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永彬[嘉应学院, 广东梅州 514071]
摘要:李金发小说《一个女性的三部曲》真实地反映了客家地区的社会生活、婚姻习俗以及人文精神,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从窖家文化视野的角度看,菊英形象对研究客家文化、客家历史、客家教育、客家婚俗、客家方言以及研究李金发的创作思想等均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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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李金发 客家教育 客家婚俗 客家妇女
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和艺术史上,中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驱和代表——被称为“诗怪”的李金发是一位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文学史上对李金发的研究大多在他的诗歌创作上,已经取得不少成果,而小说创作的研究因此类题材的作品数量不多,加之被李金发“诗怪”的光环所掩盖,所以对其研究相对较少。菊英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客家地区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和人文精神。本文从客家文化视野的角度,对李金发笔下的菊英形象进行研究和再认识。
一、客家美丽少女菊英
李金发,原名李淑良,笔名金发,是广东梅县客家人。他的短篇小说《一个少女的三部曲》,通过客家山乡的少女菊英悲惨的婚事,揭露了父母包办婚姻的悲剧,控诉了封建礼俗的罪恶;菊英的苦难,是客家妇女悲惨命运的缩影。通过对菊英三部曲(“父死出嫁;夫死守寡;遭虐死亡”)的典型化描写,表现了李金发对客家妇女命运的深切关注。李金发是客家人,接受的是客家传统的文化教育。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生存的环境对于人们的气质、素养、观念、习俗都有重要的影响。客家文化是李金发文学创作的最深刻的渊源;菊英生活的环境,也是他幼年时期在家乡梅州生活环境的深刻描写:
正是阳春三月天气,围绕着罗衣村的峰峦,像花冠般成一环形,延亘数十里,苍翠欲滴的修竹矮林,充满着数不清的诗意,只是那里居住的多是村夫野老,生于斯,死于斯,对于呆立了几万万年的山峰,除发生一些有无“风水”的观念外,什么也不会感觉到…
这些冈岭山谷,是这村人的生命线,他们的燃料向那里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只是要怕烈日远路的妇女,冒着荆棘丛生、悬崖峭壁,去肩挑回来,她们的工作程序,是当八九月农忙过了的时候,她们便成群地到山上去,将草大量地割下,放在半山上晒干,然后挑起来轻便多了。这些地方,也是礼教压迫下的女性比较可以自己呼吸空气的场所,她们可以尽情唱着情歌,或怀念她们一去南洋十多年不回来的丈夫,或嗟叹待己刻薄的翁姑;这些歌声,自然吸引了异性前来,因此这些地带,就成为桑间濮上了,有时也会成为两族械斗的主因。
菊英虽然是到达十六岁的芳龄,但除了增加点羞人答答的娇态外,举动说话,还不脱小学生态度,因为初离学校,还没有受过太阳残酷的洗礼,面部还保持着少女鲜润的颜色,浅蓝的短褂,遮盖不住开始丰满的肉体,她迫不得已的,卷起裤子露出白皙的膝头,在田间耘草。她开始失去童年的绮梦,她幻想到从今年起,大概就要如其她千千万万“客家”妇女一样,踏进艰苦的命运,在这万山丛中的角落里,过此一生了。她的想像力虽然不够集中.去预测一切未来的遭遇,但不知不觉,她叹了一口气,像对谁申诉衷曲之后,得到一点慰藉似的。忽然一个老婆婆的声音,对她说:“阿菊,怎么你女学生也下田做细(工)了,不要石灰水浸坏了你的一双姑娘脚啊!”
