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学科立场；理论指导实践；对外开放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17）08-0123-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708021
高等教育学研究与高等教育研究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立足学科范式研究高等教育，而后者注重将其视为一个研究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以潘懋元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倡议建立高等教育学，他们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应走一条由外而内的学科建设之路。经过30多年的发展，高等教育学从原先的不为人知到今天的欣欣向荣，这并非偶然，而是有其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的。
一、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研究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高等教育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不能用普通教育的研究成果来指导高等教育。
（一）理论依据
高等教育自身的特点是进行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理论依据。潘懋元先生指出，高等教育具有两大基本特点：“一个是性质、任务不同于普通教育，是高等专业教育；一个是培养对象不同于中小学生。在我国，全日制普通大学本科或专科学生一般来说都是20岁左右，有其身心发展的规律”[1]。他进一步指出，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德、智、体“三个方面”：一是德育。高等教育对学生德育所要求的高度和深度不同于普通教育，且不管以何种形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都比普通中学更为深刻和集中。二是智育。高等教育要培养的是符合社会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这种专门人才需要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学生所学的知识在深度与广度上不同于普通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在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等维度上，都远比普通教育复杂。三是体育。高等教育要求大学生在理论学习上加大难度，并且要在体育技术上发展专长。此外，高等教育阶段学生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与中小学阶段的学生存在明显差异。大学生的感觉、知觉、定向注意力、逻辑记忆等有较高发展，他们能进行更高水平的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学习活动[2]，一方面，高等教育对大学生在德、智、体各方面的要求提高了；另一方面，大学生的身心发展不同于中小学生。为此，不能用普通教育理论指导高等教育研究。
（二）现实依据
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是进行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现实依据。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是指教育作为一个系统，它内部各个因素或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规律；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是指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规律，也就是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与整个社会系统及其他子系统（主要是经济、政治、文化系统）之间相互的关系规律。内部关系规律受外部关系规律的制约，外部关系规律通过内部关系规律起作用[3]。潘懋元先生认为，这两条基本规律同样适用于高等教育研究。内部关系规律要求高等教育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而外部关系规律则要求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与此同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要求高等教育培养更具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竞争力，且能够适应社会各部门工作的专门人才。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如何处理市场经济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如何制定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开设什么样的课程、怎样开设这些课程、如何使高等教育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等，都需要开展相关的高等教育研究。
为此，潘懋元先生在《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一文中指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有重大意义，有广阔天地，客观需要，势在必行，必须像‘学前教育学’那样，逐步建立以研究高等教育专业为对象的‘高等教育学’作为整个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4]。与国外不同，我国政府进行的是高度集中的学术管理，如果高等教育研究不能纳入国家的学科目录，该学科就无法取得其存在的合法性。从科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和学科史的研究看，现实的学科边界不仅意味着学科间在理智意义上的区隔与差异，还涉及与学科发展相关的一系列社会资源与物质利益的获取，影响学科知识是否可以获得政治支持、社会认可、学术声望[5]。通过建立高等教育学和对其进行制度化建设，才可以为高等教育研究的开展赢得更多的社会支持，才可以让高等教育研究进入大学，从而有利于学科研究后备力量的培养。因此，1983年高等教育学被列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对我国后续开展高等教育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走由外而内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之路的必要性
学科是观念组织和社会组织的结合体，是内在建制和外在建制的统一体。学科建设的成熟需要一个过程，主要体现在内在建制的成熟和外在建制的成熟两个方面[6]。“学科的内在观念建制主要是指学科的知识体系和认识规范（如对学科对象、方法等的规定）；学科的外在社会建制主要是指学科必须拥有专门独立的社会组织（如学院、学系、研究所等）和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分工、管理和内部交流机制（如进入学科目录和基金目录、学会、期刊、图书分类号等等），其建立过程是学科的制度化建设过程”[7]。
一般而言，一门学科的建制应先有内在建制的完善，才有外在建制的发展。只有在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方法论体系相对完备且学科的知识规范等得到学科内外同行认可的情况下，相关研究才能作为一门课程在学校里开设，专业、系、院、相关出版机构、学术期刊等才会陆续建立。然而，我国高等教育学走的是由外而内的学科建设之路，缘由何在？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一开始就建立在普通教育学理论的基础上，缺乏对高等教育自身概念、性质和规律等的认识，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等还不够完善，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无法像其他学科那样走由内到外的发展道路，而必须另辟蹊径——由外到内。
