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欧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摘 要：“湖广熟，天下足”谚语的出现，是一种经济现象的真实反映，标志着两湖地区凭借粮食生产成为全国经济重地。唐代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开始有南移的趋势，以种植水稻为主的江南地区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经过五代和北宋200余年的持续发展，江南生产的粮食成为供给天下的粮食来源，于是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或“苏常熟，天下足”的民谚。到了明朝中后期，江浙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粮食生产比重下降，湖广地区则由于长期的开发，承接江南地区农业功能，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湖广熟，天下足”在湖广地区的出现，该地域的土壤水热条件是基础，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发展及种植技术层面的改进是关键因素，也与官府的轻徭薄赋与劝耕等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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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湖广熟，天下足”；两湖平原；水稻种植；劝课农桑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02－０147－05
收稿日期：2015-01-06
作者简介：李华欧（1978-），河南永城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经济史。
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现象。这一引人注意的现象发生于明清时期，是对当时粮食生产产地与全国粮食大流通的一种普遍认识，其肇始于民间，最终得到官方统治集团的正式认定。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内开始有学者研究这一经济现象，至今已成为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史研究的热点。目前，国内的讨论集中在清朝两湖地区粮食生产、贮存、外运，以及漕运运输、商品粮性质界定等方面，其中张国雄先生撰写的关于探讨“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地理特征、内外条件分析等问题的一系列文章，见解深刻，但比较侧重于历史地理环境演变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国外则以日本为主要研究阵地，对湖广粮食生产流通的研究滥觞见于岩见宏的短文《湖广熟，天下足》，其后还有加藤繁、藤井宏、安野省三等以此为研究展开论述。主要观点是“湖广熟，天下足”出现于明朝正德、嘉靖年间，民谚出现的原因在于两湖地区大米产量的提高。
“湖广熟，天下足”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有其出现的历史渊源，下面笔者将从自然与人文社会两个方面对其形成的原因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揭示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的农业发展进程，并引发一些思考，对现代农业社会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一、民谚“湖广熟，天下足”溯源
（一）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
粮食生产在我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极为重视。唐朝“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重心不断南移，以种植水稻为主的江南地区经济在全国的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农业通过五代和北宋200余年的持续发展，江南生产的粮食成为供给天下的粮食来源，于是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或“苏常熟，天下足”）的民谚。到了明朝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江浙地区粮食生产比重下降，湖广地区则由于长期的开发，承接江南地区农业功能，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