李金发通过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家乡方言——客家方言以及客家风俗、客家山歌等客家乡情描写,为我们塑造了具有客家特色的美丽少女菊英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十六岁的美丽少女菊英人生奋斗的悲惨生活,她的人生三部曲也是主人公奋斗的命运悲歌,她的典型形象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客家妇女的美丽可爱之处。
作品中是这样描写菊英的劳动的:杨树村的媳妇是不易做的,不论是做个女学生,或没有做过,都是一视同仁,对家姑是要服从的;赤着脚上山采柴,暴着烈日往稻田里工作;农忙的时候,一早就开始劳作,一捆一捆地割下稻子,往家里送,堆在广场上,一直劳动到伸出五指看不至,还在那里收打下的谷,一面要将稻苗绑成一束一束的,拖到空旷的草地上去,预备明日太阳把它晒干。男人们在那时候自以为斯文的,一味躲在书房里,看《三国》或午睡,偶然出大门一望,也唯有皱起眼皮,对着太阳发愣。最可怜的是小孩子,虽能力不足,也要负担一部分工作,忙个不停,到了深夜,还没有人弄水洗澡,同时眼睛几乎不自制地想合拢来,情愿夜粥也不吃,自己爬到床上睡觉去了。
菊英是众多客家少女中的一名,她是美丽的,她具有客家女性勤劳、善良、质朴的品质;她涉世未深,对生活有着美好的憧憬,在封建制度对她进行迫害时进行了坚决的反抗,但最后她却死在了村民的淫威中。这一形象如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巴金、老舍、柔石、王鲁彦等作家所塑造的众多女性形象一样,在旧社会,她们的生活史和斗争史就是悲剧史,是对旧社会吃人制度的深刻控诉!她的死是美的毁灭,更是美的升华!作品深刻地揭露了粤东客家地区旧制度下的闭塞和愚昧,表现了主人公对美好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向往,表达了作者对被迫害者寄予的无比同情,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这篇小说也代表了李金发从象征主义诗歌创作向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一种突破!菊英这一形象对研究李金发的创作、对研究客家文化有着很高的文献价值。
二、客家传统教育特色
客家人由中原南迁,大多居住在山区,“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就是这个缘故。由于田园稀少,土地贫瘠,谋生不易,因此男人们多数远走他乡,外出营生,于是客家女性既要料理家务,照顾老小,又要出门干活,举凡上山砍柴、下地耕种均一肩承担,形成“男外出,女留家;男工商,女务农”互补型的家庭模式。她们在狭窄的山沟里翻挖田地,终日劳作。这和忌讳女子到田间劳动,认为“女人到田间,连续旱三年”的华北一带的旧习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别。客家地区有个习俗:如果两家小孩打架,无论得理不得理,伤人一方的家长都会煮熟一只鸡蛋,带上惹事的孩子去上门道歉,这些平时的教育多由在家的女性来完成。客家妇女的勤劳俭朴精神堪称表率,她们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往往日出而作,日人而息,无复有暇之时,她们在装束上尤为素淡,既轻视粉饰之美,又轻视穿着打扮,这里也包含了节俭的意思。由于勤劳俭朴已成为传统美德懿行,所以对女儿的教育,很注重所谓“家头教尾”(养成黎明即起,勤劳俭朴,举凡内外整洁,洒扫洗涤,上侍翁姑、下育子女等各项事务,都料理得井井有条)、“田头地尾”(播种插秧,驭牛犁田,除草施肥,收获五谷,勿使农田荒芜)、“灶头锅尾”(烧饭煮菜、调制羹汤、审别五味,样样都能得心应手,学就一手治膳技能,兼须割草打柴以供燃料)和“针头线尾”(缝纫、刺绣、裁补、纺织等女红,件件都能动手自为)四项妇工。按客家传统习俗,只有学会了这些妇工,才算是能干的、合格的、标准的女性,才能嫁个好丈夫。
李金发对客家人传统的教育方法有着深刻的描写和真实的反映,对客家妇女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三、客家落后婚俗制度——盲婚
