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皓 张征华 汪 娇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４５）
［摘 要］ 文章基于２０１３年江西省１１个地级市７８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截面数据，采用ＤＥＡ－Ｔｏｂｉｔ两步法对江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资本效率进行测算，并分析合作社资本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江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资本效率欠佳，只有１１．５４％的合作社资本效率达到相对有效状态，合作社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合作社负责人是否为农民、企业家才能、合作社技术服务水平对资本效率无显著影响；负责人文化程度、合作社示范社级别、合作社成员数量与资本效率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 农民专业合作社；ＤＥＡ－Ｔｏｂｉｔ两步法；资本效率；影响因素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１１ＹＪＣ７９０２９０）；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创新专项资助项目（ＪＧ２０１５１１）。
［作者简介］曾皓（１９９２－），男，江西赣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务管理；通讯作者：张征华（１９７７－），女，江西鄱阳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合作社经济。
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不仅符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趋势，而且更是中国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现实选择 ［１ ］。２０１５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而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重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基本特征、基本目标和基本原则与现代农业相一致，必将成为推动现代农业建设的主攻方向和重要手段 ［２ ］。截至２０１４年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达到１２８．８８万户，出资总额达到２．７３万亿元，合作社的发展创造了历史新高，并且发展趋势还将大幅增长。目前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不仅顺应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而且也符合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需求 ［３ ］。虽然最近几年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大幅上升，然而由于各种因素制约，当前合作社的经营发展任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对合作社的效率进行评价以及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是学者们长期关注的焦点之一 ［４ ］。加之目前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最大限度地高效率运作合作社是解决其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５ ］。因此，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社效率及影响因素，对于检验合作社效率水平，探究合作社效率影响因素的方向力度，进而提升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关于合作社效率方面的研究，国外学者研究的比较早，他们在运用新古典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博弈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深入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６ ］，对其经济效率、组织效率、营运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且认为合作社规模、产品价格、组织机制、成员对组织情感度、成员间的信任度、国家税收等因素对合作社效率有较大影响 ［７－１０ ］。国内学者对合作社效率及影响因素的关注点和方法各有不同。李尚勇从合作社的制度逻辑出发，通过将合作社与一般企业进行比较，认为由于其本质属性（如对内实行利益分享、有限积累、限制股金分红、限制大股东和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制度），使得农民合作社更加注重“公平”，进而先天缺乏“效率”，所以本身无法与普通的工商企业竞争，因此只有通过外部力量（如政府、社会公众）的支持才能长久存在 ［１１ ］。