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洋洋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摘 要：宋代文人的交游活动具有艺术化特征，主要表现在雅而不俗的礼物往来，含蓄蕴藉的情感表达和具有文化气息的活动内容。花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属性与文化内涵，宋代文人交游的艺术化、审美化借助花传达得最为充分。因此花在宋代文人士大夫的人事往来、情感呈现乃至具体的交际活动中，都占据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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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宋代；文人；花；交游
中图分类号：K244；I206.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04－０141－04
收稿日期：2014-11-15
基金项目：长春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成果，项目编号：长师院社科合字[2012]08号
作者简介：吴洋洋（1982-），黑龙江省哈尔滨人，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宋代美学、生活美学研究。
中唐以降，中国社会发生了某些深刻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政治、文化、经济领域，更根本也更隐蔽的是关乎人自身认识的变化。这种变化渗透到社会关系中，形成了各个社会阶层特有的交际原则与方式。宋代文人通过科举考试行使政治权力，从根本上打破了世族门阀制度，文人士大夫的交往不再依靠血缘和姓氏，更多依靠相似的生活志趣、审美品位与文化观念。从中唐的刘禹锡提出以雅易俗的主张到五代欧阳炯的《花间集序》提倡“清雅”，皆孕育文人的雅化要求。[1]宋代的文人交往呈现出艺术化特征，代表文人情调的品茗、弈棋、赏花、绘画、赋诗成为文人交际的主要内容。宋代文士追求的不是物质方面的奢华，也非感官欲望的满足，更看重的是具有文化品位的精神交流。
考察宋代文人的社会交往不难发现花是一条重要的线索。花从物质领域到精神领域全面进入到文人的交际生活。作为物质的花可观、可赏、可用、可玩，作为艺术对象的花可咏、可绘。文人之间以花为礼物馈赠往来，花是文人交流感情传递心声的媒介。花作为重要题材进入到文学绘画领域增进了文人的精神交流。文人为传达独特的审美感受和意念，将花塑造成雅文化的代表，体现了宋代士大夫文化的性质与特色。花作为宋代文人交游的重要载体之一，是宋代文人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在社会关系中的投射。宋代文人在文化上有一种优越感、使命感、责任感，士大夫对于自身修养原则、处事原则、人际交往、社会风俗有了新的认识，这些又是与人格完善和理想社会的构想分不开的。文人交游的艺术化特征反映了宋代美学思想生活化的价值取向。
一、以花为馈：宋代文人的交际风尚
花作为馈赠之物能够成为交际风尚主要源于宋代文人对风雅的追求。宋人追求风雅，馈赠之物大都是花木、团茶、奇石、文房清玩等富有艺术气息的物品。蔡襄为欧阳修的《集古录目序》刻石，欧阳修为表谢意以鼠须栗尾笔、铜绿笔格、大小龙茶、惠山泉等物为润笔，蔡襄欣然接受，“以为太清而不俗”。文士们要求馈赠之物的风雅是为了标榜授受礼物双方的高洁志趣，“不俗”是当时文士的人格理想和对自己的要求，所谓“士生于世，可以百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不俗之人的言论、艺术作品、个人生活、交游方式都应该是“不俗”的。“只把千樽为月俸，为嫌铜臭杂花香”，花木乃天地之灵气所汇聚，赠花自然是不俗之举。礼尚往来的过程中，文人们常以诗词唱和，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因为偏爱茉莉“幽独”的气质，杨万里就给好友送过茉莉，“一枝带雨折来归，走送诗人觅好诗”。（《送茉莉花与庆长》）诗人陈师道接受了他人送的花也会写诗相酬（《谢赵生惠芍药》）。追求风雅意味着宋人在人事交际中重情、重道而不重物。情可以寄托于物，但又要在物的形式上有所选择，有所超越。苏轼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宝绘堂记》）[2]西昆主将杨忆与宰相王旦交谊笃厚，前者相赠“山栗一秤”，以表心意。欧阳修和苏轼都接受过属僚、百姓馈赠的花木。正因为花在人事往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花为馈赠之物风靡一时，甚至引发了某些流弊。有的地方出现了以金银制作象生花草变相行贿的陋俗，一度引起朝廷关注。