李金发早期以象征主义诗歌创作成名,他的第一首象征主义诗歌《弃妇》是以客家寡妇为原型,以第一人称即弃妇的口吻,低诉自己孤独凄苦的情怀,诗人以冷峻的诗句、细致的刻画,剖析了弃妇的微妙内心世界,表达自己在异国他乡,受人歧视、思想上极度苦闷的心情。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关注现实,正视国家存亡,发表了大量讴歌抗日战争英勇壮举的现实主义诗歌。这一时期,他也创作了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小说。《一个女性的三部曲》即是这一时期创作的现实主义小说,这部小说反映的是李金发的家乡——梅县一个落后闭塞的客家山村,自古以来形成了简陋旧习,实行盲婚,寡妇不论年纪十七十八,或二十三十,均不可改嫁、吃“两井水”。作品中的主人公菊英,十六岁被父母和媒人包办嫁给劣绅做媳妇;丈夫病死后,留下年轻的她活守寡。夫家人把她看作“克夫”盼怪物,瞪着仇恨的眼睛,她受尽折磨。她偷回娘家,被好事者说成跟奸夫私奔,藏在娘家。村中叔公一声令下,带着几十人把菊英抓回来,娘家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句公道话。菊英被带回陈姓家后,像牲畜似的挂在石窗上,家翁用一个钉满铁钉的土布鞋打她的脑袋,几乎把她的头发都一束束地给拉下来,直折磨得她满脸鲜血直流;接着年轻的打手把菊英的衣服撕开,鞭打她丰白的胸口和大腿,把白白的奶子打得血痕累累……第二天早晨,一群没有仁慈心的人,跑来开门预备大显打的本领时,发现菊英挂在窗台上已经冰冷了。
在客家地区,肓婚制度极为盛行,通常以男方收养“童养媳”或“等郎妹”的形式,达到婚姻由父母包办的习俗。所谓童养媳,是指人家通过钱财甚至米谷买来别家未成年的女孩,有的甚至还是襁褓中女婴,通过自家抚养成人后,给儿子做媳妇。“等郎妹”则是抱来女孩后,等自己生了儿子再配给儿子,有可能等到,也有可能等不到,即使等到了也往往是女大男小的畸形婚姻。客家山歌“十八娇娇三岁郎,新郎夜夜尿湿床;深更半夜喊奶吃,我是你媳妇不是你娘!”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婚姻悲剧。清代著名诗人黄遵宪在诗歌中的描写“嫁郎已嫁十三年,今日流头依白怜。记得初来同食乳,同在阿婆怀里眠”,同样表达了对旧社会客家山区盲婚即以“童养媳”“等郎妹”“隔山讨”等方式嫁娶的婚姻悲剧的真实控诉。李金发借助这一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客家地区愚昧落后的生活方式,对客家落后乡村青年人“多一事情发生,给单调的乡村生活,刺激一下,也是很值得赞同的事”给予深刻的批判!
当然,现代客家妇女得到了普遍赞扬,她们对丈夫是非常尊重和顺从的。在客家妇女心目中,丈夫是家庭中的顶梁柱、主心骨,一旦成为正式夫妻,她们便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毕生辛苦而毫无怨言,真可谓“贤内助”。当丈夫碰到困难时,做妻子的便主动为丈夫出主意、找问题、想办法;当丈夫处于紧急关头时,做妻子的更是挺身而出,分担丈夫的压力,在精神上给丈夫支持。客家妇女在生活上也是善于体贴丈夫的,时刻照顾丈夫的饮食起居。丈夫外出叮嘱冷暖;丈夫有病,陪伴看护,请医拿药。客家妇女贞操观念很强,她们普遍以为,婚姻是命中注定的,不管丈夫好坏,都是自己的终身依靠。有些妇女丈夫出洋谋生,几十年才回来,而做妻子的仍一直在坚贞自守,等郎归来。日本学者山口县造在他所著的《客家与中国革命》一书中说:“日本女人以温柔顺从著称于世,而客家妇女亦毫无逊色。而且我们可以说,日本妇女之所以温柔顺从,是病态,因为她们的生活,须靠男子,不能不借此求怜固宠。而客家妇女的温柔顺从是健康的,因为她们都能独立生活;她们这样做,纯然是真挚的爱和传统的对丈夫的崇敬……”李金发塑造的菊英形象给我们研究客家地区的旧式婚姻习俗及现代婚姻都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史料。
四、客家男人南洋奋斗历史