学科外在建制的发展可以促进学科内在建制的发展。刘小强曾指出，学科的外在建制可以为学科内在建制的成熟提供多种支持和保障，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供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外在资源；二是组织和培养学科理智力量；三是建立学科超时空共同体，促进学科交流[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迫切需要高等教育理论的指导。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先建立高等教育学科的内在建制，从而推动学科外在建制的建立，就会贻误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发展，阻碍社会前进的步伐。因此，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先建立学科的外在建制，并在这个基础上推动学科内在建制的发展与完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可行及合理的道路，立足于学科范式开展的高等教育研究，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从1978年厦门大学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的成立算起，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高等教育学在理论体系还未成形、学科规范尚未建立的基础上，迅速建立研究机构（1978年）、培养学科人才（1981年）、进入学科专业目录（1983年），建立全国学会（1983年）、获批学位点（1984年）和国家重点学科（1988年），完成了其他学科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学科制度化建设的全部工作”[9]。
三、由外而内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之路如何走
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普通教育学理论以及外国高等教育理论、经验等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建立主要是以潘懋元先生为代表的学者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实践提出的，并力图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具体表现为三大特征：
（一）依附性发展
鸦片战争的爆发打破了我国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局面，开启了我国的教育现代化之路。到1949年之前，外敌的入侵以及内乱的发生使得这一时期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肩负着“教育救国”的使命。洋务运动时期创办新学堂、派遣留学生以及扩张教会教育等都是为了向西方学习，以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自富等目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虽然都失败了，但期间采取的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和新型学校、颁布新的教育方针及制定新学制等教育变革都是在学习西学，在推动我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国家的建设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为适应计划经济和集权管理体制的需要，我国开始引进外国教育理论。可以说，1978年之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依附性特点，然而这种依附性有其合理性存在。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在一些学科、技术等方面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依附性发展使我国建立了新型学堂、现代大学理念，培养了能够融汇中西方文化的大量优秀人才等，这大大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建设。
（二）借鉴发展
关于上述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模式，有西方学者，尤其是以美国比较教育学者菲利普·G·阿特巴赫（PhilipGAltbach）为代表提出的用“依附理论”来解释高等教育研究中出现的“西方中心主义”现象。国内学者，如袁本涛的《论中国高等教育的依附发展》、张钰的《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依附式发展的反思——谈学习国外高等教育的基本经验》等，都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走的是依附式的发展道路。然而，潘懋元先生等人认为，“依附理论”最先是用来指经济发展不发达国家对经济强权国家的依附，虽然这一概念外延之后被不断扩大，但把经济领域的“依附理论”套用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中是否合理需要商榷。在他们看来，依附含有被动的意义，是一种丧失自我、丧失主体意识的现象。起初，我国许多研究都是通过翻译外国的著作照搬过来的，带有一定的依附性，但这并不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近代化的总体特征，用“依附理论”对其进行概括有失偏颇[10]。不管是留学生的派遣、学制的引进，还是新学堂的创办等，我国向西方学习都是积极、主动的，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改良，而不是全盘照搬。确切地说，基于学科范式的高等教育研究是在借鉴和创新中发展的。
（三）自主发展
现今，高等教育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仍积极倡导同国外的合作、交流，仍然坚持要借鉴、吸收国外优秀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在这个过程中，我国更应加强学科的主体意识，充分发挥学科的自主性。邓正来教授认为，学术自主有两个向度：一是国际向度，即中国学术如何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的问题；二是国内向度，即中国学术研究场域依照其运行逻辑，而必须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做出明确地界分[11]。对外，我国高等教育学在学习、借鉴中加强反省和批判意识，不唯西方的教育概念、理论、方法以及学术价值、标准等是从；对内，我国加强高等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为中国高等教育实践服务。如，潘懋元先生对民办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高等教育通向农村、高等教育地方化、应用型本科等的探讨都是結合我国的实际需求展开的。对高等教育的研究，既立足于我国国情，又以解决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热点问题为出发点，如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高等教育大众化等。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学科建设与问题研究是两条并行而有所交差的轨迹，从这一维度看，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发展绝不是走在别人后面的依附性发展，而是富有自身特色的。
四、由外而内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之路取得的成绩