花作为礼物的绝佳之处还在于花能够体现个人倾向性，更能凸显送礼之人的周到和双方的默契。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黄庭坚接连收到好友王充道、刘邦直等人赠送的水仙花。黄庭坚颇为动情，他在诗里将水仙比作凌波微步的倾城美女，又怕自己的鲁莽唐突了佳人，“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会心，为之作咏》），变婉转情思为豪迈气概。这种才思和情致也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扫弃一切、独提精要之语”，“每每承接处，中亘万里，不相联属，非寻常意计所及。”[3]为什么短时期内多位好友不约而同地送他水仙花呢？“非寻常意计”的背后又蕴藏哪些玄机？这一年对黄庭坚来说不同寻常。徽宗即位之初他满心期待离开谪居之地。可在途中又上表陈词“臣到荆南，即苦痈疽发于背协，痛毒二十余日，今方少溃，气力虚劣，而以累年脚气，并起艰难，全不勘事。”[4]黄庭坚的观望与犹疑并非只是身体不好那么简单，其深层原因是对残酷的党派政治心有余悸。他写下悼念故友的诗句“闭门觅句陈无几，对客挥毫秦少游”，从中不难体味黄庭坚心绪之复杂，惟恐再次陷入党祸。此间种种不便诉诸于口，好友送他喜欢的水仙花实则是为他开解心胸，为之遣怀，包含了友人的善意。黄庭坚也颇能体会好友的心意。花作为礼物更能表达体贴与诚意，双方的默契与情感得以加深。
送花能成为交际风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人们的观念中花卉预示着富贵吉祥，是上天赐予的吉兆。夏竦在应制而作的《景灵宫双头牡丹赋》中写道“二花并发者，两宫修德，同膺福祉之象也；双枝合干者，两宫共治，永安宗社之符也。”双头牡丹是罕见的自然现象，与两宫共治的政局联系起来，本属附会却很能说明宋人认识天道与人事的思维模式。“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又卷二十三），人能够与天相感应，通过“象”认识天道。西汉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阴阳义》中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何之，天人一也。”天与人的相合的基础是天与人本属同类。最早使用“天人合一”概念的，是北宋的张载。他在反对佛教主张天人二本时明确提出“儒家则因明至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与他同时的程颐认为“天人一也，更无分别”（《二程遗书》卷二）、“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二程遗书·卷六》）。在他们的认识中，天赋予了人仁义礼智的本性，天是人们必须敬事的，也是可以预示吉凶祸福的。带着这样的观念，花在交际行为中承载了期待，因其具有美好的物质形态，人们愿意赋予其生活愿景。有一则“金腰带”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金腰带”系维扬芍药，花主体为紫色中间呈黄色带状，与当时达官显贵的服饰类似故而得名。此花难得一见，相传簪此花者可位极人臣。宋初名臣韩琦出使维扬时，“金腰带”忽出四朵，韩琦宴请平生最为看重的三人，以“金腰带”赠之，四人同簪此花，日后果然都官至宰相。这则颇具巧合意味的故事里，赠花人能够慧眼识人、受花人得到赏识感到光彩与愉悦，文人们借助花促成了一次既有趣又颇富意味的交往活动。
以花为馈的风尚与上流社会的倡导有关，皇帝赐花给大臣，是至高无上的荣耀。《渑水燕谈录》记载宋真宗赐晁文元和钱惟演千叶牡丹（按礼千叶牡丹只赐亲王宰臣），又令中使为之簪花，众人皆以为荣耀。宋代社会是文官社会，文士地位空前提高，在政治上表现活跃。柳诒徵评价宋代政治曾说：“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5]太祖皇帝善待士人，后代君主往往谨遵家法，仁宗皇帝宣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诚然在君主专制社会中，“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无非是理想状态。然而从另外一重意义上讲，宋代政治生活中文人士大夫与君主之间的关系的确更精致、更人性化、更有人情味。这种新型关系又是通过一朵牡丹花呈现出来的。
二、花的隐喻：文人交往中的情感呈现
文人在人事交际之时，喜欢通过花寄予身世之感，以花喻人或自喻，表明心曲，增进情感交流。宋词中有不少把梅花写入贺寿词的：
早春时候，占百花头上，天香芳馥。寥廓寒分和气到，知是花神全毓。独步前林，挽回春色，素节辉冰玉。嫣然一笑，便应扫尽粗俗。
最爱潇洒溪头，孤标凛凛，不与凡华逐。自是玉堂深处客，聊寄疏篱茅屋。已报君王，为调金鼎，直与人间足。更看难老，岁寒长友松竹。（《厉主簿为梅溪先生寿》）[6]
词的作者是姚述尧，字进道，钱塘人，绍兴二十四年进士。词的上阕写梅花迎春而放，占百花之先。下阕由花及人，梅花并非凡品，却甘心生长在竹篱茅舍，比喻梅溪先生不慕荣华富贵高风亮节。梅有梅实，可为君王调鼎，夸赞寿主有济世之才。梅与松、竹并称岁寒三友，松竹又有长寿之意，此等意象用在祝寿词中非常恰切。南宋时，咏梅词被用于祝寿场合并不鲜见。一是由于寒梅傲雪而放生命力顽强，再者梅被塑造成情操高洁者的形象，第三梅有花有实比拟人有高名实学。咏梅词作为贺寿词，突破了庆寿的狭隘意义，将寿主的德行、才能、气质风度彰显出来。文人的情感表达运用以花喻人的方式更精致也更有深度了。
