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俊杰
【摘要】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催生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如今已积累了若干经验。2008 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走出去”的影响很大，相关的战略调整势在必行。2014 年，经济下行迫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调整“走出去”战略，新的一年任重道远。当前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的基本思路是整合国内相关力量，集思广益多头并进。总体上，来年中国经济“走出去”要稳扎稳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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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经济下行；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
【作者简介】陈俊杰，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
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维持在7.3％左右，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标。相比之下，同时段发达国家年均经济增长率不到2％，发展中国家则在1％左右。墨西哥高铁招标一波三折并非个例，中国经济“走出去”好事多磨将是一种外交“新常态”。在国内国际经济下行趋势均不可避免的背景下，新的一年中国经济又该如何“走出去”？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与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足以为鉴。
一、亚洲金融危机催生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
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分水岭，为了打破西方国家自苏东剧变以来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重点从“引进来”转向“走出去”。为了让对外开放“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党的十四大报告强调，要主动开拓国际市场，谋求对外贸易多元化，重点发展外向型经济，不断扩大民族企业的对外投资与跨国经营，尽一切可能利用国外资源与引进先进技术。“对外贸易多元化”“开拓国际市场”与“利用国外资源”等是“走出去”战略的核心概念，也是“走出去”战略思想的萌芽。江泽民1997年接见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代表时首次以“走出去”为一项国家发展战略并置之于关键位置，突出引导与组织国内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意义，要求下大气力研究与部署如何走出去搞经济技术合作，如何有步骤地组织与支持一批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走出去以形成开拓国外投资市场的初步规模。他强调，这既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中国经济“走出去”受挫，江泽民在一次讲话中呼吁，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加快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
随着世纪之交全球经济回暖，江泽民2000年对以“走出去”为国家重大战略进行详细论述：一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客观条件逐步成熟，因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已大有提高，应该而且有条件“走出去”了；二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日益显著，大胆而积极地“走出去”才能弥补国内的资源与市场的不足，将中国的技术、设备与产品带出去，也才更有条件引进更新的技术、发展更新的产业，由小到大逐步形成中国的跨国公司以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更好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与西部大开发等对内战略规划相辅相成，这也是事关中国经济的全局与前途的重大战略；三是实施“走出去”战略要贯彻多元化方针，无论开拓国际市场还是利用国外资源都要坚持多元化方针，在努力开拓欧美市场的同时继续努力开拓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江泽民同一年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强调，必须不失时机地实施“走出去”战略，这是中国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的必由之路，如此规划有利于在更多的国际市场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与资源优化配置，不断增强国内经济发展的动力与后劲，促进国内经济长远发展。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条件更成熟、要求也更迫切了。在2001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究班上，江泽民从“为我国的未来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考虑”的高度论述中国经济在对外开放新阶段面临的国际竞争更趋激烈的新形势下抓紧“走出去”的紧迫性，强调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将中国的对外开放推向新阶段的重大举措，是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与两种资源的必然选择，是逐步形成中国的大型企业与跨国公司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六大报告则明确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中国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
“走出去”战略从提出到写进十六大报告经历了从逐步明确到不断丰富的过程，其基本内涵是组织民族企业到国外投资办厂以开拓市场，其主体是跨国公司，其战略价值取向是弥补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市场之不足，在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与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国际竞争，不断增强国内经济发展的动力与后劲，从而促进国内经济长远发展。我国“入世”近十年来，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很好地贯彻了“走出去”这个大战略。十八大报告要求“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从而为中国经济进一步“走出去”指出了具体的努力方向。