由外而内的学科建设之路使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在借鉴和创新中不断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以潘懋元先生为代表的学者的带领下，高等教育学在学科的外在建制和内在建制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从学科的外在建制看，高等教育学的发展取得的成果主要体现在研究机构、人才培养、研究队伍、研究成果、研究环境等方面。在研究机构方面，我国成立了全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研究会，以及各个省级、校级的高等教育学会等，研究机构从原先零星的几个到现在遍布全国各地；在人才培养方面，各高校的博硕点不断增设，所培养的高等教育学专业硕士、博士不断增加；在研究队伍方面，研究人员队伍不断扩大，不仅包括“专业出身”的研究者，也包括各高校的教师、行政人员等“非专业”研究人员；在研究成果方面，每年出版的专业期刊、论文更是硕果累累，10多年来已出版10余部有代表性的高等教育学著作，如胡建华等著的《高等教育学新论》（1995年版）、薛天祥主编的《高等教育学》（2001年版）、潘懋元主编的《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2001年版）等，这些著作对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由于研究成果不断增多，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得到了社会和更多学者的认同，研究的环境不断得到改善，高等教育方面的课题立项增加，全国有影响的高等教育期刊规模扩大，有关高等教育的各种论坛和研讨会不断创设[12]。在短时间内，高等教育学的外在建制已然取得了不少成绩。
从学科的内在建制看，我国自学科建立以来就致力于建构学科体系，包括知识体系（工作体系或经验体系）、理论体系和教材体系，陆续有潘懋元编写的《高等教育学》（1984年），郑启明、薛天祥主编的《高等教育学》（1985年），任宇主编的《高等教育学选讲》（1985年）以及田建国著的《高等教育学》（1990年）等著作出版，这些著作一般仿效教育学体系，而缺乏对高等教育学自身体系的思考。1993年，我国成立了高等教育学研究会，此后不断地加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着力探讨了高等教育学自身体系的建构，特别是潘懋元、王伟廉编撰的《高等教育学》（1995年），胡建华、周川等编撰的《高等教育学新论》（1995年）以及由杨德广主编的《高等教育学概论》（2002年）等，这些著作进一步完善了高等教育学基本理论的探讨，区分了高等教育学研究与高等教育研究。薛天祥根据建立高等教育学学科以及高等教育学研究会这两大事件，把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84年-1992年以“经验体系”为特征的高等教育学教材体系，主要从教育学体系中进行模仿、借鉴；第二阶段是从“经验体系”过渡到“理论体系”为特征的高等教育学教材体系[13]。“理论体系”的建构是一种理想，至今仍在探索之中。此外，我国还建设了以高等教育学为主干的高等教育学科群[14]。
五、由外而内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之路存在的问题
经过30多年的发展，走由外而内的学科建设之路的高等教育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学科人才培养定位不清晰
在我国，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已有30多年的发展历史，现如今不仅高等教育学的组织机构不断增加，而且拥有硕士点、博士点的研究结构也在不断增加；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人员来源广泛，有着不同的学科背景，有利于扩大高等教育研究的视野。然而，有不少学者提出，高等教育学这门学科使硕士生毕业后处于“上不上，下不下”的尴尬境地。大多数硕士生毕业后在高校从事辅导员工作，或是凭借本科专业到中小学教书，或是到公司、企业从事与自己本专业无关的工作。另外，学科的招生规模仍在不断扩大。这就需要高等教育研究者对学科的人才培养定位问题进行再思考，如何提高学科的专业性和学术性，使学生在毕业后也可以掌握其他专业学生所不具备的能力，从而提升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是一大挑战。高等教育学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硕士生？开设什么样的课程才能实现培养目标？如何保障这些目标得以落实？这些是新世纪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面临的重点和难点。
（二）理论研究未能有效地指导实践
学科建立之初，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年会（分别在1992年、1993年和1995年召开）主要围绕学科建设开展，侧重理论体系的探讨，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实践的研究。虽然在1997年第四次年会中对此进行了调整，但这种过分偏重理论研究或过分倾向于实践研究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理论研究未能充分发挥指导作用的例子很多，如一些关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和速度问题的研究，往往忽略了我国国情及高等教育的实际发展状况，而只是单纯地依据某些国家国民生产总值（GNP）负担大学生人数或每万人中的大学生人数，来推导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和速度[15]。我们应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中找到结合点，并探讨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环节，使理论研究发挥出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虽然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成果颇丰，论文、课题、项目等数量剧增，研究队伍庞大，然而通过进一步分析会发现，高等教育研究更多地倾向于宏观层面的问题研究，如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高等教育大众化、办学体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等。另外，微观层面的问题却没有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使命，而提高大学的教学质量是人才培养的关键。高等教育学应更多地关注大学教学、课程建设、师生关系、学生有效学习等方面的研究，以提高学科理论建设对实践指导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三）学科国际话语权弱
虽然高等教育学是“土生土长”的，近年来取得了较多成果，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我国对于高等教育学的相关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还太小。国内不少学者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习惯引用外国高等教育研究中的相关概念、理论和方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且在进行学术价值判断、学术标准衡量中，我国引进了国外SCI、SSCI期刊论文数据库，在一种自觉和不知觉的过程中反映出我国一些学者对国外高等教育研究的盲目推崇。一方面，我们应看到国外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霸权”。这种“学术霸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的学术走向。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反思本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如何更好地完善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增强其国际影响力，使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也能够成为他国借鉴的对象，是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今后努力的一大目标。
六、由外而内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之路的未來展望