中国也有许多学者对合作社各种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黄祖辉等利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ＤＥＡ模型对浙江省８９６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实证研究后认为，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不足是合作社效率较低的主因，并验证了企业家才能、人力资本、地区经济水平会对合作社绩效有显著影响 ［３ ］。扶玉枝、黄祖辉测算了２００９年浙江省营销合作社总体及细分产品类型的ＤＥＡ效率后认为，浙江营销合作社技术效率水平均较低，且技术低效率的主导因素是纯技术低效率，并进一步认为产品特性及市场竞争的异质影响有可能导致ＤＥＡ效率的差距 ［１２ ］。王传彬以徐州市合作社运营效率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相关指标进行研究后发现，目前合作社发展的数量增加很多，但运营效率不高，并且认为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科技要素投入是提高运营效率的关键 ［１３ ］。郭恒利用ＤＥＡ及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对大连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研究后认为，对于组织运行效率不足的合作社，可以依据情况扩大经营规模及提高技术效率来进行改善，同时认为合作组织的资金来源充裕程度、产品价格波动程度、企业家才能等是影响合作社效率的重要因素 ［１４ ］。胡魁基于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ＤＥＡ两阶段模型考察了浙江４５２家合作社后表明目前浙江省果蔬合作社效率较低，同时认为企业家才能、社员人力资本、财务杠杆及地区经济水平对合作社效率有较大正向影响 ［１５ ］。王太祥等采用ＤＥＡ及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河北、新疆两省两类梨种植户的生产技术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户主受教育程度、是否加入合作社、种植面积和是否参加技术培训等因素对生产技术效率有正向影响 ［１６ ］。扶玉枝通过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ＤＥＡ方法对浙江省各类营销合作社的效率进行了测度，并认为合作社规模、负责人的企业家才能、社员人力资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合作社静态效率的重要因素 ［１７ ］。对相类似的农业经营主体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上，李道合等以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江西２６家龙头企业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ＤＥＡ—Ｔｏｂｉｔ两步法测算了全要素省生产变动率及其分解，并认为资产总额、职工工资、贷款贴息、雇佣农户数、合同签订数、农民培训费等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１８ ］。曹文杰运用ＤＥＡ—Ｔｏｂｉｔ两步法分析了影响家庭农场经营效率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家庭农场的纯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普遍偏低，家庭农场从业人员素养、技术与管理手段的运用和创新以及经营方式等对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会产生显著影响 ［１９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研究合作社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可以首先对合作社效率采取ＤＥＡ（数据包络分析）模型进行测算，并在ＤＥＡ所测算出的合作社综合效率基础上，以综合效率为因变量，相关因素为自变量，进一步构建回归模型，考察合作社效率与相关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从而可以较为全面地把握各影响因素对合作社效率的影响程度及方向，为更好地提升合作社质量提供实证依据。
三、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１． ＤＥＡ模型。一般认为，经济组织效率是指其投入量与产出量之比，反映投入产出相对关系，可以用来衡量效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１８ ］。而ＤＥＡ是通过对ＤＭＵ（决策单元）多种投入产出指标运用数学规划模型进行计算，进而对ＤＭＵ之间的相对有效性进行评定。根据ＤＥＡ算法，综合效率的提升是由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纯技术效率是指整个价值创造过程中技术更新速度和技术推广程度；规模效率是指投入增加对效率变动的影响。目前学者们开发出了诸如ＣＣＲ、Ｃ２ＧＳ２、Ｃ２ＷＨ、ＢＣＣ等多种实用模型，本文选择基于可变规模报酬（ＶＲＳ）的ＢＣＣ模型，ＢＣＣ模型可以同时考虑ＤＭＵ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ＢＣＣ模型的对偶规划表达式为：