“苏湖熟，天下足”说明江南地区农业生产水平是居于全国领先水平的，只是随着经济发展，地狭人稠的人地矛盾显现出来。大规模生产粮食作物显然不能满足当地日益增长的利益需求，于是粮食产区开始向水土便利的长江中游地区转移。以今湖北、湖南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平原因其肥沃的土地，便利的交通，成为全国粮食生产的重要区域。
但是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湖广熟，天下足”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江南农业生产的衰退。相反，江南地区始终维系着“鱼米之乡”的美誉。从官府层面上来讲，“湖广熟，天下足”并不代表着湖广地区的重要性已超过江南地区。从明清赋税额度来看，在明清的多数年份，江浙地区承担的赋税额度是全国最高的，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达，而粮食在其经济交易中的比重持续下降。
通过比较湖广地区与江浙地区的经济发展，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苏湖熟，天下足”限于人地条件，由单一的粮食生产转型为多种经济形式发展的模式。湖广地区承接江浙粮食生产的转移，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以粮食生产而崛起。
（二）“湖广熟，天下足”谚语从民间走向官方
据国内学者考证，“湖广熟，天下足”谚语最早出现在明人何孟春的《余冬序录》中。其文记载：“湖藩辖府十四、州十七、县一百四，其地视诸省为最巨，其郡县赋额，视江南、西诸郡所入差不及。而《余冬序录·职官》中说：“’湖广熟，天下足’之谣，天下信之，盖地有余利也。”何孟春曾为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嘉靖六年（1527年）春因疾告退还乡。弘治年间，新蔡人曹凤将赴任湖广右布政使，何孟春便向曹凤作此文介绍湖广地区的民俗情况。故目前可推知“湖广熟，天下足”谚语最迟在弘治年间就已经出现。察看此文，我们可以得知，“湖广熟，天下足”在当时被籍贯为湖南的官员所了解，不过是一句民间的谚语性质，并未得到官方的认可。
到清代，随着湖广地区粮食生产地位的提升，这句民谚成为统治集团的共识，出现在朝廷对奏文本之中，主要集中在康、雍、乾三代。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六月：“谕大学士等：谚云’湖广熟，天下足。’江浙百姓全赖湖广米粟。”（《清圣祖实录》卷193）。康熙三十七年三月：“谕大学士等：湖广、江西地方粮米素丰，江南、浙江咸赖此二省之米。”。（《清圣祖实录》卷187）。雍正八年（1730年）鄂尔泰上奏：“湖广全省向为东南诸省所仰赖，谚所谓’湖广熟，天下足’者，诚以米既充裕，水又流通之故。”（《雍正硃批谕旨》）。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谕户部：查有漕各省，惟湖广、江西产米最广。”（《清世宗实录》卷8）。雍正四年（1727年）十二月，署理湖广总督福敏上奏：“湖广为天下第一出米之区，乃民间于丰收之岁，不思积贮备荒，深为可惜。”（《雍正硃批谕旨》）。乾隆元年（1736年）二月：“谕大学士张廷玉：湖南为产米之乡，向来米价平时，每石不过七八钱。”（《清高宗实录》卷13）。乾隆四年（1739年）七月：“谕曰：楚省素称产米之乡，闻今岁雨泽尚称调匀，秋收在望，可以接济邻省。”（《清高宗实录》卷97）。
“湖广熟，天下足”从民间的口口相传到成为统治者的朱批谕旨，反映出这句民谚是从明朝弘治初年出现时的一种寄望，湖广地区到清代成为名副其实的粮食生产基地。
二、“湖广熟，天下足”现象形成的自然地理因素
探究一地域粮食生产的背景，始终不能脱离该地域的地理条件。“湖广熟，天下足”在湖广地区的出现，跟该地域的土壤水热条件是分不开的。
湖广地区即今湖北、湖南两个省份的大部。从地理地势上来讲，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丘陵型盆地。盆地地形容易形成冲积平原，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的范围里，多河流，水资源丰富。盆地四周高山的河流顺着地势从东、南、西、北向着中心汇聚，最终通过长江流入大海。湖北的河流在江汉平原、鄂东沿江平原注入长江，湖南四水先汇入洞庭湖，形成自身独立的扇形水系，后经城陵矶流入长江。
