的“下流”并非“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的意思。按照三浦展的定义，“下流社会”指“现在的年轻一代面临就职难的困境，好不容易有了工作，加班又成了家常便饭，真可谓苦不堪言。面对职业、婚姻等方面的竞争和压力，不少人宁肯不当事业和家庭的‘中流砥柱’，而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归入‘下流社会’的行列”。作者敏锐地看到，在少数IT精英和商界名流醉心于高档时髦的都市生活的同时，类似于喜欢在便利店里阅读廉价周刊的“散漫一族”这样的低收入人群正在不断壮大。“下流社会”就指当代消费文化背景下，底层人群放弃了为更高水平的生活而奋斗的意向，“自甘下流”，以过一种安详闲适的日子的现象。
显然，对这种个人选择并不存在社会干预的必要，既没有违反法律或道德，也没有损害他人利益，相反，不妨视为堪称明智的自主安排：面对过于激烈的社会竞争，个人有权选择不参与，退守内心的一份宁静。只是从整体经济活力角度考虑，社会才需要反思如何保持个人经济积极性。论及中国“未富先懒”时，同样需要秉持这样的基本立场，“懒”在这里只是一种表达上的方便，不具有任何“道德谴责”的涵义。
由于日本社会在“下流社会”成为现实之前，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市民整体经济状况、生活质量和保障水平也已达到相当高度，所以属于“富而后懒”。但在中国，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尚未达到富裕程度，为获得闲适生活而放弃物质追求的心态、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却已经开始蔓延，因此被称为“未富先懒”。本世纪初，英国媒体上有专家表示，以其国家已有的财富，假定全国国民从现在起都不干活，坐吃山空，也能保持现有的生活水平50年不变。经过经济高速发展30多年的中国做得到吗？
很明显，“未富先懒”套用了“未富先老”的修辞方式，两者不但在词语形式上高度相似，在内涵上也有共通之处。更令人不安的是，在社会后果上还可能产生负面的叠加效应：一个“未富先老”的社会必定是一个缺乏年轻人的社会，而如果本就紧缺的年轻人中还出现了“未富先懒”的倾向，这个日趋老龄化乃至高龄化的社会还能自我维系吗？“未富先懒”之所以引起各界越来越大的关注，原因就在于此。
当下中国的“未富先懒”现象在整个社会层面上都有表现。城市户籍居民中，无论年轻人自己还是其父母，都求安稳、安逸，而怕动荡，工资高些最好，但不会为了多些钱，就冒风险、挑重担，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择业风气。“未富先懒”更显眼地表现在“二代农民工”身上。相对父辈，他们对打工挣钱的兴趣明显下降，而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之心更加强烈。某种程度上，进城不再是财务压迫的结果，而是生活本身的要求。所以，面对企业开出的各种“优厚”条件，他们更关心工作中的“人性状况”：职业本身有没有意思，社会评价如何，是否有助于“开眼界”，休息天有没有保障，等等。
年轻人之所以“未富先懒”，首先是因为有了可以“偷懒”的家庭条件。城市里的年轻人如果父母买了多套房子，且结成了门当户对的婚姻，则未来靠出租房屋为生不成问题，“不劳而获”成为现实，谋生动力自然下降。“二代农民工”虽然相对条件差一些，但较之“一代农民工”不知道改善了多少，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再需要寄大笔钱回家，老人看病、小孩上学、房子修缮都等着这笔钱的状况即便没有完全绝迹，至少不那么迫切了。自己收入自己用，已经成为许多打工者的消费模式。外在压力减轻后，个人选择的余地大了，利弊权衡之下，“自甘下流”才有了现实空间。
而中国发展30多年，本身就是一个成功门槛不断提高的过程。从最初做个体户就可以发财，到后来承包企业、做股票、投资房产，到现在创业成功上市，个人由此获得的财富从“万元户”到“杨百万”，现在飙涨到如马云、王健林身家成百上千亿元。与此同时，成功的门槛也越来越高，王思聪们的起点是普通人永远不可能企及的，人生尚未起跑，终点基本可以期待，除了少数天资聪颖、不落俗套的年轻人之外，绝大多数人选择不参加比赛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毕竟跳高的横杆已经升到那么高，自己又不像一个跳得过去的人，选择从横杆下开溜，似乎比摔个鼻青脸肿却连横杆没有碰上的好。“未富先懒”由此蔚然成风。
二
那么，为什么还有许多“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仍在不可企及的横杆面前不知进退地尝试，无论就业还是创业？去除不可控制的天赋、秉性甚至星座等因素，真正有关联的是社会仍然存在某些为个人所相信的价值观念：人生就是拼搏，努力永远是希望的燃料，有作为才能有地位，如此等等。当年最朴素的改革动力，“人人都想发财”的心态，不可能完全消失。但有一条对普通工作者来说更为普遍、也更为重要的价值观念，确实越来越成为稀缺资源，那就是“劳动观念”，尤其是在那些看似无价值的职业岗位上最能体现劳动内在价值的观念。