花具有隐喻性，用来纪事、传情在当时已经是一种普遍做法，宋人对此是有自觉认识的。以花喻人，促进情感交流的例子在宋代文学中比比皆是。苏轼有一首定风波写道：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尤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轼在词的序里说：“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在京师。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7]这首词因有感于柔奴的品性、节操而作，事实上又不尽然，而是有更多的寓意。王定国即苏轼的好友王巩。元丰二年，苏轼以“乌台诗案”下狱，受株连者二十余人，“王诜、王巩皆以往返连坐。”苏轼对此深感不安，“今定国以余故得罪，贬海上五年，一子死贬所，一子死于家，定国亦病几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书相闻。”[2]然而面对坎坷的遭际和恶劣的环境，王巩并没有怨天尤人，身处患难不戚于怀。元丰六年，王巩“归来颜色和豫，气益刚实，此过人远甚”（刘挚语），并且心怀天下，难怪自视甚高的苏轼也不得不叹服说，“今而后，余之所畏服于定国者，不独其诗也”。[2]苏轼词中的梅花形象不仅是形容“点酥娘”的，更是赞美“琢玉郎”的。敏感的政治环境下，好友之间不便言说的情意、相互之间的理解与欣赏、以及得知对方状况自己内心的宽慰，种种复杂的情感借助花表达出来了。
以花喻人成立的前提是花卉审美的人格化。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气候差异显著，多样化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花的种类繁多。不同种类的花姿态各异，生长习性各不相同，很容易激发人的感兴。漫长的历史文化流传中形成了自己的象征意义，在花卉吟咏中寄予道德期许，是中国花卉文化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主要是在宋代最终形成的。宋代理学兴起文人普遍注重万物的体性，赋予花木各种内涵精神。儒学的复兴随之而来的是文人对儒家理想化人格的推崇，人们把这种人格期待，寄托在花卉审美上，形成了一种审美化的理学表述。《爱莲说》中周敦颐不慕象征道家隐士的菊和代表人间富贵者的牡丹而推崇象征儒家君子形象的莲。莲的自然属性暗合了君子的洁身自好、群而不党的形象，在当时就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杨万里有诗云：“周家唤莲作君子”，“此花不与千花同，吹香别的濂溪风”，再比如郑思肖的《画菊》：“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以菊花的独立寒秋和枝头凋零等特性形容自己的南宋遗民心态，流露出不随波逐流的高洁志向。花卉在审美上具备了独立的人格意义之后，又能唤起强烈的审美意识，作为特定审美对象被反复咏叹。梅、兰、竹、菊的君子人格，就是被文人塑造出来的。
三、赏花会友：文人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实践
“美学不是‘美’，而是一种对美的言说样式。美学的变迁不仅是人们对美的认识的变化，还在于由于这种认识的变化带来的关注点转移。”[8]宋代文人已经意识到，美就在生活中，或者说他们有意识地赋予日常生活某种观念和仪式以获得超越性的满足感。正因为宋代文士在交游中追求风雅，他们更喜欢赋诗、作画、斗茶、听琴、弈棋、玩墨、赏雨……这些富有文化气息的活动。花因其可食、可簪、可赏出现在衣食住行各个领域，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不可或缺之物，又因其在文人阶层的流行，进而成为风雅趣味的象征之物。文人还把插花、点茶、挂画、焚香合称为四艺，茶艺、花道是士大夫文化的一部分。伴随着文人日常生活艺术化的趋向，文人交际这种社会实践也体现出审美化的特征。
苏轼在《牡丹记叙》里详细记载了与众人在吉祥寺赏牡丹的盛况：“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数。酒酣乐作，州人大集。金槃彩篮以献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饮酒乐甚，素不饮酒者皆醉。自与舆台皂隶皆插花以从，观者数万人。”[2]接下来苏轼交代自己写作此文的原由：“余既观花之盛，与州人共游之乐，又得观此书之精究薄备，以为三者皆可纪。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2]这段文字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本文作于熙宁五年三月，苏轼在杭州任通判，当时的杭州太守是沈立。