梅州素有华侨之乡、文化之乡、足球之乡之美誉,梅州的客家人过去由于生活所迫,男人不得不远涉重洋,到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创业,客家人俗称这些地方为南洋,他们从南洋买回来“洋灰”(水泥)、带回来洋布和一些食品,给家里亲人救济,他们回家乡买田置业,光宗耀祖,而后又远涉重洋。许多妇女的丈夫出外谋生后,十年八年甚至终生回不来,妻子操持家务,耕田种地十分艰辛,终日厮守空房“守活寡”,精神上备受折磨。客家山歌《金罂嫂自叹》吐出了这类妇女的苦水:“十五唔敢看月光,过年唔敢着新装;心中有话么人讲,一生孤枕守空房。紧想紧真紧难捱,想来想去到鸡啼。怕听人家奶喊嫂,怕看堂前祖公牌。”
李金发在这篇幅不大的小说中,为我们展示了很多客家男人在南洋生活的真实描写:“那里的女性,简直没有受中学教育的机会,男孩子能够读到大学的,是等于从前的翰林般看待,不可一世;至于留学生,那简直是状元阶级了。可惜祖宗积德不够,自辛亥以来,还没有产生过留学生,于是这个部落永远是山高皇帝远,风气永远是闭塞,他们所恃以傲人的,是含辛茹苦自南洋赚来的钱,或祖宗遗下来的大屋。”又如对媒婆黄冉婆的描写:“比方有一次,一个再醮妇,经一个媒人介绍想嫁给一个新加坡‘水客’。讨论了很久,始终因为‘身价银’相差二十元,两不相让,几不能成事,后来当事人想到不如求救兵于黄冉婆。于是她走来一看,问明原委,她胸有成竹的,在水客背上一拍说:‘你堂堂一个大丈夫,有钱娶老婆,还在乎一二十块吗?至于你(指女的)还这样年轻,价值也不是值一二十元的问题,现在听我说,各人让一步,二百六十元成交罢!’这话果然引动了两方面的自尊心,就此成交了,两块光洋的媒人酬金,遂琅琅地落在黄冉婆口袋里了。”还有对“万隆丸”的描写:“他的父亲打算叫他到广州去造成一个大学生,不论什么大学,只要是大学生,他就可以每年领祖宗蒸赏五担的学谷,实利主义的陈东甫,早已着眼到这一点,可是不幸得很,长康刚要动身出广州的时候,忽然发起厉害的疟疾来,卧在床上发热发抖,毫无办法,什么草药都吃过了,后来幸得一个姨丈的儿子,从南洋带回来的什么万隆丸,吃了几个,才得起床,这个神奇的‘灵丹’,传遍了整个村落,但等到其余患疟疾的人想吞吃几个时,又没有了,只好任败血菌去生杀予夺,任病人自生自灭。”
李金发自己就是一个旧式婚姻的经历者、一个流落他乡的落魄者,他在塑造菊英这一客家女性典型的形象时,真实地反映了客家人为了生存、发展,长期迁徙、流浪、颠沛流离的生活、离乡背井的痛苦、思念家人的煎熬……这是对中国历史上的三次人口大迁移“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中“下南洋”的一个真实记录,它们对中国的现实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金发的这部短篇小说,虽然不像王鲁彦《菊英的出嫁》那么家喻户晓,但读李金发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客家美丽少女菊英,它形象的意义远大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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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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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晓平,客家文化视野下张资平与李金发文学观的比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6).
基金项目:文章系2014年度广东省高校党建研究课题《高校党建工作品牌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客家高校党建工作方法与策略研究》(客家教育)之一,项目编号:2014BKZD4
作者:彭永彬,工作单位:嘉应学院美术学院;职务职称:党总支书记,中文讲师;学历:大学本科;研究方向:客家籍作家作品。
编辑:张晴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