２． Ｔｏｂｉｔ回归模型。Ｔｏｂｉｔ回归模型是针对处理截尾因变量与自变量相关关系的回归模型。本文拟将ＤＥＡ所测算出来的总体效率作为因变量，确定的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由于总体效率取值在０－１之间，若用一般ＯＬＳ进行回归，就会出现参数估计值不准确的情况。所以针对这种情况，本文拟采用Ｔｏｂｉｔ回归模型来研究截尾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同时避免指标间多重共线性问题，其模型一般表达式为
Ｙｉ＝βＸｉ＋γｉ（βＸｉ＋γｉ＞０）
或 Ｙｉ＝０ （βＸｉ＋γｉ≤０）。
通过ＤＥＡ—Ｔｏｂｉｔ两步法，在测算江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资本效率的基础上并借鉴前人的研究，综合考虑多方面影响因素，运用Ｔｏｂｉｔ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合作社效率的因素。同时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合作社负责人受教育程度与合作社资本效率呈正相关关系。
Ｈ２：合作社为农民身份与合作社资本效率呈负相关关系。
Ｈ３：合作社示范社级别越高，合作社资本效率越高。
Ｈ４：合作社负责人担任社会职务与合作社资本效率呈正相关关系。
Ｈ５：合作社成员数越多，合作社资本效率越高。
Ｈ６：技术服务水平与合作社资本效率呈正相关关系。
（二）变量定义
本文根据研究内容，并参考已有文献，选取前四大股东资本投入比率、社员出资总额、负责人资本投入比率作为ＤＥＡ投入（输入）变量；选取经营收入、净盈余作为ＤＥＡ产出（输出）变量；选取负责人受教育程度、负责人是否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级别、企业家才能、合作社成员数、技术服务水平作为Ｔｏｂｉｔ回归模型自变量。由于ＤＥＡ输入变量与合作社权益资本资源有关，故本文将ＤＥＡ综合效率定义为资本效率（具体内容见表１）。
（三）样本选取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４年对江西省１１个地级市县（市、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南昌、九江、赣州、上饶、萍乡、新余、鹰潭、宜春、景德镇、吉安、抚州）所发放的调查问卷。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共获得省内１１０家农民专业合作社问卷数据，问卷内容主要涉及合作社的基本情况、财务数据、生产状况等。由于部分合作社数据填写不完整，剔除无效样本合作社之后，剩余７８家样本合作社。样本合作社数量分布见表２。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合作社资本效率分析
通过ＤＥＡＰ２．１软件对７８个ＤＭＵ的资本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进行测算。其中表３表示将７８个ＤＭＵ按资本效率所属区间进行划分，以０．２为宽度，共划分为６个区间。表４反映了资本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由表３可以看出，总体上江西省７８家样本合作社资本效率表现很一般。达到ＤＥＡ完全有效的样本合作社只有９家，占总体的１１．５４％，说明这９家合作社在资本配置上达到相对最优。超过一半样本合作社的资本效率很低，小于０．２。资本效率在０．２－０．４的有１３家，０．４－０．６的有８家，０．６－０．８的有３家，０．８－１的有２家，分别占总体的１６．６７％、１０．２６％、３．８５％、２．５６％。造成目前合作社资本效率普遍较低的原因有很多，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存在众多有名无实的“空壳合作社”，这类合作社一般不从事实质性农业生产，以成立合作社的名义套取国家优惠政策资金，把各种支持政策而得的补助资金用以其他方面，钱没有花在“刀刃上”，必然拉低整个合作社平均效率水平。在目前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要想进一步提升合作社的效率，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合作社闲置资金，减少资源的无效配置情况，另一方面要合理调整合作社资本投入状况，在确保产出不变的前提下，减少部分投入，进而达到效率最优。
由表４可以看出，资本效率（Ｃｒｓｔｅ）的均值仅有０．３１５，２５％分位数、中位数、７５％分位数均小于０．５，说明大部分样本合作社处于ＤＥＡ较低的效率状态，并且最小值仅为０．００２，与最大值１之间相差达到０．９９８，说明有样本合作社处于极度无效率状态，要从两个方面考虑这些合作社：若认真分析之后，认为极度无效率合作社的效率提升空间十分巨大，需要利用自身处在的规模报酬递增递减现状，通过合理调整资本投入量，进而改善合作社资本效率；若分析之后认为极度无效率合作社确实不能通过调整资源投入量而改变，则应评估这些合作社是否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性，通过政府引导改变组织类型，将资源运用到其他方面。另外，纯技术效率（Ｖｒｓｔｅ）的分布情况与综合效率类似，说明大部分样本合作社没有利用好资本投入量及股权集中优势。规模效率（Ｓｃａｌｅ）分布情况好于其他两种效率，但还有提升的空间。
另外，处于规模报酬递增（ｉｒｓ）的样本合作社有２３家，规模报酬递减（ｄｒｓ）的合作社有４６家，规模报酬不变的合作社有９家。规模报酬递减的合作社较多，说明这４６家合作社增加投入并不能如期带来产出的增加，应当及时调整投入产出关系，提高效率。２６家合作社规模报酬递增，说明还有一部分合作社投入不足。其余９家合作社规模报酬不变，投入产出关系处于最优状态。