此文是苏轼为太守沈立的《牡丹记》写的叙文。花是文人在精神层面交流的重要对象。《牡丹记》已佚，我们只能通过苏轼的描述略窥一二。《牡丹记》应该是梳理牡丹种植历史、栽种技巧、收集咏牡丹的诗词和笔记小说的。沈立另外做过《海棠记》，也只能通过陈思的《海棠谱》看到沈立《海棠记》的序和内容。宋代文人对花的论述十分丰富，文人经常就对花的研究展开交流，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受到钱惟演的启发，王安石和黄庭坚探讨过花的命名。另外，文人们还会展开“斗花”活动，在艺花方面一较高下。梅尧臣就与好友在喜好牡丹方面志趣相同“不问兴亡事栽插，栽红插绿斗青春”（《次韵奉和永叔谢王尚书惠牡丹》）
赏花会友是文人重要的活动。男子簪花是宋代独有的社会风尚。对于文人来讲，除宫廷礼仪需要外，簪花大多是表现个性的举动。苏轼“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吉祥寺赏牡丹》）苏轼当时只有37岁并非年迈，为何在此自称老人呢？这与他此时的心态有关。这里的“老”并非作者自觉暮气沉沉，而是指心态的旷达、从容。苏轼因不赞同新法被排挤出朝廷外放杭州，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沉。到杭州后，苏轼颇有作为，整理盐务兴修水利，在接触百姓民生处理具体地方事务的过程中，他如鱼得水深得民心。赏花、簪花、醉酒实际上是文人真性情的流露。这种任情纵性的行为饱含苏轼看清个人浮沉的透彻，同时又有孩童般的率性天真。苏轼对自己的童心颇为自得，这种自得又是通过自嘲的形式表现的，因此才有“人老簪花不自羞”之语。在吉祥寺赏花之行中，苏轼还应寺僧的请求，给寺中楼阁命名，苏轼名之为“观空阁”。“过眼荣枯电与风，久长那得似花红。上人宴坐观空阁，观色观空色即空”（《吉祥寺僧求阁名》）。 “色”与“空”本就是佛教的重要观念。明明是繁花似锦，美酒当前，耳畔都是俗世喧嚣，苏轼为什么还将花交友之所起名“观空阁”呢？这其中是否另有深意呢。其实苏轼对“物”的诱惑一直有着戒备心理。他不止一次讨论过人的快乐是否要建立在“物欲”满足的基础上。在《超然台记》中，他指出人不快乐的原因在于物有尽而欲无穷。苏轼所说的“物”不仅是美食、华服等声色之物，还包括人的精神所需之“物”譬如艺术，以及名望、功业等价值追求（苏轼《墨宝堂记》）。人在追求“物”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把对“物”的占有当作快乐的源泉，把“物欲”能否实现当作衡量人价值的标准。苏轼看出了“欲望”的危险，所以主张以“无情”（即审美）的态度对待“物”，才能获得快乐。苏轼将赏花的宴坐之所命名为“色空阁”，就是提醒人们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花开即花落，物无悲喜顺应自然，才是对待物的正确态度。
这种观念在南宋的张镃那里表述得更为清楚。张镃家世显赫，精通诗词书画，又热情好客交游广泛。他将十二个月的燕游之事写成文字，并名曰“四并集”。“四并”之说出自南朝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后即以“四并”指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同时遭逢。“四并”的关键在于赏心。心若清净则“有差别境中，而能常入无差别定。淫房酒肆，遍历道场；鼓乐音声，皆谈般若。”[9]张镃语中似有对世人批评他豪侈有辩解之意，但也不难发现另外一重意思即只要人际交往的主体有一种艺术化的观念，审美化的交往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实现，无需以远离尘世的姿态寻求。
在宋人的审美意识中，花与其他事物，一道构成了一个脱离世俗名利、车马喧嚣的日常生活空间。花可以为文人的交游活动营造一种审美的情境。宋画《听琴图》中，松阴下弹琴者焚香抚琴，正前方即是所插花卉。花器是古铜鼎，置以石几之上，花枝飞扬向上。弹琴者是徽宗本人，听琴者是一名童子、两名大臣，皇帝一副道家打扮。《洞天清录集》说：“弹琴对花，惟岩桂、江梅、茉莉、酴醾、薝蔔等清香而色不艳者方妙，若妖红艳紫非所宜也”，可见弹琴对花绝非偶然。画上有北宋末年权相蔡京的题诗：“仰窥低审含情客，似听无弦一弄中。”听琴不在于琴声是否美妙，而在于能否让疲惫的身心在审美的情境中得到休养，照到自己的“真面目”。
花是宋代文人艺术化交往的载体。花在文人交往中发挥重要作用，以花为窗口，可以得见文人之间优雅的交往方式、艺术化的人际关系以及交际主体审美的生活态度与追求。宋代文人交际的艺术化实际与人生、生活的艺术化追求是同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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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阳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