二、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走出去”的影响
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普遍放缓，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为中国经济“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机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借助外资提振本国经济，尤其是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西欧与希望尽快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非洲的愿望更为迫切，有利于中国企业并购国外优质资产、扩大海外投资。
在国内，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调整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成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客观上要求中国经济必须加快“走出去”，进一步提升“走出去”的规模与水平；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经济竞争力的不断提高，对外投资内生动力的更加强大，为中国经济“走出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走出去”工作得到国务院各部门与地方政府的更多重视，“走出去”观念得到更多认同，政府相关促进政策的积极效应正在凸显，有关法律体系逐步完善，初步形成了多方联动的工作格局。在国外，IMF等国际经济机构预测全球经济在新的一年将转向复苏，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将稳步上升，跨国并购将恢复增长；世界各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出台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对外资的限制有所放宽，有意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能源与绿色环保产业等领域与中国合作，西欧主权债务危机也有利于中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获取技术、人才、品牌、营销网络与有形资产。
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为中国经济“走出去”带来了诸多新问题：民族企业难以适应日趋白热化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国经济总体实力与发达国家尚有差距，相比之下缺乏品牌、核心技术与销售网络，内部管理不完善，缺乏科学的投资决策机制，对国外经营风险识别与控制能力较差，应对、预警突发事故的能力有待加强，熟悉国际规则与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有限，运用东道国法律与国际通行规则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不足，对国际市场不熟悉而难以适应国际竞争，对外投资决策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走出去”的经营秩序有待规范，许多企业的海外经营存在短期行为，社会责任意识不强，不善于处理企业利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境外无序竞争时有发生，“诸侯经济”诱发的“窝里斗”使企业利益受损，也破坏了国家的国际形象；“走出去”的管理服务体系有待完善，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法制建设滞后，管理体制尚未理顺，政府管理部门之间协作不够，决策越位、监管缺位与公共服务不到位现象普遍存在，中介机构服务意识淡薄、行业组织自律、协调功能薄弱；“走出去”的外部风险更难防控，恐怖主义、局部动荡与宗教民族冲突等突发事故不断，一些国家的社会治安状况很难改善，突发事故波及范围很大，对中国企业员工人身安全造成危害，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随时要面对安全考验，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国有企业并购海外企业时经常遭到各种歧视，“中国威胁论”与“黄祸论”等反华谬论时有抬头。
中国经济“走出去”起步晚于发达国家而挑战较多：对照“引进来”的成就，中国经济“走出去”尚需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尚需完善，中介组织尚需培育，企业人才瓶颈尚需解决，行业协会服务管理能力尚需提高，经营主体实力尚需增强，企业品牌尚需开发，企业经营行为尚需规范；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较大，各国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部分西方国家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破坏中国的正常投资并购；少数西方媒体死抱冷战思维不放，蓄意将中国企业的海外活动政治化，导致中外经济利益冲突时有发生，境外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国际相关行业的恶性竞争加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与中国恶性争夺海外资源。
对照之下，中国经济“走出去”往往背离世情而异想天开，民间超前而政府滞后，目光短浅而难做长线，贪大求“洋”而激化矛盾，步伐紊乱而缺乏协调，单兵突进而保障不足。“十二五”收关之际，针对中国经济对外开放面对的上述新问题，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还要做好若干承上启下工作：更加注重制度设计，不断加强宏观指导，努力完善政府服务，继续强化社会责任。
三、经济下行迫使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
美国次贷危机诱发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运行的国内国际环境逐步恶化，调整“走出去”战略势在必行。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对外投资存在多头审批管理，对“走出去”的民族企业缺乏有效管理；国内企业在海外投资存在无序竞争，相应的金融服务不够完善；中国与其他国家尚未建成有效的双边、多边投资保护机制，导致对外投资风险加大。2014年，中国经济进一步下行，IMF对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估也从上半年的3.7％下调到3.4％。中国经济“走出去”在新的一年要面对的挑战主要来自全球经济不景气导致的悲观情绪；国际金融体系更为脆弱，难以为企业投资提供支持；较之于世界多数国家的社会不稳定，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以至于不少国家对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渐生被兼并之忧。