（二）合作社资本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各影响因素对合作社资本效率的影响，本文以资本效率值（Ｃｒｓｔｅ）为因变量，以负责人受教育程度、负责人是否具有农民身份、合作社示范社级别、企业家才能、合作社成员数、技术服务水平为自变量，运用ｓｔａｔａＳＥ１２．０对样本数据进行Ｔｏｂｉｔ回归。回归后得到结果１，而后将ｐ值大于０．１的自变量删除继续对剩余变量进行Ｔｏｂｉｔ回归得到结果２。回归模型通过了多元共线性检验，不存在异方差性，并且两个结果的解释力度均较高（Ｐｒｏｂ ＞ ｃｈｉ２＝０．０００；Ｐｓｅｕｄｏ Ｒ１２＝０．９８９、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２＝０．９７０）。具体回归结果见表５。
由表５可知，合作社负责人是否具有农民身份、企业家才能、技术服务水平等三个变量不显著，主要原因可能因为合作社负责人是否是农民、是否担任社会职务并不能真正衡量其知识能力水平及管理智慧的高低，任何身份的负责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与聪明才智管理好合作社，而技术服务次数的高低也并不能完全说明此项服务的成效如何，比如有些合作社服务次数很多但效果不明显，而另一些合作社服务次数少但效率较高。负责人受教育程度、合作社示范社级别、合作社成员数均与合作社资本效率呈正相关关系，与预期结果一致，具体来说：
１． 负责人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与资本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负责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则越能提高合作社资本效率。本文认为，负责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经营管理能力相对于受教育程度低的负责人更强，并且其对市场信息的领悟能力、对有限资源的合理投放能力、应对风险的能力、新技术知识的接受能力等也会受教育程度低的负责人，而这些个人能力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提升合作社的各类效率及绩效。
２． 合作社示范社级别。合作社示范社级别与资本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合作社示范社级别越高其效率越高。中国农业部联合其他八部委于２０１３年联合出台了《国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评定及检测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各地区以《办法》为基础结合自身情况又出台了各自的示范社级别评定办法。《办法》对示范社的申报要求有严格规定，这就要求合作社只有用心经营才能达到规定要求。所以示范社级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合作社的质量优劣，进而可以体现在相应指标上，即示范社级别越高其效率也就越高。
３． 合作社成员数 合作社成员数与资本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合作社成员数量较多可以使合作社获得较多的资本额，合作社资本资源较为充足，其生产经营能够获取所需的资本供应，相比资本供应不足的合作社其经营成果会更加丰裕；但另一方面合作社内成员过度，可能会增加合作社社员大会决策的“协调成本”，降低合作社的纯技术效率［１］，进而影响资本效率。两种方向的影响相互作用导致在现在这个时期合作社成员数与效率呈弱正相关关系。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江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整体资本效率不高，主要原因是较低的纯技术效率导致，这需要注意提升资本资源的利用效率，加大组织治理力度，优化资本管理效率。此外，负责人是否为农民、负责人是否具有社会职务、合作社当年为成员提供技术服务的次数与效率无显著的相关关系；负责人文化程度越高、合作社社示范社级别越高、合作社成员数量越多有助于提升合作社效率。
（二）政策建议
１． 加快提升合作社负责人受教育水平。现阶段，中国大部分合作社的运营几乎都是交由理事长领导的理事会管理，社员大会只是定期召开，合作社负责人实际上控制着合作社的大部分资源，而如何利用好手中的资源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合作社的发展。一般而言，合作社负责人受到的教育越多，其各项能力均会较之前得到很大提升，对治理合作社也会更加得心应手，所以提高合作社人力资本水平对合作社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合作社负责人应当与时俱进，多利用空闲时间甚至专门拿出一段时间加强学习，积极参与学历学位教育，学习理论知识，开拓眼界；另一方面政府可以设立合作社负责人教育补助专项基金，用于补助合作社负责人的部分学习费用。
２． 健全示范社奖补惩机制。中国对合作社示范社级别的评定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无论是事前申报或是后续检测都有一套要求标准，这要求合作社必须用心经营才能达到规定要求。成功申报示范社对合作社有众多好处，目前中国对于示范社也有一定的奖励和政策优惠，但并没有形成长效机制，并且对于发现弄虚作假的示范社惩罚机制也不够严厉。政府应该健全相应奖补惩机制并严格执行，激励合作社提升自身质量，促进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３． 保障合作社成员合理权益。通常而言，合作社的组织目的——保护和增进社员的利益能否完好实现，是合作社是否具有吸引力的关键，社员数量增加可以看作是合作社经营规模的扩大，经营规模的扩大可以带来规模经济 ［２０ ］。合作社社员作为合作社的所有者，通过与合作社交易获得剩余索取权。合作社合理运用其经营成果加大投入，改善生产条件之后，应当照顾到社员利益，使社员能充分行使剩余索取权，改善社员生活条件，使社员能够热爱合作社，激励社员提高生产效率，并且提升对新成员的吸引力。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参考文献