湖广产粮主要集中在两湖冲积平原。其中，江汉平原被长江、汉江、东荆河、顺通河、天门河及内荆河分割。受大的地理环境影响，平原内部并不是一马平川，地势总体上呈带状，内部多土丘。湖南境内，湘、资、澧、沅四大水系则由南向北汇入洞庭湖。历史上的洞庭湖水面辽阔，分为东、西、南洞庭三部分，曾是全国第一大淡水湖。洞庭平原成环带状分布，以湖泊为核心，周围是湖积平原，外围是低丘岗地。
两湖平原之所以成为湖广地区产粮的重地，离不开两湖平原深厚肥沃的土壤。两湖平原的土壤可分为冲积土、湖淤泥等类型。冲积土土壤肥厚，河流从平原四周的低山丘陵带来丰富的有机质和矿物质，自然肥力高。因其为冲积而成，土质比较疏松，能够逆水通气，易于耕作，施肥见效快。在靠近湖泊的洼地，多是湖淤泥的分布，湖淤泥是湖泊内各种有机质积物淤积而成，土层深厚，富含有机肥源。但是地下水位高，通气不良，存在一个改造的工程，具有很大增产潜力。
故两湖粮食生产，主要集中在江汉洞庭平原、涢水流域、湘中丘陵盆地、鄂东沿江平原和汉江中游河积平原。至于两湖其他山区，粮食种植受地理条件影响，稻米杂粮兼种，对湖广粮食外运并无助益，如湖北郧阳、宜昌、施南三府“山多田少，种植包谷杂粮者多。”①故可以说，“湖广熟，天下足”是建立在两湖平原巨大的粮食生产能力基础之上的。
三、“湖广熟，天下足”现象形成的社会因素
（一）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湖广地区的地理条件决定必须对其农田进行改造，以适应日益扩大的粮食生产需求。于是，对平原地区垸田、圩田、湖田的水利建设，对丘陵山地灌溉设施的建设，成为明清时期湖广地区农业发展持续进行的活动。
两湖的灌溉系统主要因地形而分。丘陵山地，采取因地制宜原则，修筑陂塘堰渠水利设施，以保障当地粮食生产能自给自足。堰即堤坝，修建于小河溪流之间。陂即水库，和堤坝构成一个整体。水库里面的水通过渠道灌溉田地，塘为田间的蓄水池，蓄水能力有限，多数只能灌溉数十亩之田。由此可见，修建陂塘堰渠影响范围不大，多是一村或数村合用，小的堰渠使用范围甚至不能满足一村之需。
沿湖沿江平原地区，为利用水资源，往往修建有堤防灌溉系统。嘉庆初年湖南巡抚马慧裕说：“民生资乎谷食，而谷稻资乎水利，水利资乎堤垸”。由此可以看出，堤防系统的建设对于湖广整体粮食生产有着巨大的作用。该系统的水利设施主要为堤防和水闸，由于在湖区，垸田地势低洼，往往水高于田，全凭堤防阻挡，而水闸以时启闭，灌溉较为方便。官府对江汉洞庭垸田堤防的修治极为重视。清前期国力强盛，人口增长迅猛，对土地开垦需求增多，加大了在湖区开垦的力度，由此对堤防建设更为重视。如雍正七年三月湖北布政使徐鼎奏称“堤工一事，为楚省第一要务”，六月又奏“湖北堤工一项，最关民生休戚”；同年三月湖南岳常道员温而逊亦称“湖南要务，莫如修堤”。②
（二）种植技术层面的改进
湖广地区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种植技术的进步。就水稻种植而言，湖广地区民众明初只知道种一季稻谷，大量的水热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对于粮食生产极为不利。在当地官员劝导下，面对人地矛盾，湖广地区开始提升种植技术，双季稻陆续得到推广。从湖北开始，逐渐推广到湖南。从湖北江夏县“谷分早秧、晚秧。早秧于割麦后即插，六月半获之。插晚秧于获早谷之后，仲秋时获之。”③可知，一年有早秧、晚秧两次种植，由此可以多次利用田地。
湖广地区虽以米谷供给天下，但是其农作物种植结构采取的是轮播复种制度。水稻与小麦轮种成为当地重要的耕种共识。稻麦轮播在湖北尤为突出。雍正十一年（1733年）湖广总督迈柱上奏称：“近年湖北百姓咸知麦熟在伏汛之前，遇大水，二麦先已登场，足食无忧。遂将素未种麦之湖地遍处种麦，向之废弃湖地，今如膏腴之产，同收地利。”（《雍正硃批谕旨》）。由此可推知，轮播复种制度使得小麦亦成为湖广地区的粮食，填补了稻米的一部分内部耗损，为余出稻米外运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此外，对农家有机肥的使用，精耕细作的种植方式等使得湖广地力得到程度更深的开发。
（三）朝廷层面的轻徭薄赋与劝耕
自古以来湖广被视为蛮荒之地，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经济重心南移后，明清以来对湖广地区的关注度加强，对当地施行一系列重农政策。
明初，由于洞庭地区在朱元璋与陈友谅的交战中支持后者，导致其地税额偏重，但这只是短暂特殊的例子。总体上，明朝对湖南地区的税额采取轻征薄敛的方式。古代中国对商业往往课以重税，而对农业则扶持有加。发展农业一个困境是每遇天灾则自顾不暇，朝廷难以周济。为了鼓励发展农业，明朝对湖广地区采取蠲免减缓租赋的方式帮助其应对天灾。由于朱元璋深知民困而政危，提出了“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