在国内，在稳增长方面，主要产品市场需求不足，生产能力过剩、供大于求导致阶段性、结构性剩余，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产品出口市场空间遭到压缩，开拓国际市场以扩大有效需求是一大经济课题；在调结构方面，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日益突出，产品积压影响经济效益与竞争能力的提高，地区经济结构趋同，房地产等行业生产能力供过于求，不少企业经济素质、经济效益低下，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逐步抢占市场、垄断技术、获取超额利润，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调整难度加大，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利于在更多的国际市场以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与资源优化配置；在促环保方面，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而增大，区域性生态环境形势严峻，自然资源开发强度加大，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影响着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的提高，污染物排放量居高不下，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矛盾积重难返，中国经济“走出去”是进一步参与国际环保合作的重要渠道与“倒逼”国内环保建设的必要手段。
在国外，面对TPP等各类双边谈判，中国既要积极参与又要防范风险。对于中国这类急需扩大国际市场以利用国外资源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大于挑战。中国必须勇于并善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让国内企业到国际经济舞台上放开手脚多元发展：美日欧发达国家经济下行尚未触底反弹，中国要抓住机遇反守为攻，加快海外企业并购；非洲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潜力大，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要大力扶持有一定实力的民族企业去开展不同规模、领域广泛、形式多样的跨国合作，在参与当地公益事业、树立企业良好形象的同时还要展开公共外交，全面反击反华势力污蔑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谬论；“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发展潜力大，经济增长较快，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一个重要方向，尤其是乌克兰危机等地区冲突有可能为中国进一步打开前苏东国家市场创造机会，西方国家挑起与俄罗斯的新冷战对中国利大于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及复杂的国际经济工作中，涉外领导干部必须具备新的知识结构，必须具备开阔的国际眼光。尤其是要大力拓宽中青年领导干部的视野，大力培养其战略思维能力，使之善于观察世界大势并正确把握时代要求。对国际经济问题没有战略性思考是很难做好领导工作的，而且是很危险的。历史教训反复证明，不把握世界发展的大势而固步自封作茧自缚，是导致国家衰落与民族危亡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次贷危机积重难返，中国各级政府决策部门要加强对外经济风险防范指导，见微知著、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不搞临渴掘井。
为了加速国内经济复苏，及时调整“走出去”战略有利于中国进一步获取海外能源资源，在国际能源资源分配中争取更加有利的战略态势；有利于逐步巩固中国自己的各种跨国公司，获得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提高技术开发与自主创新能力；有利于中国主动地在更多的国际市场完成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经济下行导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的风险进一步增大，国内企业有必要更为主动地进军国际市场，组建自己的各种跨国公司以获取更多的能源资源，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向产业链高增值环节迈进，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在全球经济触底反弹乏力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继续保持与拓展北美、西欧与东亚市场的同时进一步开拓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与东欧、独联体国家市场，要着眼于解决三大问题：一是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以扩大有效需求，二是从国外获取资源以缓解国内的资源、环境、生态压力，三是在更多的国际市场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与资源优化配置。
四、当前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的新思路
中国经济“走出去”可借鉴的国际经验有：建立促进与保障“走出去”的法律体系，给予企业适当的税收优惠，建立海外投资风险基金，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逐步简化审批程序，放宽对人员出入境的限制，对资源开发型与科技开发型投资予以特殊扶持，完善信息服务，对“走出去”的领域与地区有所侧重。由于经营环境与国际化诱因不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战略选择既要遵循跨国公司实施国际化战略的一般原则，又不可能照搬发达市场环境下的所有经验。特别是对“走出去”的领域与地区，中国的抉择要有与之针锋相对的逆向思维。
面对全球经济下行趋势，中国应以对外投资为主，以对外贸易为辅，突破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促进中国外贸市场多元化，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国际市场发展空间；鼓励形式多样的劳务输出以缓解国内就业压力，将劳务输出与“一带一路”建设、国内经济区域平衡等国家战略有机配合，互为促进；促进外汇储备多元化以分散金融风险，外汇存底主要用于购买美欧国债而投资渠道单一且依赖性极强，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也已连续超过GDP的增长，加大海外投资既可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相适应，亦可解决资金与外汇使用渠道的多元化与合理化等问题；制定特别投资鼓励政策以促进海外资源开发类项目，拓宽海外投资领域以建立获取短缺资源的重要补充渠道；抓住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难得机遇，通过海外投资获取发达国家的先进工艺与产品研发技术，将国内成熟而饱和的工业成套应用技术转让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谋利。