［１］黄祖辉，徐旭初，冯冠胜．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现状的探讨［Ｊ］． 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０２，（０３）：１３－２１．
［２］张征华，彭迪云．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Ｊ］． 农业经济与管理，２０１３，（０２）：６１－６５．
［３］黄祖辉，扶玉枝，徐旭初．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Ｊ］． 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１，（０７）：４－１３＋６２．
［４］Ｂｏｙｌｅ Ｇ 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Ｉｒｉｓｈ Ｄａｉｒｙ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Ｊ］． Ａｇｒｉ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００４，２０（２）：１４３－１５３．
［５］朱梦诗，刘从九． 我国农民合作社经营效率实证分析［Ｊ］． 中国合作经济，２０１４，（０７）：４６－４９．
［６］黄胜忠． 农业合作社理论研究述评［Ｊ］． 商业研究，２００９，（０３）：１７５－１７９．
［７］Ｋｒａｓａｃｈａｔ，Ｗ．， Ｃｈｉｍｋｕｌ， Ｋ．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Ｂａｓｅｄ Ｄａｔａ Ｅｎ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 Ｂｅｒｌｉｎ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２００９：２５５－２６５．
［８］Ｈｅｌｍｂｅｒｇｅｒ， Ｐ． Ｇ．Ｈｏｏ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Ｊ］．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１９６５：ｌ７－１３６．
［９］Ｈｕｅ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Ｕ．Ｓ．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 Ｉｏｗ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２：３１６．
［１０］Ｆｅｉｎｅｒｍａｎ，Ｅ．， Ｍ．Ｆａｌｋｏｖｉｔｚ．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ｕｌｔｉｐｕｒｐｏｓ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ａｒｅｔｏ Ｏｐｔｉｍａｌｉｔｙ， Ｐｒｉｃｅ－Ｔａｘ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ｅｏｎｏｍｉｅｓ，１９９１：９５－１１４．
［１１］李尚勇． 农民合作社的制度逻辑——兼谈其发展存在的问题［Ｊ］． 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１，（０７）：７３－８１，１１２．
［１２］扶玉枝，黄祖辉． 营销合作社分类型效率考察：理论框架与实证分析［Ｊ］． 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１２，（０５）：２１－３１，９４－９５．
［１３］王传彬． 徐州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营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Ｊ］． 经济研究导刊，２０１４，（３６）：２５－２６，３３．
［１４］郭恒．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运行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Ｄ］．东北财经大学，２０１１．
［１５］胡魁． 基于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ＤＥＡ两阶段模型的浙江果蔬营销合作社效率研究［Ｊ］． 新疆农垦经济，２０１４，（０３）：５１－５６．
［１６］王太祥，周应恒． “合作社＋农户”模式真的能提高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吗——来自河北、新疆两省区３８７户梨农的证据［Ｊ］．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０１）：７３－７７．
［１７］扶玉枝． 农业合作社效率研究［Ｄ］．浙江大学，２０１２．
［１８］李道和，池泽新． 政策支持与农业龙头企业绩效关系研究——以江西省为例［Ｊ］． 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１１，（１２）：４－１０．
［１９］曹文杰． 基于ＤＥＡ－Ｔｏｂｉｔ模型的山东省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Ｊ］． 山东农业科学，２０１４，（１２）：１３３－１３７．
［２０］国鲁来． 合作社的经营规模与组织效率［Ｊ］． 农村经营管理，２００５，（０９）：１３－１５．
（责任编辑： 管 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