自古以来，劳动就不但是谋生手段，也是生活本身，在劳动中收获“超越性体验”的最好例子是中国庄子的“庖丁解牛”，“工作勤劳和生活简朴”不只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笔下的“新教伦理”之核心价值观，也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建国之后．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相呼应，劳动成为光荣的代名词。在过去职业底层工作的劳动者，不论掏粪的，还是扛货的，无论巡回在织布车间的，还是站立在三尺店堂的，都可以成为劳动模范，接受万众敬仰，甚至成为“领导干部”。劳动的地位不仅在于劳动的物质产出，更在于劳动的精神内涵，劳动者之所以得到尊重，在于劳动本身具有“超越性”。这才有了那个荒诞的年代最不荒诞的现象，从劳动竞赛到争先义务加班，站在今天流水线和劳动法立场上无法理解的事情，在当时属于天经地义。
今天重提这些情形，既不是主张拆除流水线，以方便工人“大干快上"，更不是给老板以借口，可以克扣工人额外工作的报酬。而是说，真要维持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提高个人对社会而言有产出的劳动积极性，我们就必须重新认识劳动和劳动观念本身。当不知道怎么富裕起来的宝马车主在乱扔垃圾之后，辱骂对他提出劝告的环卫工；当家长普遍将当普通工人作为恐吓孩子不好好学习可能遭遇的“悲惨人生”之参照物；当电视相亲对普通工人避之不及，而“农民丁专场”则引致收视率暴跌；当工会评选劳模都有意选择“高尚职业”和“财富成功者”，以反映新时代劳模“高大上”的时候，再来批评“未富先懒”，只能让人觉得从未有过的矫情和虚伪！对于无法让人感受体面、尊重和崇高，只有屈辱、痛苦和卑微的劳动，个人只要有条件和机会，就逃之天天，不是十分正常的吗？
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发展驱动策略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就走在一条当年马克思批评的“劳动异化”的道路上。劳动不是劳动者的对象化，过细的分工导致劳动的碎片化，过于繁琐的管理导致劳动者的客体化，在毫无创造性因而枯燥乏味的劳动中，劳动者体会不到任何成就感。在近年来逐渐引起全社会关注的工人诗歌中，对劳动的意义丧失和劳动者的主体性丧失有着最深切的描述和表达。富士康流水线操作工“13连跳”，不是心理危机，而是意义危机，劳动者先在劳动中失去了存在感，才会放弃肉体在物理空间上的存在。劳动如此堕落，要劳动者在劳动中获得自我维持的动力，谈何容易！
劳动的堕落因为劳动阶层的社会地位“自由落体般地下坠”。改革开放以来，“工人阶级主力军”的称号始终没变，但劳动者的实际地位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改制时期有国企领导说过一句响亮的话：“工人是工厂的主人，主人怎么可以下岗？”在理论上，这个观点完全正确，但现实是大批工人被无情地从劳动岗位上驱赶下来。那个时期经济学家最牛气的论断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牺牲一代人，说穿了，也就是牺牲3000万国企工人！”
更能反映劳动地位下降的是农民丁这个特殊的劳动者群体及其社会地位。作为中国“工业化快，城市化慢”两相脱节的极端表现，“农民工”的称号明确说明他们职业是工人，身份是农民。一方面城市需要农民工从事最脏最累最危险的劳动，另一方面城市吝啬于给予他们市民的权益二一方面城市强制要求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另一方面又给他们兑现社会保险设置重重障碍。一方面农民工不进城就会出现民工荒，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城市不管有没有正式就业，都会受到排斥和驱赶，所谓“积分制”在某种意义上说，只不过是让排斥披上“科学和制度”的外衣。在“打工被欠薪，要薪遭殴打，起诉被拒绝，上访遭拘留”屡见报道的背景下，“劳动光荣、劳工神圣”之类的光环是何等的虚幻？“工人阶级”理论的光鲜和农民工现实的狼狈，以巨大到不可想象的反差存在于这30多年里，积重难返已成为一种文化的虚伪和虚伪的文化。
在人类任何一个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劳动者都同样悲惨，但悲惨的体力劳动者还能得到小说家的同情，他们的现实困境至少得到了文学的记载和描写。狄更斯、雨果等作家自不待言，当年夏衍也以文字刻画了日资纱厂的“包身工”的非人生活。而今又有多少文艺作品呈现了底层劳动者的苦难？只有工人诗歌，成为一首首劳动者为自己奏响的挽歌！自杀的富士康工人许立志写过一首广为传唱的诗歌，叫《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管它叫做螺丝／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天亡／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我再咽不下了／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耻辱的诗。”
如此这般，劳动怎么让人亲近？“未富先懒”，不懒，又待如何？
“未富先懒”根本上不是个人现象，而是社会现象。只要大的格局不出现变化，个人对劳动的厌弃将始终难以消除，“未富先懒”不断加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既然任何一个社会都离不开劳动，那么总有一天，劳动者的稀缺将迫使社会重新认识劳动，不仅在观念上，更在利益和地位上，尊重劳动，维护劳动。人们有理由期待，这一天将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和劳动人口数量下降而日益迫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