现如今，高等教育学不断繁荣发展，不仅在国内占有一席之地，还力求扩大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未来，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学的发展要做到以下三个坚持：
（一）坚持学科立场
“学科立场类似于库恩常规科学阶段学术共同体所恪守的‘学科信念’，或称为‘学科基质’（disciplinarymatrix），它代表了特定科学共同体所捍卫的学术信念，是开展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规范”[16]。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立场是指高等教育研究者共同捍卫的学术信念，它影响着高等教育研究开展的价值取向和方法论规范。坚持学科立场，我国高等教育学纳入了学科专业目录，成立了专业学会，形成了庞大的研究队伍，并出版了不少具有代表性的著作。然而，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的建立还不够完善，学科的专业性和规范性仍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
今后，坚持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立场应做到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继续不断地完善学科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从1992年第一次年会开始，我国高等教育界一直致力于学科理论体系建构问题的探讨。虽然至今我国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但我们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一些学者认为，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可能就是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但不排除在今后的研究中可能发现学科所特有的方法。二是要有学科角色意识。“学科角色意识是新学科创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新学科演进过程中主体性的表现。角色意识的强化，为新学科的内在动力系统增加了动力，促进了学科体系的创生、学科知识的集约和学科理论的延伸”[17]，保持并发扬这种意识，能够促进高等教育研究者不断地进行探究、创新，为学科发展注入活力。如果没有学科角色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的自信心，从而影响高等教育研究的对外话语权，甚至可能影响到这门新学科的存在与发展。因此，在开展高等教育研究的过程中，要坚定学科信仰，树立学科角色意识，从而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学更好地发展。
（二）坚持理论指导实践
理论对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高等教育理论应能够有效地指导实践，解决高等教育问题，一方面，脱离理论指导，高等教育实践容易偏离方向；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既要求真，也要求用。如果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不能发挥指导作用，其价值得不到广泛认可，就有可能危及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地位。
近期，以潘懋元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厦门大学召开了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座谈会。潘懋元先生认为，学科建设离不开政策导向，是否有可能在教育大科类下除了体育、心理学和普通教育学外，增加高等教育学作为一级学科。不少学者认为，提升高等教育学学科地位的关键在于加强高等教育研究对实践的指导，应多开展一些实证、规范性的研究，增强高等教育学的内部活力。与此同时，应更多地围绕教学实际问题来开展高等教育研究，如加强对大学教学、课程建设等的微观研究。还有学者提出，高等教育研究应做到“三个回归”：回归“本土”，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回归“本校”，为本校的教育实践发展服务；回归“本位”，提高理论对大学教学的指导，从而提高教学质量。这“三个回归”强调高等教育研究要立足实践，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对实践的指导。只有将理论落到实处，高等教育研究才会被重视，其学科地位的提升才会指日可待。
（三）坚持对外开放
高等教育学要发展，不仅要立足国内，还应增强其国际影响力。“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还应面向世界开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一方面，努力把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成果推向国际学术舞台，使其被国际上更多的同行熟知和认可，为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及时了解世界高等教育的研究动态，引进国外先进的理论成果，借鉴国际学术规则和规范，开阔研究视野，为高等教育学科发展提供滋养，建设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学而非依附性发展”[18]。对此，高等教育学的发展迎来了挑战和机遇。
首先，在此大环境下，社会发展要求高等教育培养多元化、富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综合性人才，这对我国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随着国际化的深入，我国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教育思想、理念，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参照和借鉴。在这个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应更加注重自主创新，只有创新，才能体现特色，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学更长远地发展，进而扩大其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的影响力。第三，虽然我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及其与国外的交流和合作越来越频繁，但高等教育学能不能得到国际的认可，并不在于我国与多少外国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其核心在于我国高等教育学者研究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和多大范围内变成了西方学者讨论时不得不考虑的参照[19]。这就要求在立足于本国高等教育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完善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对高等教育本质与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清晰。
总之，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发展应紧跟时代步伐，既要继承我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又要在创新中发展，坚持传统性与现代性相统一；既要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实践与改革，又要在借鉴与学习国外优秀研究成果中创新、超越，坚持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统一；既要立足我国当前高等教育中的热点问题和现实问题，又要具有高瞻远瞩的胸怀，不断提升自身的发展水平，培养未来社会合格、优秀的人才，坚持现实性与理想性相统一。
作者：陈春梅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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