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南阳“艾滋病拆迁队”事件引发强势围观。官方调查结果显示，“艾滋病拆迁队”的幕后黑手实为房地产开发商，其雇用社会人员刘某某组成所谓拆迁办公室，之后刘某某组织6名艾滋病患者组成“艾滋病拆迁队”。目前，5名主要嫌疑人已被控制，多名官员被处分。
从事件的起源来说，有关部门的失职成为事件催生的动因。涉事小区居民不愿搬迁的原因是开发项目手续不全，担心拿不到安置房的房本，理由充分合理。一个手续如此不全的项目自始至终未被有关部门叫停，谁失职自不待言。
从事件的演进来说，开发商逼迁同样基于有关部门的“壮胆”。一方面，开发商“越俎代庖”逼迁的背后，或隐藏着有关部门不方便出面的“无奈”。进一步推导，相关部门不便站出来通过法院执行，则恰恰印证了项目本身有问题。媒体最新报道，涉事开发商曾为31名干部发放“福利”，并宴请多家政府部门。另一方面，“艾滋病拆迁队”从挨家挨户敲门到强行进入他人住所，再到白天在小区院子里晒太阳、晚上放鞭炮砸玻璃，最终升级为断水断电、用钢珠枪袭击，小区所在街道负责人“不闻不问”，公安部门接到报案迟迟不答复，都明显失职。
从事件的处理来看，与案件有关的多个部门并未被迫责。尽管涉事的主要部门如房屋征收办、住建局、街道办相关负责人被“记过”处分，但此事牵出的远不止上述三个部门。
总之，“艾滋病拆迁队”事件折射了地方部门集体失职的弊病，是系统性的“不为”陋习。当地方多个部门都没有站好自己的岗位、守好自己的责任时，靠单纯的“记过”恐怕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因此，“记过”只能成为这一事件的惩戒，地方部门“集体”失职的问责与探因，才是类似“强拆”问题的整体告破。（《广州日报》唐金凤）
借立法权防范政府“有权就任性”
正在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了《立法法修正案草案》。草案中的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增加其义务的规范引发各界关注。这意味着一些限行、限购、限贷等地方限制性行政手段，今后将不能再“任性”。
“地方立法行政化，行政立法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这是民众对一些地方政府立法乱象的揭示。良法善政，良法是前提。偏重维护部门利益的规章，难称良法，也难以获得民众的认同。当下之中国更渴望以“科学立法”来保障良法出台。
在《立法法》上，狭义的法律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规范性文件。“依法治国”的含义并不是指地方政府借助于自己立法来治理民众，而是要地方政府首先受制于国家法律，且不得逾越法律的界限。现行《立法法》在第8条明文设定了“法律保留”原则，其中“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民事基本制度”等只能制定法律。这意味着，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所有行政机构都不能随意将“立法”之手伸向民众的钱包，或突破上位法随意限制公民的合法权利。
“法制统一”是《宪法》第5条所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违反这一原则即意味着违宪。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地方规章，都应坚定不移地奉行“法律至上”，模范地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只有各级政府模范地遵守法律，才能让人们真正形成对法律的合理预期。
近年来，破坏“法制统一”的地方政府规章屡有可见，《立法法修订草案》能关注这一现状，凸显的正是立法者的问题意识。对部门利益法制化的立法回应，是个难能可贵的进步。（《京华时报》王云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