清代从全局统筹考虑，清廷有意识地减少湖广漕额，从而使湖广漕粮发挥更大的作用。湖广地区居长江中游，洞庭之滨，四通八达的水路连接，交通非常便利，每当临近各省或歉收乏食，或灾荒民饥，或米价上涨，或战事兴起，皆从湖广地区运粮，史称：“湖南以一省之财，分给数省，亦不得谓非事实焉”。①轻傜薄赋的同时，湖广地区主政官员多采取劝耕的执政理念。如湖南主政官员开展劝耕，“历任抚臣劝种二麦，渐知两艺两熟。兼植杂粮，虽收获不多，亦属有益。”②在官员的劝耕下，湖南地区除稻麦轮种外，又形成稻豆、稻菜、稻棉等轮作。乾隆《岳州府志》卷十六记载：“荞麦、杂粮则于早稻获后接种。”
（四）移民对其农业的影响
元明之际，持续至清数百年的人口流动，大量的人口由于战乱、灾荒等原因开始迁徙。由于湖广地区地力容纳人口有巨大的潜力，成为流民迁徙的首选。比如，“江西填湖广”便是人口向湖广地区迁徙的典型例子。
清代两湖载籍人口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最高，达5589万人。这些人口有一部分是从其他省份迁移而来，尤以江西为主。人口增加导致人地矛盾、本土人与外来人的矛盾加剧，但是并没有演化为大规模的湖广排外运动。移民自外省而来，其安生立命之土地缺失导致移民对土地开发格外倾注热情。据嘉靖年间《沔阳志》记载：“湖多易淤，土旷易垦，食物旋给，他方之民聚焉，而江右为甚。强者侵产，弱者就食，故客常浮于主”。③移民为湖广地区农业开发提供了充足的劳作力，江西地区原本就是稻米产区，其人口迁移至湖广地区给当地带来熟练的种植技术，对“湖广熟，天下足”现象形成有直接影响。
（五）便利交通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湖广熟，天下足”产生的原因在于，其地有先进发达的粮食生产，同时有外省尤其是江浙对其商品粮输出的依赖。其中，交通运输的便利是保证。
明末吴敬盛等所撰写《地图综要》记载：“中国之地，四通五达，莫楚若也。楚固泽国，耕稼甚饶，一岁再获，柴桑吴楚多仰给焉。谚曰’湖广熟，天下足’，言其土地广沃，而长江转输便易，非他省比。”由此可见，明人对湖广地区的便利交通都有一个十分清楚的认识。
到清代，便利的交通使湖广的米粮能大规模运输到江浙一带，如雍正十年（1732年）二月湖广总督迈柱奏称：“汉口地方自去年十一月至本年二月初旬，外贩米船已有四百余号，而盐商巨艘装运者，尤不可以胜计”。据此，汉口外贩米船一年可达2000艘；当时“四川、湖广贩米贩货之船，穿巫峡，历洞庭而下者，或五六百石，至千石而止”，康雍乾三朝两湖漕船载米额也在500-1000石之间，漕船因要过运河，船不能过大，但自汉口顺流而下之米船皆为大船，连江西贩米都要到汉口雇佣大船。雍正十二年（1734年）五月十五日湖广总督迈柱奏称：“江浙官籴商贩，陆续搬运四百余万之多”，七月初八又奏：“江浙商贩已运米五百余万石”。以此估算，两湖全年仅贩运至江浙的大米就有900多万石。
四、结语
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中国粮食生产场地沿着长江由下游向中游转移。明朝初年，其谚语内涵多是褒奖湖广地力潜力巨大，到清代湖广则成为全国粮食生产名副其实的供应基地。
“湖广熟，天下足”表现在其大量的稻米输出到其他省，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湖广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另一方面劳动人民运用多种措施改进种植技术，官府对其农业地位的正式确认，水路交通方便等因素不可或缺。“湖广熟”之后，大量的余米通过商贩、漕粮、采买、仓储和军粮的方式供给天下，形成“天下足”的局面。
从明清时期的“湖广熟，天下足”供应江南地区，可以推知当时江浙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之迅猛，原本的鱼米之乡粮食生产竟需要依赖外省的供给。“湖广熟，天下足”之谚反映的不仅仅是农业问题，还有朝廷对经济发展的政治问题，以及湖湘地区农耕与文化的相互影响问题。对农业经济问题的讨论，从全社会大背景下找到全面的具体的原因，“湖广熟，天下足”的原因或许远不止文中所罗列的，因为从社会学到自然地理学，其成因值得深入探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湖广地区自古以来就饱受水旱灾害的影响，这种破坏性的天气成为“湖广熟，天下足”的不稳定因素，成为当地粮食生产的瓶颈所在。
明朝对湖广地区朝赈的重视，可以从侧面为湖广地区频繁的自然灾害做一个证明。有明一朝，湖广地区灾害频发，统治集团不得不利用专制权力制定条例拯救当地农业生产。如《大明会典》所言：“国朝重恤民隐，凡遇水旱灾伤，则蠲免租税，或遣官赈济，蝗蝻生发，则委官打捕，皆有其法云。”在弘治十一年（1498）规定：“令灾伤处所及时委官踏勘，夏灾不得过六月终，秋灾不得过九月终。若所司报不及时，风宪官徇情市恩，勘有不实者，听户部参究。”直接把处理灾害问题纳入官员考核条例。