面对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要充分评估金融创新的复杂影响：信贷市场基础产品创新导致金融体系信用风险承担总量增加，资本市场衍生产品创新导致信用风险由信贷领域转向资本市场并传导给更加广泛的投资者，风险承担与转移足以加大系统性风险与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对信用衍生产品与资产证券化等信用风险转移技术影响金融体系稳定性的研究要高度重视；尽量克服金融机构现代风险管理技术的局限性：风险定价会增加系统性风险、导致商业道德与法律纠纷问题，资产证券化、结构性金融与信用衍生产品会导致风险集中、浓缩而加大风险交易的杠杆性，从而使金融危机更易横向“传染”，使国内市场在特定的宏观背景下更脆弱，微观机构的风险管理与宏观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难免冲突，风险定价技术在宏观上极易导致低收入阶层的沉重利息负担而诱发金融危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有效运行要靠内在动力与技术的支持与监管检查与市场约束；积极应对参与全球金融风险配置体系的挑战性：中国金融界“走出去”难免涉足全球金融风险配置体系而变成全球金融风险转移机制的一个环节，在此环节的任何作为都会影响国内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美国次贷危机导致中国几家银行受损，中国金融界在全球金融风险配置体系中占优势既有必要又有风险，而充分的人才、技术储备足以确保在国际竞争与风险配置体系中设定恰当的风险战略，提高金融风险的识别、衡量、定价与转移等现代金融风险管理能力。
为了在全球经济下行趋势下继续让中国经济“走出去”，中国政府应在定位上更加明确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的正当性，围绕中国经济“走出去”加强各级政府的政策协调与部门协调，积极推进与中国经济“走出去”相关的人才培养，稳步增强中国保护海外经济利益的综合能力（例如，加强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发言权以争取中国不同产业对国际市场的定价权，推广公共外交以营造对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有利的国际舆论，夯实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建设以进一步提高中国军队的海外投送能力，通过发展更广泛的各类“战略伙伴关系”为中国经济“走出去”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逐步取消对外投资管理审批制，加强对外投资与跨国经营的融资服务、信息服务、人才培训服务、海外权益保护与保险服务，减轻税收，完善国内市场法制环境，为重点跨国公司开通绿色通道，改善民族企业的国际舆论环境，建立为民族企业服务的社会支撑体系。
外交部门要切实加强与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与行业协会等相关部门的协调与合作，为中国经济“走出去”建立科学的国家风险预警机制；大力加强经济外交，提高商务外交在中国整体外交工作中的战略地位，摈弃中国外交传统上重政轻商的积习，提高驻外使馆经商处的人员配备与素质，加大外事部门为中国经济“走出去”的服务保障力度；与相关法律部门携手加强外交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设与研究，用好外交保护法律制度武器，切实维护中国企业员工在海外的合法权益；不断完善领事保护制度，有效保护中国经济“走出去”的海外合法权益；将公共外交纳入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如发展与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关系，加强与东道国民间机构的沟通，遵守东道国法规，尊重当地人习俗，援助东道国扩大就业、修路建校、参与环保卫生等公益事业，利用媒体改善自身形象、打造品牌知名度，增加企业经营活动的透明度以增强信息传播的公信力与有效性，利用媒体搞好危机公关，抢占话语权，组织各类公关活动、开展游说活动传播企业理念，培训专业人才调研东道国之政治、军事、文化）；建构经济风险防控体系，加强信息网络、国际经济合作预警制度建设，强化国际经济合作安全监管措施，落实国际经济合作安全责任及其督导检查，健全国际经济合作应急机制。
民族企业要练好内功，打好基础，不断完善风险评估体系与规范内部投资决策程序，不断加强对海内外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的引进、培训与自主创新与标准、专利投入的能力，不断加强保护与积累知识产权的力度；要有备而去，有的放矢，做好前期调研，对东道国的投资政策、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适用性与文化差异深入细致地分析比较，扬长补短力争“专而精”，集中力量做好自身优势业务，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再进军新领域；要创新方式，多方合作，充分了解国际规则与东道国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各种策略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以间接投资与非国有资产为主，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控股以尽可能减少阻力，亦可在“亲、诚、惠、容”的外交原则指导下与外国跨国公司携手“走出去”。
总之，中国经济要继续“走出去”，民族企业要激发内部建设动力，加快国际化能力升级；政府各部门要完善多样性服务，为民族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环境；相关中介机构要发挥特色优势，为民族企业“走出去”排忧解难。
五、小结：今后中国经济“走出去”要稳扎稳打
不难预料，2015年世界经济将依然低迷，各国对外投资需求势必更为迫切；中国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承受的美元贬值风险上行，加之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环境资源压力的加大、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加快、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与亚投行的成立，都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走出去”势不可挡。
东边日出西边雨，“东急西重”是目前中国经济“走出去”要面对的地缘经济基本格局。在中国东部，美日同盟助推军国主义势力死灰复燃，亚太经济合作进退维谷；在中国西部，企图通过阿富汗战争两线包抄中国的西方势力欲罢不能，而“一带一路”战略蓄势待发。对照之下，西部始终是中国综合国力发展的最后依托，而东部依然是中国综合国力发展必须突破的战略瓶颈。中国经济“走出去”要在可预见的未来“固西挺东”，确保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下行趋势下规避“颠覆性”闪误。交好新朋友不忘老朋友，中国经济“走出去”要通过“对冲机制”稳扎稳打，为抓住新的一年全球经济触底反弹的新机遇未雨绸缪。
中国经济在新的一年“走出去”的基本态势将是：对外投资的主体由最初的“国有企业唱主角，民营企业敲边鼓”向“国企民企并重”发展，对外投资区域由最初的集中在地理相邻、制度相近的区域向跨区域、跨文化等方向发展，投资行业从低端技术部门转向高端技术、高附加值行业，尤其是租赁与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与零售业、制造业等五大行业“走出去”较快。
通过集群式与国际生产一体化的对外投资，中国政府将在更高层次上整合国际资源，以最终建立本国的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在新的一年，中国政府应积极参与高标准的双边或区域性的投资协定谈判，通过互惠方式在市场准入与投资者保护等方面为中国经济“走出去”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与安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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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明）