水旱灾害虽成为湖广地区农业生产发展障碍，但是并不能就此认为湖广地区在灾年的粮食生产大规模减产，从而失去在全国粮食生产地位上的重要性。事实上，面对水旱灾害，民间与官府采取多种措施减低灾害影响，保持湖广地区粮食生产的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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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明史（卷七八）[A]．食货二[C].北京：中华书局，1974.194.
[2]大明会典（卷十七）[A]．户部四·灾伤[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18.
[3]大明律（卷五）[M]．户律二[C].山东:齐鲁书社，1997.414.
[4]清圣祖实录（卷193）[M]．北京：中华书局，1985.1047.
[5]清圣祖实录（卷187）[M]．北京：中华书局，1985.996.
[6]雍正硃批谕旨[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2551-2552.
[7]清高宗实录（卷13）[M]．北京：中华书局，1985.322.
[8]清世宗实录（卷8）[M]．北京：中华书局，1985.157.
[9]嘉靖沔阳志（卷9）[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2152-2153.
[10]湖南财政款目说明书[Ａ]．宣统三年湖南清理财政局.总说[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1.
[11]张建民.明清长江中游农村社会经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
[12]梅莉、张国雄.两湖平原开发探源[M].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9.
[13]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4]张国雄.“湖广熟，天下足”的内外条件探析[J].中国农史,1994，13（3）.
[15]蒋仁梅.明代湖南朝赈的特点研究[J].新西部，2007，（12）：215-216.
[16]张建民.“湖广熟，天下足”论述——兼及长江沿岸的米粮流通[J].中国农史，1987，（4）.
[17]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外运粮食之过程、结构、地位考察——“湖广熟,天下足”研究之二[J].中国农史，1993，12（3）.
[18]吴琦.漕运与古代农业经济发展[J].中国农史,1998，17（4）.
[19]蔡明伦.明代言官群体研究[D].2007年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张业敏.明清山东瘟疫与社会——基于医疗社会史的研究[D].2012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1]王春芳.康熙时期的粮食保障措施[J].探索与争鸣,2009，（5）.
[22]许檀.清代前期的九江关及其商品流通[J].历史档案,1999，（1）.
[23]周全霞.清代康雍乾时期的民食安全研究[D].2009江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4]陈君，齐洋锟.晚明的商业发展与社会变迁[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3）.
[25]朱行.今后20年世界粮食业形势展望[J].中国食物与营养,2002，（3）.
[26]江丽.清代江汉平原地区农业经济开发研究[D].2007年中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7]陈雷.区域经济不同发展阶段政府干预研究——以苏州为考察个案[D].2009年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8]张国雄.“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地理特征[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4）.
[29]从“苏常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N].华东新闻，2004-07-21.
［责任编校：阳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